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工匠精神源远流长。古代社会较为发达的手工业，为工匠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先秦的鲁班、李冰，三国时期的“名巧”马钧，宋代的韩公廉，明朝的宋应星等等，都是一代能工巧匠。中国匠人精神，渗透在他们尽心尽责、精益求精的工作实践当中，成为流传百世的道德规范和崇高情操。

1.简约朴素，切磋琢磨

由于当时物质生产条件相对落后、科技文明相对不发达，人们往往以天然产物为原料加工制造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具。从粗糙、不规则的“打制”石器到光滑、匀称的“磨制”石器；从《礼记·礼运》说的“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到《通鉴纲目外记》说的“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从简单的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到复杂的制陶、纺织、房屋建筑、舟车制作等原始手工业，无不体现了早期工匠艺人追求完整朴素的工匠精神。

工匠们制作刻有花纹的骨笄，并佩以磨得光洁晶莹的美石质的玦、璜、管、珠等装饰品来固定头发，还用虎、熊、野猪、獐的牙齿作佩饰，特别是以鸟为表现主题的工艺制品，不仅反映了河姆渡文化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更表明了一种构思严谨巧妙，技艺细腻娴熟的工匠精神。此外，《诗经·卫风·淇奥》早就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佳句来表彰工匠在对骨器、象牙、玉石进行切料、糙锉、细刻、磨光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真制作、一丝不苟的精神。

2.以德为先，德艺兼修

以德为先，不仅是我国古代工匠艺人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而且是工匠精神得以产生的价值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文化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德为先，重教化”的圣人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也就越来越多，一些特定的职业不但要求人们具备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求人们具备特定的道德观念、情感和品质。工匠艺人作为一种职业团体，为了维护职业威望和信誉，适应社会的需要，在职业实践中，根据一般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逐渐形成了自己职业的道德规范。《墨子·尚贤上》就有记载“兼士”必须符合三条标准，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45]，要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46]这种道德价值观，作为古代一些社会职业的道德评价标准，也得到工匠们的认同。

此外，据先秦典籍《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47]生产与生活的逐步浸染，凸显出了道德特征的精神走向，“正德、利用、厚生”成为古代工匠艺人的职业道德规范。其中，“正德”居于首位，就是要求工匠必须为人正直，端正德行。因此，“崇德尚贤”成为中国工匠精神的伦理走向。(www.daowen.com)

对于工匠艺人来说，“德行”还需要“技能”的陪衬。若无“技能”相佐，梦想极有可能变为“玩笑”。正所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48]追求技艺之巧，也是我国传统工匠毕生的追求。

据《考工记》记载，战国时期，编钟极其精致，可以做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悬），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49]此外，《庄子·养生主》也有记载“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50]神乎其技，莫过于此。

总之，我国古代工匠艺人不仅具备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德艺兼修”的工匠精神。

3.心传体知，师徒相承

对于我国古代工匠艺人来说，技艺的传承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学习，更是一种内在的艺术熏陶和无形的心理契合。

我国古代有不少行业和岗位都传承着这种“工匠精神”。如纸坊业奉东汉宦官蔡伦为祖师；陶瓷业的祖师，有柏林、虞舜、老子、雷公等，被奉为“窑神”；鞋匠以孙膑为祖师；酒坊的祖师是杜康；豆腐坊以乐毅为祖师，等等。一切手工技艺，皆由口传心授，这些精工良匠们依靠言传身教的自然传承，在传授手艺的同时，也传递了耐心、专注、坚持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特质的培养，只能依赖于工匠艺人之间“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以及“体察领悟，身知体会”的行为感染，这是现代大工业的组织制度与操作流程所无法承载的。师徒们在一起生活、学习、讨论、钻研技术，通过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不仅培养了大批手工艺人和工匠技师，也养成了他们“尊师重道，谦虚好学”的美德，所谓“师徒如父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习语，就源自于艺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