董仲舒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便是在汉武帝举行的策问中通过三次对策脱颖而出。汉武帝即位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贤良”和“文学”是两项不同的选官科目，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这就是著名的“贤良对策”。因为连续回答三次，阐述他的天人理论，所以又称“天人三策”。需要指出的是，汉武帝的策问和董仲舒的对策，不是在朝廷上面对面的对话，而是“咸以书对，著之于篇”，以书面的形式进行的。汉武帝为了让大家知无不言，无后顾之忧，他保证说“朕将亲览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他的《春秋繁露》这本书的思想，便是“天人三策”思想的展开与细化。

根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贤良诏举举行了三次，分别是建元元年（前140）、元光元年（前134）、元光五年（前130）。公元前140年，十六岁的汉武帝登上皇位，当年便发布诏令，荐举贤良。在建元元年的这次贤良选举中，汉武帝根据丞相卫绾的建议，同意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这是武帝试图选举儒生，扭转黄老无为政治航向的一次尝试，但是这次尝试由于窦太后的干涉而以失败告终。第二年，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被罢免。汉武帝儒家化改革的第一回合宣告失败。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去世，武安侯田蚡任丞相，第二年即元光元年，武帝再次举贤良。在这次贤良对策中，武帝一问再问，董仲舒一答再答，通过天人关系的论述为汉武帝的内外事功提供理论依据，帮助汉武帝完成了治国指导思想的转变。

那么，在这三次对策中，汉武帝具体问了些什么问题？董仲舒又是如何回答的呢？

第一策：关于“世道盛衰”的问题。汉武帝问世道的盛衰到底是应归之于“天命”，还是应归之于“人事”。董仲舒明确回答，国家的治乱废兴不是由什么“天命”主宰的，而是由君王用人是否恰当，其政令措施是否符合正道决定的。汉武帝还问了“受命之符安在”以及“灾异何缘而起”的问题。因为即位以来，“受命”的祥瑞未曾出现，而灾异之事却频频发生，这让汉武帝很是困惑。董仲舒回答，作为“受命之符”的祥瑞是存在的，它来自上天，是上天要某人当王的表示。“灾异”现象也是上天对人的行为做出的反应。君王的行为会导致上天分别做出“祥瑞”或“灾异”的反应，因此君王应该正君心、立教化、实行更化。(www.daowen.com)

第二策：关于“帝王之道”的问题。在政治方面，汉武帝问了君王应该“无为”还是“有为”的问题。董仲舒从分析舜的“无为”和周文王的“有为”入手，指出帝王治国的基本原则是一样的，但是有劳有逸，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造成的。在经济方面，汉武帝问了尚“俭”还是尚“文”的问题。董仲舒并不主张一味俭朴，而是主张应该依照礼法行事。在法律方面，汉武帝问了是否应该使用“刑罚”以治国的问题。董仲舒反对任用“刑罚”，主张施行“德教”。此外，汉武帝还问了为什么自己十分努力，却没有收获什么美好功德的原因。董仲舒也进行了细致分析和阐述，他认为原因有四：第一，“功不加于百姓”，也就是没能像过去的圣王那样以“仁爱之心”对待老百姓；第二，“求贤未获”，平时对贤士的培养不到位，应该“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第三，“长吏不明”，君主的仁德得不到宣扬，基层百姓感受不到恩泽；第四，“贤不肖浑淆”，现行官僚制度有问题，不能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

第三策：关于“天人古今”的问题。关于“天人”的问题，董仲舒提出天是“群物之祖”，人是“得天之灵”，天人之间可以相互感应，君主应该向天学习，谨承天意，爱民、养民、教化民。关于“古今”问题，董仲舒认为古代重德教，而今废弃德教；古代治理得好，而今问题很多。关于“先王之道”的问题，董仲舒提出“先王之道”经历千万代都不会有弊端，“王者”会一直沿袭这“道”，其原因就在于“道”是来源于“天”的。“先王之道”在细节上有一些差别，主要是因为各自所处的实际情况不同造成的。

汉武帝和董仲舒在一问一答中，相互激发，配合默契。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很多思想被汉武帝所采纳，对汉代及以后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