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推行道德教育时，除了借助本身的思想力量和制度力量之外，还借助各种外在力量，增加道德教育的力度和效果。

（一）神鬼的威慑力

墨子在向王公大臣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为了让自己的学说被接受，曾借助“天”“鬼”这些超人间的力量来迫使统治者们接受他的道德教育主张。

首先，墨子强调“尊天”。他把“天”描绘成有意志的最高人格神，认为天“欲人之相爱相利，不欲人之相恶相贼。”^[48]他说：“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49]他告诉统治者，要得到天赏，就应当行“义政”而不行“力政”。墨子说：“义正（政）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顺天之意也。”^[50]反之，如果行“力政”，就没有好下场。“力正（政）者何若？曰：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壮则夺老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无所利，是谓之贼。故凡从事此者，寇乱也，盗贼也，不仁不义，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敛天下之恶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则反天之意也。”^[51]可见，能不能实行墨子所提倡的“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规范，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得天之赏”或“得天之罚”的大事。显然，“天”成了墨子手中的“尚方宝剑”，有了它，就可以对“王公大人”发号施令了。

其次，墨子强调“事鬼”。他千方百计论证鬼神的存在，说：“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52]在肯定鬼神存在的同时，他还大肆宣扬鬼神的特殊神通。他说：“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懂），见有鬼神视之”，“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涧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53]他认为，鬼神也能赏善罚恶，“今若使天下人偕若信鬼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又说：“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54]据此，墨子概括说：“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55]可见，墨子尊鬼同其尊天一样，都旨在借助超人间的力量来推行他的道德教育法。

应当说，墨子得以借助神鬼的力量进行道德教育，是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的。而在当代社会，对这种方法就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诚然，对于道德教育，我们应该怀有敬畏之心，但是借助神鬼之力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www.daowen.com)

（二）政治权威的强制力

同样的教化手段和内容，由不同的人来施行，取得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法家德育学说非常强调德育的权威性。法家认为，道德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道德教育是一种政治行为。无论是社会道德导向，还是个人道德教育，都要有相当的权威性、严肃性。只有充分运用权力意志，才会有道德教育的作用力。其次，法家强调道德教育的强制性。法家的法治意识很强，往往从法律角度去认定道德问题，认为道德问题就是法律问题，把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混淆起来，因此法家道德教育往往依靠法制力，强调强制性，坚持强硬度，追求速效性，用法律手段去解决道德问题。第三，法家强调道德教育的一元性。法家不主张在道德教育中的多元涵容，多元并存，所注重的不是道德意识的提升与丰富，而是道德观念的革命，在新旧道德意识的更替中实现道德维新，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霸权主义。

法家主张在德育中“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56]要充分发挥权威作用，要有意识地树立我即真理，无可置疑，不能不信，不能不行的权威形象，以收其德教威严的功效。实际上道德教育不仅是权力现象，而且还是社会现象，需要全社会来承担道德教育的责任。一方面德育要以社会为本位，强调统一意志，注重共性制约；另一方面德育还要以人为本位，注重个性发展，激发人性解放。道德教育不完全是受命在先，赴命在后的权力行为，人的完善不是权力独家的杰作，不能排斥权力之外的其他德育的作用力。

法家甚至认为，德育中要发挥政治思想的威力作用，要把道德与政治紧密地结合起来，使道德意识政治化，以保障道德教育的严肃性，从而强化道德教育的作用力。道德教育要善于借助政治来强化自身的张力，如果道德教育脱离政治，就必然软弱无力。道德之于政治有其独立性，但法家更强调的是道德对政治的依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