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道家的创始人老聃，建立了以“道”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道生万物”的世界观，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重视对立统一，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10]明确揭示了“祸福相倚”的朴素辩证法。

在政治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他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1]他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在道德观上，老子主张“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12]注重“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在人生观上，老子强调“处柔守弱”，主张“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13]，亦即要求为人“淡泊名利”，并要“清虚自守，卑弱自恃”。

西汉王朝建立后，君臣接受秦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开始弃法从道，催生出汉初的黄老思潮。陆贾是一位儒道兼修、比较开明的黄老学者。他在西汉王朝建立后，便及时向刘邦进言，主张把“文武并用”作为“长治久安”之术，应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他的上奏得到刘邦的赏识，刘邦命他著书阐明“秦亡汉兴”的缘由。陆贾受命后，潜心撰著《新语》一书。该书指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何以言之？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14]明确主张黄老的“无为之治”。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构建出以黄老思想为特色的德育理论，强调“崇俭尚静”，如明代学者钱福所言：“其书所论亦正，且多崇俭尚静等语，似亦有启文、景、萧、曹之治者。”此后，刘安与其门人合著的《淮南子》，对汉初黄老之治从理论上给予系统总结，并构建成别具特色的德育理论体系，把先秦老庄的消极无为改造为积极有为。在道德教育方面，《淮南子》特别重视人君的自我修身，认为“上多求，则下多争”，做君王的应当用自己有德的言行，去感化万民。由此，他们提出了“神化”的观念，说：“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为神化为贵。”^[15](www.daowen.com)

到了东汉中后期，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在理论上出现了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道家”与“道教”本质不同，前者属于学术派别，后者属于宗教派别。道家以学术导人，道教以信仰传人。但两者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道教经典主要是吸取黄老道家理论建构而成的。在德育理论方面，道教学者继承、发挥并改造了黄老道家的学说，将之引向宗教化。《太平经》是道教的早期经典，它在宇宙观方面，坚持世界万物“始于元气”的本体论；在政治上，向往“太平而和”的社会理想；在道德观方面，主张“抑恶扬善”“常开仁路”“救穷周急”等。它明确主张“归志于道”，“富贵贫贱各自守道为务”，强调“守诫守信，不为二过”，表达了道教人士的伦理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