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强调人治，认为“为政在人”，国家所有法律制度都要靠人去推行。制度贯彻执行的效果，与官吏的个人品德密切相关。正所谓“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54]因此，古人特别看重执政官吏的个人操守，强调他们的表率作用，要求官员们从各个方面加强自身修养。所谓“亲民之官，得其人则百废兴；不得其人则百弊兴，所谓人存政举，有治人无治法也。”^[55]

因此，古人要求官员在端正“心术”的基础上修养仁义恭敬，衣冠、容貌、言谈、举止，都不可“有倾刻亵慢”，因为这些都是人们所公认的修身立政之本。诚信是官吏事君上、怀下人的重要品质，做官无诚信，则“无以取爱于其君”，“无以取亲于百姓”。因此官吏修身“莫善于诚信”。谦逊不骄，被看作是利己利人的美德，《孝经·诸侯章》中有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56]如果统治者身居高位而不骄横，能谦逊待人，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戴，有利于他的统治和仕途。古人认为官吏之间、官民之间等上下关系中，“上”的表率与引导作用十分重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7]《礼记·大学》提倡好的言行时，要求“上”必须做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在制止坏的言行时，则要求“上”必须做到“无诸己而后非诸人”。^[58]

怒能败事，为人所共知。因此古人强调为官处事时必须以忍制怒。吕本中认为“忍之一事，众妙之门”。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为官者“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触忤，斯能为人不能为之事功”。(www.daowen.com)

由于官职带来的特权和利益，大多数官吏都不愿意主动交出手中的权力，这就使官场充满暮气。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古代官员以善始善终勉励各级官吏及时退休、让贤与能，以保持晚节。首先，告诫官吏要知足，“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则危”。^[59]要有自知之明。其次，是在强调任重则责重，责重则忧深的基础上，要求官吏不要恋职，把官职看得轻一点，要想到“进退皆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