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载体,包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也成为研究古代道德教育实践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古人通过家训的方式,教导自己的家庭成员伦理纲常、人际交往、为人处世等的原则与方法。直到今日,《弟子规》《颜氏家训》《曾氏家训》等等,仍然为人们所熟知,成为众人学习和运用的优秀德育资源。这些家训当中,围绕家庭伦理、处事原则、道德品行等内容,均有丰富的论述。这些家训中突出体现的道德教育主题,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一)有序相处的角色伦理
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主要围绕“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1]等三种伦理展开,而其他家庭内各种关系是在这三者基础上的扩展和延伸。这三方面内容,实则是对家庭最基本伦理关系中,父母、子女、夫妻等各种角色的基本义务和规范进行了规定。只有家庭中各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家庭关系才能够和谐,家庭才能得到发展。
首先,在父子关系上,强调父慈子孝。由于封建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家庭财产的继承,家庭权力的转移都是由父辈决定的,因而子辈绝对地服从、孝顺父辈就成为最根本的家庭道德规范。“在儒家的家庭伦理当中,父慈子孝是对父子伦理的根本要求,它是家庭道德规范的最重要的方面。只有在家庭道德中修以孝慈,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有序的和睦家庭。”[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古代家训大多注重“子孝”,有的甚至宣扬“愚孝”的思想,但也同时提出了“父慈”的概念。家长在不失权威的前提下,要对子女家人宽厚对待。《内训》中记载,明朝仁孝文皇后提出“上慈而不懈,则下顺益亲”,父辈对晚辈慈爱,晚辈才会更加顺服,否则,“父不慈则子不孝”。也有家训提出了“正身率下、爱子贵均”的要求,认为家长持心不公,是导致家庭不和的重要因素。
其次,传统家训强调兄友弟恭,倡导和谐的长幼关系。兄长对弟弟友爱,弟弟对兄长恭顺,这是维系双方和谐关系的根本原则。颜之推认为,兄弟生长在同一个家庭中,长期共同生活使他们养成了相互信赖、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骨肉之情:“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3]和谐的兄弟关系能够促进家道的兴旺,反之则会导致家庭的败亡。和谐的兄弟关系是家庭和谐的基础,甚至还会影响到家庭内部的子侄关系和奴仆关系,如果兄弟之间不和睦,上面所说的这些关系就会变得冷淡。颜之推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4]明末清初学者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也指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固结,而家道隆昌,此不必卜之气数也。父不父、兄不兄、弟不弟,人人凌竞,各怀所私,其家之败也,可立而待,亦不必卜之气数也。”[5]兄弟之间须得同心协力,家庭才得以发展。
最后,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相敬如宾,是古代协调夫妻关系的准则。《后汉书·女诫》有云:“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6]古人认为男强女弱、男尊女卑、以夫为纲、夫唱妇随才是和谐的夫妻关系。但古人在推崇夫为妻纲的同时,也要求丈夫尊重、敬爱妻子,以使夫妻关系和谐、家庭和睦。据《后汉书·逸民传》所载,东汉名士梁鸿与妻孟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历来被看作是夫妻和谐的楷模,被人们所颂扬。家庭的和谐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绝非只仅仅取决于妻子一方,对丈夫也有一定要求,体现了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例如,中国古代有“七出”和“三不去”,就休妻做了明确规定。据《大戴礼记》记载,所谓“七出”,指: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妻子若犯“七出”,可作为休妻的理由。所谓“三不去”,即: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三不去”作为对丈夫的约束,是不可休妻的理由。
(二)忍让包容的处世理念
一个家族要立足于社会并获得发展,不仅要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外人的关系。因此,古人通过传统家训教诫家人子弟时,大都结合自己的经历及处理社会生活、人际关系的经验,传授处世哲学、处世之道。从家训的内容来看,大都要求家中的子弟要待人和气,不要斤斤计较,与他人形成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
其一,是在待人处事时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明朝庞尚鹏说:“处宗族、乡党、亲友,须言顺而气和。……若子弟僮仆与人相忤,皆当反躬自责,宁人负我,无我负人。”[7]一个人如有这种责人先责己的精神,自然能与亲友、邻里和睦相处。《袁氏世范》亦有云:“忠、信、笃、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后望其在人。如在己者未尽,而以责人,人亦以此责我矣。”[8]在与人交往时,先思考自身的品行是否端正,是与他人形成良性关系的基础。(www.daowen.com)
其二,是在具体言行中践行宽恕之道。明代庞尚鹏在《庞氏家训·崇厚德》中教育子孙:“论人惟称其长,略其所短,切不可扬人之过,非惟自处其厚,亦所以寡怨而弭祸也。若有责善之义,则委曲道之,无为已甚。”[9]庞氏的为人处世之道,非常值得借鉴。人人都希望得到尊重,某些时候,一言一行的失礼和冒犯,很容易成为他人心生芥蒂的根源。如果人人都能看到他人的长处,对他人抱着尊重的态度,就比较容易形成互相礼让、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
南宋朱熹《家训》中也特别强调,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要坚持从自己做起,从我做起,即要努力做到“慎勿谈人之短,切勿矜己之长。”[10]在与人交往中,不要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伤害别人的感情,也不要因为自己有所长或工作有了成绩,就自我显耀而瞧不起别人,为人应当保持谦逊的本色;切不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当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方法则是“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11]仇恨自己的人要用情谊来化解他,怨恨自己的人要用诚心去回报他。用平静的心态、平和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切不可以仇报仇、以怨还怨。在与人交往上,要做到“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12]要学会理解和宽容,别人有小的过错要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别人有大的错误,也要做好思想工作,以理服人,用道理使他明白错误的地方,使其改正。
此外,如元代郑太和《郑氏家范》中的“子孙当以和待乡曲”,明代吴麟征《家诫要言》讲的“器量须大,心境须宽”,清朝张履祥《训子语》中的“我有德于人,无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清朝赵润生《庭训录》的“朋辈聚处,语言尤贵谦和”,“度量要宽宏,性情要忍耐”等等,无不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三)勤俭节约的持家理念
勤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指劳作上的勤奋和不懈的进取精神;俭,指用财上的节俭和生活中的淡泊习惯。勤可以丰家,俭可以长久。勤俭为本的理念,在古代家训中比比皆是。
《朱子家训》五百二十二字,讲述勤俭之处便有三百余字。昆山朱氏家训专列“论勤俭”一章,详细论述治家持身的勤俭之道:“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黯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13]明朝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居家切要,在勤俭二字。”[14]《朱子治家格言》是清朝初年一部有口皆碑的家训读物,它里面告诫子孙:“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居身务期俭朴”。[15]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再三嘱咐子孙一定要勤俭持家,切勿奢侈浪费。其劝勉可谓情真意切、苦口婆心。他郑重地告诉子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还应该代代相传。陆游在《放翁家训》中也提到“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袁采在《袁氏世范》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主张“节用有常理”,“丰俭随其力”,量力而行,量入而出。他认为,“不量财力而为之,或随财力可办,而过于奢靡,近于不急,皆妄费也。”[16]
许多古代先贤,连遗嘱里也不忘节俭思想的灌输。如一代枭雄曹操、魏国名将郝昭、北魏大将源贺、北魏高阳太守崔国、北宋宰相王旦等,在临终前都留下“厚葬无益”“俭以时服”的遗训。这样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实在难能可贵,可见古人对节俭美德的重视程度。《庞氏家训》中还专置《考岁用》一章,以此考量家人之勤懒功过。在《考岁用》中庞尚鹏为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规定了比较具体的劳动内容和劳动定额,并进一步明确了具体的考核办法,以勉励家人尽勤尽力。这也就从“制度”层面对勤以治家做出了规定。南宋的倪思更是把“俭”看作立身、成家的根本。他在《经锄堂杂志·子孙计》中有言:“俭而能施,仁也。俭而寡求,义也。俭以为家法,礼也。俭以训子孙,智也。俭而悭吝,不仁也。俭而贪求,不义也。俭于其亲,非礼也。俭其积遗子孙,不智也。”[17]庞尚鹏也在其《家训》中专置《禁奢靡》章,来具体规定衣食、家用、待人、接物、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节俭措施。通过“勤”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通过“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物之所用,两相结合,不论是对人的品性修养,还是对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都有着永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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