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教示范法，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行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坚持以自身做楷模，给被教育者以示范启迪作用的教育方法。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提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7]孔子的这一学说，为身教示范方法的推行开创了理论先河。

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具体体现在言行关系上。一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58]二是君子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59]所谓“学至于行而止矣”，即是讲，践行是进行道德教育的落脚点和归宿。“行”还是进行道德评价的依据。孔子讲“听其言而观其行”，就是这个意思。“力行”还能深化道德认识，如王夫之所言：“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同时，“力行”强调的是道德主体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是实践所致的，努力实践，并形成习惯使之完善，才能形成一个人的德性。可见，实践对一个人道德培养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知”与“行”更多地体现为道德伦理问题。能否做到“知行合一”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准。

荀子也认为，道德教育不仅要学习道德知识，明确道德是非标准，还要落实到行动上。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60]又讲“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知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61]知晓道理，重在践行。

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要以身作则，就要言传身教，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他要求学生好学乐学，自己就好古敏学。他要求学生“不耻下问”，自己就“每事问”，虚心求教；他要求学生确立志向，自己就“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www.daowen.com)

孟子对身教示范也有论述。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62]意即有仁德的人做事就像弓箭手射箭一样，必须先正自身。他又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63]教人行仁德，不如用表达仁的行动教人行仁德的功效大。所以孟子提倡教育者要以身作则，“教者必以正。”^[64]

荀子由于重视后天习染，对身教示范的作用讲得更为透彻。他认为，良师益友的身教示范，是使受教育者养成崇高的品格，获得全面的知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更有效方法。他曾提出“师以身为正仪”的命题，强调做教师的，应该以身作则，模范践履社会道德规范，言传身教于受教育者，用自身为标准，去引导、启迪学生。他曾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65]这是说，教育者必须带头立德，以善先人。又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66]将师长的身教示范作用鲜明地突出出来。他还说：“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67]荀子还将这一思维模式运用于政权建设之中，要求当政者在实行社会规范方面，应当以身作则，要求民众做到的，领导者应当先做到。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园而水园。”^[68]这些比喻生动地告诉人们，领导者的一言一行，对于被领导者来说确实具有示范启迪作用。正所谓“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69]可见，领导者的身教示范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造与提升多么重要。

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提倡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和统治者的榜样作用，要求教育者或统治者以言传身教影响人，这是有其科学合理性的。因为每个人自小就懂得学习模仿，家庭、学校和社会对一个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教育者的教师，更应该注意自身的言行，以自己良好的道德行为来影响学生，学生才能信服，才能从内心激发学生对“善”与“仁爱”的追求。乌申斯基说过，“教师的个人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取代的最有用的阳光。”孟子讲人性的“四端”，说的只是人性中有向善的可能，而人性中的这种“善端”的激发，既是一种“言传”的教导，更是更广意义上的“身教”的影响，通过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扩充人的“善端”，实现善的道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