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多元文化价值观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单线进化论。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整个世界都强调多元文化的发展观。但是已经形成的状况和正在进行的实践都存在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探讨，如“中性化”与非遗保护等的社会环境问题、文化身份问题，还有全球化美学、音乐创作、民族音乐学研究和学校音乐教育问题等等。（后面三项正是本项目的子课题，详见前文。）

“中性化”指全球发生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人的文化身份的去民族性。也就是说，原始的民族性表现无论在人们的生活环境还是人的主体性上都逐渐淡化甚至消失；所出现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性质/属性”就是中性的。“中性”的命名是本文作者所为。^[20]生活环境的中性化如抽象几何图形的建筑、没有民族特征的服装等衣食住行的物体样式，主体的中性化指人的内心构成特别是思维材料和思维方式，还有相应的行为方式的非民族性。中性化初期在全球首先表现为东方世界的西方化，并且在各个国家或地区表现为局部的中性化。前者不必赘言，后者如官方文化、学校教育、语言（普通话）、城市化等，大多发生在现代化的各个领域。在音乐领域，东西方结合的新音乐和新潮音乐的“骡子”是初期中性化的结果，正在发生的是东西方融合走向更为典型的中性化。在这样的中性化“灰色背景”中所进行的多元文化维护，使原始民族的自然态的多元变成当下的人工态的多元，后者既包括被保护或抢救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还包括全球化中新出现的异质化文化事物、事项。之所以在有了“异质化”这个词还要启动“中性化”这个词，是因为异质化和同质化相配对，都发生在中性化之中。“同质化”的“质”可以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归属的，例如全球西方化，是同质于西方的。原始民族性逐渐消失，但是全球化的流动性又产生了新的族群（ethnic group），相应出现了新族性（neoethnicity）。例如“网民”“全球族”“农民工”、跨地域的宗教成员等，都是新族群。“网民”在英国的巴雷特被称为“赛伯族”，并撰写《赛伯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专著深入探讨相关问题，指出因特网构成的“国体”有“对与错”的法律框架，有“网络行为规范”（Netiquette），因此网民具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行为特点，产生了一种亚文化族群，因此具有了新族性。它表现在该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一套可接受的行为规范、一个共同的历史和有争议的信念达成协议：言论自由，保护公民权利，对新手幼稚的提问表现耐心等等”。这样，赛伯族就成了“受因特网或者类似系统的影响形成的有共同信仰或人生观的部族”。^[21]至于传统民族成员在全球化中流动，比如移民他国，其后代的原始民族族性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但是依然延续了民族的名义身份，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用“象征性族性”（symbolic ethnicity）来命名。他认为尽管移民在新国度里被同化，文化差异减少甚至消失，但是族裔认同却依然存在。这种新族性具有文化认同和政治、经济纽带的多重功能。^[22]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的著作《全球族——新全球经济中的种族、宗教与文化认同》将相对于“本土人”的“全球人”群体称为“全球族”。该族群的特征是非地域性或分散性，但有相同或相似的思维和活动/行为特点。这在前文已有涉及，不赘述。“农民工”大致可以归并到流动人群甚至移民人群，都是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落脚的类别。这些新族群的音乐产品呈现出新族性，这便是全球化文化异质化的新的“元”。从中性化角度看，多元音乐文化的维护具有新的意义：确保原始民族音乐文化之“元”，发展现代音乐文化新的“元”。从“质”上看，现代新“元”只要有个性，满足文化艺术市场需要就有产生、存在的合理性。每一“元”的族性体现出的特殊的韵味，考恩称为“气质”，而传统音乐文化的“元”，具有历史遗存性，因此就有上文保质/保值的问题。

考恩对文化“气质”指谓做了如下概述。

气质这个概念能帮助我们领会文化创造力和文化朽坏之间的关联……气质是指一个文化的特殊感觉或品味。气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的世界观、风格和灵感构成的背景网络，或文化解释的框架，因此气质是用以创造或观察艺术的背景语言的一部分……气质包括社会自信、通过集体信仰而产生的世界观，或关于美的性质和价值的文化预设。气质常常包括了关于人们行为方式的隐秘知识或背景知识，但往往不能被语言或文字描述出来……气质和技术的结合赋予一个创造性时代以特别的“感觉”，或者说风格和情感内核……气质是一种用于阐释的共享文化母体，而非狭隘的观点一致。^[23]

以上对“气质”概括包含三个要点。气质是一种文化包括它的音乐的灵魂，它是一种文化的特殊韵味，对音乐来说就是特殊的风格，凝聚着文化圈内群体的信仰、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只有气质存在，一种文化包括它的音乐才真正存在；气质无法描述，却是理解一种文化包括它的音乐的钥匙。

考恩考察了“跨文化接触对穷国和小国本土气质的破坏”，明确指出：“气质的消失会破坏非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并因此使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丧失殆尽。”^[24]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遗保护提出“活态保护”的要求。文化中的音乐是活态的，气质是活态音乐呈现出来的。音乐就像人，有灵有肉，灵肉合一，缺一不可。没有气质的音乐就像没有灵魂的肉体，植物人没有言谈举止，显现不出气质。活态保护，就是要排除博物馆式的“文化标本”的保护方式，特别要求它们活在生活中。事实上有些传统音乐能够真实地活态保存，有些则不能。后者如劳动号子、宫廷仪式音乐等。对于不能真实活态保护的音乐类型，可以采取虚拟活态的方式，即真人秀的表演和电脑动漫虚拟。需要说明的是，传统音乐文化的原型在历史中是流变的，但文化基因没有发生质变。活态保护音乐文化原型，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例如古琴音乐，应该连同其超越世俗的精神和修身养性的行为方式和音声一道保护下来，才算真正的活态保护。在这样的活态存在中，音乐的文化气质才能显现。世界各地的传统音乐文化都如此，所有的个体气质都活着，全球多元音乐文化才算真正受到维护，发展才有可靠的基础。(www.daowen.com)

问题没有到此为止。现在任教于捷克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美学与传播学院的彼得·乔治在《从乌托邦的承诺到异托邦的不确定性，空间与场域——全球化时代审美体验的可能性》一文中通过细致论证得出结论：“真正的文化家园的回归不会再有了。在一个越来越以流亡、移民和流散为特征，充斥着不稳定和混杂的世界中，纯粹的、真正的绝对性已没有立足之地。在这个世界，不会再有像‘故乡’这样的地方了。”^[25]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没有纯粹的传统音乐原型；其二，全球化的今天回不到传统文化的家园。“异托邦”为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福柯的用词，相对于“乌托邦”，“异托邦”在美学和艺术语境意谓“异位移植”或“异质空间”。指在空间关系网中可能实现的存在。（它的本意来自病理学的“异位”。）凡在同一空间中有不同存在（甚至是不相容的事物）即为异托邦。不同主体思想中的世界多元文化，不同民族的信仰和习俗处于同一空间等，都是异托邦的存在。图书馆或博物馆可以同时容纳不同历史的信息或事物，就是异托邦的可分割的空间。^[26]显然，现代网络是典型的异托邦世界。乔治概括道：“‘异托邦’就在我们眼前。它是一系列的不稳定、临时的系统，一系列的空间与相关运动，它协助、居间并冲击着持续改变的各种认同的集合。”^[27]过去那种二元模式的机械时代的乌托邦世界已经不存在了，而网络文化的异托邦取而代之。

网络文化如今已吞噬了多种距离形式。这个时代的基本状态，或许可以用移民、裔群、边界线文化来代表。宏大的历史叙事已被随意的相互关联的微观历史叙述所替代，比如，理想的统一的全球通用的艺术理论，就被根据不同语境进行不同诠释而具不同意义的体系取代。如果存在一种由全球化新背景带来的审美体验，那就是历史二元对立的逐渐消失，如文化多元主义对普世主义。……换言之，对二元论来说必不可少的时空结构在这里缺失了。随着距离与空间网络的崩溃，不确定性、流动性的短暂、偶然的联合成为我们叙事和相关审美效果的一种隐喻。^[28]

乔治引用其他学者的言论，表达他个人的相同看法。他们认为全球化中新的混合族群、跨国界流散族群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旧身份认同”即对原始民族性的文化身份认同已模糊化。这与本文的“中性化”有相通之处。乔治认为，全球化的流动和不确定的异托邦已经成为今天人类的共同的新传统。“这是全球化至今仍能教给我们所有人的。它告诉我们，在现代的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不再拥有家园。”他谈到西方对非西方文化的“扭曲”问题，指出“非欧洲文化居民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需要通过欧洲美学与艺术哲学的概念来反映他们的审美体验与艺术观念。这种反映，就像对博物馆分类法的抗议所不时显示出来的，通常是扭曲的”。但是如今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欧洲中心主义的边界模糊了。“在知性文化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边界之外，存在着关于当代的不同版本，它已经使得普世的美学概念经典变得很难诠释……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欧美美术馆和画廊对艺术界的主导地位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如今不存在了，所以它们的身份结构也就失效了。“我们生活在由持续变化的文化世界构成的一个复杂网络之中，它由我们的审美体验重新定义。”^[29]乔治的观点虽然还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是他指出了全球化文化的基本特征。从他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基本观点，以此来谈论全球化文化。许多全球化研究者都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背景。例如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他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认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全球化使得不同文化间可能进行兼收并蓄的接触与借用，这是进步与健康的，他们积极鼓励了新的文化的增加……这是场巨大的全球城市不同文化间的欢宴，不仅没有一个中心，甚至连一种主导的文化模式也不复存在。”^[30]对我们而言，这些言论都值得参考。

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不断演变的，因此它也不能做本质主义的“纯粹性”解释。也就是说，传统音乐文化本来就不是确定的纯粹的东西。我们只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说，传统音乐的民族性比新音乐或新潮音乐的民族性更纯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全球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显然将自然态的多元文化变成了人工态的多元文化，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中它们只是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也是本文所谓“中性化”的题中之意。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再也回不到传统文化的家园。例如，一位接受了现代专业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他或她回过头强调自己是“某某族”的，其族性也和父辈特别是祖父辈很不相同了。尽管斯蒂夫·芬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民族名称还存在，个体与民族的纽带就还存在，个体“心灵的真实性”也不同于他或她的父辈、祖父辈。赫伯特·甘斯的“象征性族性”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在新异质化文化包括它的音乐上有什么表现，仍然需要深入探察。当我们起用了现代改良了的民族乐器，吸取了所谓“科学”的发声法，即便表演传统音乐，也不会是过去的传统音乐。西方有一种“原样主义”表演风格，即在过去的环境用过去的乐器和编制，用“历史释义学”的理解去还原过去的音乐，几乎没有人会毫无疑义地相信那就是过去的音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坚持音乐类的非遗保护和开发。回到上述考恩的“气质”思考上。中国学者曾以传统戏曲的“移步不换形”来说明改编传统音乐的现代创作依然保留了传统音乐的神韵；在形似与神似的比较上，后者更符合现代音乐创作需要。问题是“变异”之后是否真的还能“神似”？神似的气质，能否在全球化不断变动的网络文化中、在多元音乐文化中的传统音乐资源开发中保持？也许这些问题需要音乐心理学研究来提供实证信息，从哲学美学看，族群文化包括它的音乐的“气质”特点是在比较中凸显的，因此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强调值得我们参考。也许，与其维护难以捉摸的族群音乐的“本真的气质”（本质主义的“气质”），不如维护不同族群音乐之间的“差异的气质”。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国音乐的发展应该开发传统和现代资源，包括各原型、变型与杂交型或混合型，维护多元音乐文化，就是维护各种音乐文化类型的差异，维护它们各自的气质。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传统音乐文化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又不断进行国内外音乐文化交流，也不断吸取或自创作曲手法，不断涌现各种新音乐作品；音乐学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为音乐实践提供新的参照；社会音乐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各类人群的音乐审美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需要做的是继续肃清殖民、后殖民对音乐文化的影响，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深入思考中性化带来的一切，特别要思考人工控制的代价。目前靠人工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做法很普遍，特别是维护或抢救濒危物种，例如将濒危动物人工移动到“更有利”的环境，这种做法跟大自然自生自灭“法则”完全相左，其根源在于人类要保护自身的生存。由于人类的局限，不知道未来为此可能付出什么代价。澳大利亚曾经有过这种人工控制生物生态平衡导致新的失衡的经历。也许维护文化艺术生态不致如此。但文化大革命人为控制导致文化艺术生态枯竭的现象，应该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