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中，文明之间的冲突变得更为复杂。亨廷顿相信在这些冲突中，可以重建世界秩序，条件是核心国家起控制全局的作用，其他国家则辅助之。为此他提出“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前者指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认为这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后者指核心国家通过谈判遏制文明国家/集团之间的“断层线战争”。这里强调的都是核心国的作用。^[1]问题在于划分核心国与非核心国，“多元”中便有主要的“元”。这是中心主义的变种。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毕竟看到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他对当今“世界”的定义是：“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2]亨廷顿虽然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但也指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因此多元文化的世界是“不可避免的”。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亨廷顿认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称其为美国”。他的意思是美国文化属于西方文化，因此在西方内部不能强调差异。他的结论是：“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3]他说的是全球政治问题，但和多元音乐文化相关。

就音乐文化而言，冲突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音乐文化的冲突表现在西方音乐文化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入侵，并引起当地的多样反应，有抵抗，有迎合，还有折中。显然，抵抗造成冲突。其结果是非西方国家出现了混生或杂交的“新音乐”文化，社会音乐生活出现新的多样性——西方音乐、新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以及各种混生音乐。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冲突表现在西方音乐文化的继续扩张和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潮/行为之间的张力。

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而言，目前最要害的问题是自己的音乐文化已经被西方话语重新阐释过了。殖民主义最严重的遗留问题在精神领域，最要害的问题是西方话语替代了所有其他地方话语，而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则不得不用西方话语来阐释自己的文化艺术。“从国际角度来看，最有影响力的书并不必然出自今天的最发达国家。世界上最富影响力的书是《圣经》和《古兰经》，它们都不是狭隘意义上的西方产物，尽管前者已经被西方的阐释所重塑。”^[4]无论是音乐创作、表演（“二度创作”）还是音乐学，都不得不使用西方话语来言说。而“创作”“作品”“音乐学”概念或命名本身都来自西方，这些概念眼下还不得不用。现代汉语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西方语言参照下变异的汉语（因此现代汉语和西方语言对译比起古汉语和西方语言对译容易得多，本书的书写已经在这样的语言学圈子中）。抛开西方话语和技术，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几乎无法进行音乐创作和音乐学研究。即便是在传统音乐领域，西方话语的渗透也不同程度存在着。中国的情况具有典型意义，专业音乐和音乐学都是西方的，作曲家离开了西方作曲技术几乎创作不出什么曲子，音乐学家离开了西方话语几乎无话可说。传统音乐研究，无论是民族音乐学还是技术分析理论，都从西方音乐理论那里借鉴。从发表的文论看，阐释和分析的方法/思维方式、术语，都明显留下西方理论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越来越高。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多样反应，有欢迎者，有担忧者，也有敌视者。亨廷顿在20世纪末就指出中国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性。在他看来，引起全球战争的最大的危险来自大国或文明之间的势均力敌。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力量足以跟美国匹敌，美国丧失了控制世界的核心力量，将可能导致世界的不稳定甚至导致新的战争。他说：“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中国的崛起“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5]。亨廷顿的逻辑完全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逻辑：在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利益的损失之间被建立起一种必然关系。近年来，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出现了“中国威胁论”，这跟亨廷顿的论调一致。为此，中国借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机，在开幕式上的表演以“和”为主题，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老思想传统中的和平之根，以“太极拳”方式巧妙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主题曲《我和你》从音乐上呈现了“和”的感性样式。不了解国际政治背景的人们纷纷发表言论，责备这首主题曲“软绵绵的”，不符合奥运精神，并以前几届奥运主题曲为参照来说明这一点。作曲家陈其钢在开幕式后接受电视采访，他说主题曲本来只是众多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歌曲之一，由于它的特征符合主题“和”的需要，所以被选择了。从歌词内容上看，《我和你》强调了世界各国是地球村“一家人”的友谊；从音乐形态看，具有中西结合的特点，旋律具有五声性，但旋法符合西方功能和声，多声部的合唱与乐队完全是西方大小调体系的；从演唱上看，选择“美通”唱法的莎拉·布莱曼和刘欢，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很年轻，乐于接受流行音乐的唱法，而纯净的美声则有利于抒情和产生崇高感。这是全球政治影响实用音乐选择的典型事例。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全球化的思想家都认为，在文化领域和审美领域，开明的政治应该允许或有利于音乐多样性的生存和发展。

“十二五”规划制定、实施以来，中国高度重视“质量”和“中国品牌”。后者包括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教育部设立了研究经费最高的“重大攻关项目”，其中就有“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课题。而在世界各地逐渐增多的“孔子学院”，则在中文教学的同时，也把中华文明（包括传统音乐）传播出去。问题在于诸子百家思想即便丰富，也无法直接作为今天的中国理论体系；为了在全球化中获得中国话语权，“复兴中华文化”，建立“中国理论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包括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含音乐文化体系）。总之，要有中国的“元话语”，中国独创的话语体系。在全球政治语境下，中国建立自己的理论话语需要处理一个关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这个关系在今天具有特殊意义。国家科研管理者抱怨学者们往往只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寻找研究课题，而没有考虑国家现时需要。国家规划课题往往是“国家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但是，从提高质量和独创性来说，决策者又希望学者们“十年磨一剑”，沉心做具有长远效应的课题研究。解决的办法是分工进行各种类型的课题研究：既有长远的学术项目，又有眼前的紧迫项目。中国先秦学术繁荣的基础是学术自由。现代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文革”期间被扼杀，改革开放以来有大好转，音乐学术获得了重要发展。在全球化、多元化国际语境中，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密切相关，国内学术也和国际学术密切相关。“洋为中用”还须考虑“中为洋用”，以及二者的互动。这种互动需要思考一个基本问题：拿中国的什么音乐和西方的什么音乐互动？20世纪上叶的新文化、新音乐运动以来，中西之间的音乐文化差异缩小了。如果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艺术音乐关系可以比喻为驴和马的关系的话，那么新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关系就是骡和马的关系。从这样的比喻中不难看出，新音乐与西方音乐具有同质化现象，严格地说，是前者对后者的同质化，也就是说，新音乐中西方音乐文化“基因/质”占主导，因为音乐思维是西方的。如果是新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互动，那么就是骡和马的互动，是“近亲”的互动。现实音乐生活是西方音乐、新音乐、流行音乐多了，而传统音乐少了，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要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的“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应指传统音乐文化。保护问题详见后述。(www.daowen.com)

目前，关于政治功用的音乐创作、表演与欣赏的研究很薄弱。上述社会对《我和你》的误解或疑惑就是一例。还有另外一例：在国家庆典上，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庆贺队伍。伴随毛泽东像的音乐是《东方红》，邓小平像配的是《春天的故事》，江泽民是《走进新时代》，随后却出现了不熟悉的音乐。从政治功用看，国家领导人代表国家，象征性音乐也象征一个时代，缺乏这样的音乐就像文章缺少标题一样。由于中国百年抗争，政治功用的音乐占社会音乐生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引起人们普遍反感，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样板戏“一枝独秀”，引起多年的“厌食效应”。如今音乐创作基本上能遵循审美规律，社会音乐生活逐渐正常，人们的审美需要基本得到满足，学术研究也相应转向审美领域和文化领域。但是，历史往往矫枉过正，今天的情况恰恰相反，政治功用的音乐受到冷落，学术界几乎无人问津。其实每个国家都有政治功用的音乐，除了国歌、军歌之外，还有其他类型如颂歌、励志歌曲等。在全球政治语境中，政治功用的音乐具有特殊功能：除了一般的实用性之外，还多了民族标识、民族认同等功能。“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还有提高中国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振兴民族文化等功能。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这个项目的实施，首先要处理好政治学与美学的关系。也许先秦时期的“寓教于乐”可以借鉴，变为“寓施于美”。但本课题组认为，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更值得汲取。据了解，目前在西方国家广泛建立的“孔子学院”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从西方国家角度讲，一方面孔子学院可以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以便和新崛起的经济发展前景良好的中国交往；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将中国政治的核心价值观渗透到西方。从中国角度讲，一方面要弘扬中华文化并增进和西方国家的交流，另一方面确实希望通过孔子学院的方式将中国当下的思想展示给西方世界。这里存在着某种类型某种程度的冲突。道家思想的启示是：自然而然。“鸥鹭忘机”的故事里饱含的哲理值得领悟。古老的“做的哲学”告诉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做出好东西，自然会受到欢迎。这里仅仅提供思路，具体做法当另行研究。

就文化功用而言，中国传统音乐在今天受到政治的筛选，其中许多部分曾被当作封建、迷信的东西而被排斥甚至摧毁；这种筛选对如今的音乐创作、研究和非遗保护依然产生影响。中国近现代政治运动并非孤立，而是和国际政治密切相关。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同时，传统音乐中许多种类的“儿子”也被连同“脏水”泼掉了。直到今天，音乐家们仍然深受其影响。具体说来，宫廷音乐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糟粕”，宗教音乐被当作“迷信”的东西，文人音乐随着知识分子被斥为“臭老九”而受到贬低。“传统音乐”只剩下民间音乐中除了封建迷信之外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得到改变，但是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其遗留的影响。音乐创作上，大多数作曲家都遵循“民族化”的旨意，在作品中采用民间音乐元素。为了获得民族音乐元素，需要深入民间体验生活。也就是说，自己的生活不算生活，必须体验异己的“民族民间”的生活。过去到民间去具有双重意义，即接受劳动人民的改造和采风。如今前者“警报”解除了，但是作曲家特别是年长些的作曲家依然把采风和体验民间生活结合在一起。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显示，其内容集中在民族民间音乐上。近年来的非遗保护，多了文人音乐。当然，还有一部分宗教音乐的研究。目前相对缺乏的是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研究，这是政治干预学术的结果之一。现在政治已经松绑，但是音乐家们特别是年长一些的音乐家们依然受惯性的作用而持续他们原来的路线走下去。即便是“新潮音乐”作曲家，凡是民族风格的作品（他们也多以“民族性”为“个性”），大多是民间音乐风格的作品，少数才是文人音乐气质和宗教音乐韵味的作品。音乐学界对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国音乐史学科，但几乎都只是“纸上谈兵”，没有活态演示。据了解，在台湾研究中国古代宫廷音乐的学者也很少活态成果，但毕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突破，如南华大学音乐学系在周纯一教授的带领下对中国古代宫廷多种仪式音乐的“复原”演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也进行了这样的活态演示，例如，在天坛按照古代记载演示皇帝祭天的真人秀。音像出版社也出版过中国古代宫廷音乐，如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中国古典音乐欣赏》（1998）曲目几乎全部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含文人创作的戏曲经典），其“古典”之命名，实在长中国人的脸。在西方人看来，“古典音乐”仅属于欧洲历史，中国只有“传统音乐”。笔者曾跟美国某音乐学院院长交谈过，其间说到中国传统音乐用了“中国古典音乐”一词，那位院长立刻纠正说：不是“古典”（classic）是“传统”（tradition）。此例表现出了历史延续的国际政治背景和一定的学术政治色彩。

如上所述，当今国内政治牵连着国际政治，因此政治对音乐实践和音乐学科的影响必须考虑全球化语境。在这种语境下处理政治学和美学的关系，其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首先需要清理；曾经受到遮蔽或排斥的东西需要重新关注和思量；当下需要而又缺乏的东西应该给予特别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