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容上，乡规民约的内容主要以宣扬儒家的纲常伦理为主。儒家伦理强调礼的教化作用，渗透并具体化到乡规民约中，旨在形成社会生活中的差序格局，使所有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各尽其伦，实现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秩序与和谐。如《吕氏乡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规定了乡人修身、立业、齐家、交游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日常礼仪俗规，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约规。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

总体来看，传统乡规民约与古代经济生产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乡土社会重要的规范，成为社会秩序的重要来源。

（一）经济生产

经济生产是古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乡规民约对这方面有较为细致的规定。

其一，是乡民农业生产互助。乡民农业生产互助是古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规民约的存在，对农业生产互助的维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元代西夏《龙祠乡社义约》中记载：“其社内之家，使牛一犋，内有倒死，则社人自备饮食，各与助耕地一晌。其锄田人，社随忙月、灾害，自备饮食，各与耕田一日。其助耕耘者不行，依法在意罚钞一两五钱。”

其二，是农业生产资料的管理和分配。如道光八年山西襄汾盘道村原家巷《修井碑记》记载：“议定九甲轮流取水，不得乱甲，如违，罚银五钱入官；议定取水之人日出下绳，日入盘绳，如违，罚银五钱；议定合井人间有典卖井分者，不得由己典卖于井外人，井外人亦不得典卖，如违，典卖者罚银五钱，典买者亦罚银五钱，井分两家俱不能得，入官。”光绪十二年（1886）陕西蒲城《漫泉河水利章程碑文》中记载：“于灌区受水户，推举管水之人，年年淘浚修补，保障淤泥不堵塞源头，及时修补堤堰使其没有崩塌陷漏之弊。”

其三，是对农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保护。道光十四年江苏常熟杨元镇在《众姓公议禁鸭保稼议单》中记载：“议鸭入田在议人见徇私轻恕者同人例罚；议凡种上下者号北助号之田者各家不得异议；议倘有地保心力之费照田均派每亩五文。”乾隆四十八年六月《祁门县凌、康二姓立禁伐公白》中记载：“凌务本康协和堂，原共有金竹税洲，为申饬文约请示演戏严禁，蓄养树木庇荫水口，保守无异。近因无耻之徒，屡被偷窃，锄种无休，是以二姓合议，会禁水口，命脉攸关，本应指名控理，免伤亲族之谊，违犯自愿封禁鸣锣、扯旗示众。自后，家外人等毋许入洲窃取，税州（洲）地毋许锄种，如违罚戏壹台，树木入众。如有梗顽不遵，指名赴县赍文控理，断不宽恕。二祠倘有外侮，费用均出，各宜凛遵，毋贻后悔，凛之慎之。”咸丰六年（1856）陕西韩城党家村《中地亩粮石分数条规碑记》中记载：“议靠墙不许挖坑堆粪土瓦块；议城周围崖下不许取土斩草伐木；议城上不许倒炭渣恶水并无事闲游；议城周围倘有损伤公中修补；议设湾地南边与开第除东□出路五尺；议周围崖下俱有石畔不得□行移易；议堡中分地年久不能无变通定要先尽堡中有份之家；议堡中不许招安闲杂匪顽之人。”

其四，是农村经济活动开展的相关规范。如清道光四年（1824）五月初一日《婺源县洪村光裕堂公议茶规碑》中记载：“公议茶规：合村公议演戏勒石，钉公秤两把，硬钉贰拾两。凡买松萝茶客入村，任客投主入祠校秤，一字平称。货价高低，公品公买，务要前后如一。凡主家买卖，客毋得私情背卖。如有背卖者，查出罚通宵戏一台、银伍两入祠，决不徇情轻贷。倘有强横不遵者，仍要倍罚无异。”嘉靖《尉氏县志》卷一的《风俗》中对经济互助行为有规定：“凡以钱入会生殖者，每月作若干会，会必以酒食，一人掌钱，一人掌历，群相生殖，多由此成家。会中人吉凶事有宜庆吊、宜贷乞、宜援助者，皆恃此为之，其有负约者，出之。”

（二）社会生活

古代社会在礼教约束下形成了注重仁义礼法的人际交往模式。乡规民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对乡村社会人情往来、文化事业、祭祀仪式、社会风气等各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约束和协调作用。总体来看，在儒家和合文化影响下，乡规民约试图建构一套守望相助、和谐相处的社会规范。(www.daowen.com)

其一，乡规民约有助于乡村社会内部成员关系的调整。明隆庆祁门《文堂乡约家法》中有云：“乡里之人，朝夕相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内如妇女灿嫂相与，幼如童稚齐辈相嬉，年节时序，酒食相徵，逐其和好，亦是自然的本心，不加勉强而然。……尽一乡之人，如一母所生，自然灾害不生，外侮不入，家安人吉，物阜财丰，同享太平之福于无穷矣。”

其二，乡规民约规定了乡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生活互助规则。元代西夏《龙祠乡社义约》中记载：“其丧助之礼，各赠钞二两五钱，连二纸五十张，一名四口为率，止籍本家尊长，随社人亲诣丧所，挽曳棺柩，以送其葬。非天命而死者不与。其送纳赠钱，斋饭止从本家，勿较其限量、多少、美恶，违者罚钞十两。”

其三，乡规民约规范了对乡村教育文化事业的支持规范。《歙县潭渡黄氏家规》中记载：“子姓十五以上资质颖敏、苦志读书者，众加奖劝，量佐其笔札膏火之费，另设义学以教宗党贫乏子弟。”

其四，乡规民约维持着乡村社会等级制度。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无锡邹氏家乘凡例》中记载：“凡子孙有女者，必择名阅相当以归。毋得贪图浊富豪贵。凡子孙娶妇者，亦须择其相称，方许娶之。”

其五，乡规民约规定了乡村祭祀规范。清同治十一年（1872）《牛王圣会七社为六社缘起碑记》中有云：“议定会规：每年逢会初十日，六社献牲，挨次转牌交社，本社人在中，交社人在东，接社人在西，甚勿紊乱。所写之戏，或是本县，或是外县，总要初九日早到迎神，十二日早刻送神为止。倘敢以官挟势，强行拉戏，六社公办，决意不准。三王之威名，反不如伊乎？逢会之期，天雨偌大，误了日期，出钱四十千文入公修理山棚，上面要做五大名山，中间五马破曹，下层士农工商游山玩景之势。又因外村中不要停留贼匪损人利己，如若强留者，六社公议，定要将窝主贼人立送死地，以除其害，决不食言。”

其六，乡规民约规定了乡民维持良好社会风气的义务。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洛阳新安县《辛省北牌公议禁赌碑》中记载：“嗣后，如有开场盘赌者，罚砖一千，有将隙地与人开场者，与开场同罚；有一名赌博者，罚砖五百；有输赢类赌者，与赌博同罚……牌中若有收留外来流娼者，照开场盘赌罚例加倍处治。”

（三）组织结构

乡约规定了明确的乡社组织形式。以较早的《蓝田吕氏乡约》为例。《吕氏乡约》设立的具体办法是，每社立社长、社副、书办各一人，其中社长专主祭行礼兼掌文簿，社副专督办祭礼等事项，书办记录遵循或违背四约的人和事，以作为奖惩的依据。其次，结合当地情况对《吕氏乡约》进行了引申和具体化，如“德业相劝”一项的举措有，每五日令木铎老人宣讲圣谕六训，禁妇女“出郭汲水”等。“礼俗相交”一项则规定：“有疾病医药，不得师巫假降邪神以乱生死，丧以礼哭奠，僧道不得出入人家作道场佛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