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之道，求真务实，返璞归真。这是道家思想的精髓。人生于天地，法天地之道，修心养性，乃是道家个人修身的主要原则。

（一）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首创的一个重要命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8]这里所谓的“法”，指的是“效法”；所谓“自然”，指的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法自然”，就是主张以自然为法。把“道法自然”作为一种基本方法运用于思想道德教育领域，就是要求教育者通过无为而使教育对象实现自化、自正。《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9]这里讲的“自化”（自然开化）、“自正”（自然端正），“自朴”（自我淳朴），都是自然而然的进化过程，没有主宰者的痕迹。老子还说：“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功成而弗居。”^[10]所谓“弗有”“弗恃”，就是无为而因人自然。可见，从思想道德教育的角度来看，“道法自然”，就是要求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不搞人为的雕琢塑造，一切顺从自然之性。

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后来在《庄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庄子曾把“自然”称之为“常然”，他说：“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绳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11]这里说的，既是万物化生所经历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包括道德进化）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其中没有任何人为的雕琢与塑造。

“道法自然”，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方法，是“无为”之道的具体应用。它对于批判当时儒家道德教育过程中的虚伪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方法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它严重束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特别是教育者的能动性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作用的发挥。道德教育倘若消极地任其自然，没有任何目的性和主导性，则必然导致放任自流，以至于无法形成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因此，借鉴老子的无为之道，要正确理解“无为”的含义，不能将“无为”简单地视为“不作为”，而应当理解为“不妄为”。道德教育，应当顺应人的发展规律，顺势而为，因人制宜，而不能违背德育规律，胡乱作为。顺应规律地作为，才能使德育取得良好的效果。(www.daowen.com)

（二）绝圣弃智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纯真道德之所以丧失，在于儒家倡导圣智、墨家倡导巧利所致。因此，为了实现向纯真道德的复归，他主张绝弃圣智、巧利。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12]又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3]由此可见，老子对圣智巧利，也是深恶痛绝的，他甘愿做一个“愚人”：“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14]显然，这是主张用“昏昏”代替“昭昭”，用“闷闷”代替“察察”，使自己处于糊涂的状态，以实现向朴真道德的复归。

在老子这一思想启迪下，庄子也认为，“举贤则民相轧，任智则民相盗”，“举贤”“任智”的结果，导致人欲横流，出现“子有杀父，臣有杀君，正昼为盗，日中穴阫”的丑恶现象。为此，他也明确提出：“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绝圣弃智”作为一种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批判圣智巧利的虚伪性，有其独到之处。但是这种方法过于偏激。它把对高尚道德的追求同社会的文明进步对立起来，这无疑是很片面的。它只能导致社会文明的倒退、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