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提出建构“交往合理性”的理论前提便是对“工具合理性”的批判。这也是音乐教育从作为技术活动的实践转向作为交往活动的实践的前提。

在当今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技术自身的控制性已导致整个现代社会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指出：“我的关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基本论题（These der kolonialisierung der lebenswelt），将韦伯的‘社会的合理化理论’当作一个出发点，是以对功能主义的理性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就其意愿及就其讽刺性地使用‘理性’一词而言，是同对工具化的理性的批判相重合的。”^[22]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或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工具理性的需要，而技术统治的制度化所造成的人们生活世界的空间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系统组织所挤压。由此，“科学的物化模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在音乐领域，由于西方工业文明音乐体制科学化的推行，在此制度化的背景下，人们不再关心音乐的文化实践，而只关注发展音乐技术的问题。如发展交响音乐、民族乐器的大型体裁的结构，如二胡协奏曲、二胡的“帕格尼尼”式的演奏技术，音乐技术的“统治意识”作为隐形意识形态，使音乐的自我理解同文化交往活动的理解相隔离，也可以说，使音乐脱离文化理解的合理性，从而为以解决二胡技术发展问题为核心的目标提供了新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以音乐技术统治把技术的合理性当成了实践的合理性，以工具行为的合理性来代替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这使人们认为音乐文化的发展，音乐技术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支配，由此，迫使一切音乐都服从于一种完整的、彻底的“技术统治”。至此，我们可以把作为技术性活动的实践当作检验中国音乐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准。

回顾20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创作，音乐作品比赛以及音乐创新标准，都是以技术性活动为目标的。从借鉴西方大小调共性写作到现代主义的个性写作（从印象派到无调性等）。系统与生活世界，“系统”（或体系）有两个含义，其一是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在音乐方面则涉及音乐教育制度、课程体系，音乐创作与演出团体体制（乐队建制）以及考试、比赛、评论、获奖等。其二是作为社会世界的分析架构。在音乐方面涉及音乐的分析架构，即西方音乐学体系的结构（分为历史和体系的音乐学）。依据哈贝马斯的理论，现代社会的困境的一个主因，就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是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病症，要认识这种现象，就要分析系统的理性化过程。在音乐领域，就要分析西方音乐学体系的理性化过程。哈贝马斯把这种理性化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在古代社会，符号意义层面或是系统层面的创造都是在亲族体制内进行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世界观不但促使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同时也给人类日常交往提供意义基础。哈贝马斯称此阶段为“平等式部落社会”。第二阶段称为“等级部落社会”，由于世代上的沿袭，出现了一些代表着权力的组织和家族。就以上两种社会的情态而言，生活世界和系统并没有分开，系统的发展仍然是以生活世界里的符号意义做基础。第三阶段称为“政治阶级分层社会”，权力机制与亲族结构分离开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制度称为国家，神话色彩的世界观被语言结构代替了。第四阶段称为“经济阶级结构社会”，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结构，货物在市场上的交易由金钱做中介，金钱逐渐变成主宰社会的机制。^[23]

在非西方世界或中国少数民族区域仍延续着“平等式部落社会”和“等级部落社会”的音乐生活，其体现了具有神话色彩或宗教信仰的音乐世界观，音乐仪式或信仰使社会和系统整合，音乐还给族群日常生活交往提供意义基础，如各种风俗歌曲、礼仪歌曲、劳动歌曲等。在“等级部落社会”，中国周代乐制也体现权力等级。“政治阶级分层社会”相当于国家的建立，如欧洲资本主义时期，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审美主义代替宗教，代表了一种新的政治阶级分层社会的音乐现象，康德提出：纯粹的审美体验不涉及现实的功利的或道德的外在目的，它只因其本身而感到愉悦，只涉及对于审美对象“无功利的”“沉思”。审美主义把“美”看成以自身目的的学说，它试图脱离社会道德和政治目的来看待艺术。至此，系统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构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音乐也成为一段时期的中心观念，这种政治阶级分层则又将中国民族及地区传统生活世界的音乐在分层上相区隔，到后工业社会，“经济阶级结构社会”，音乐也作为市场经济成为社会音乐生产的主要结构，在这种社会中出现的多种通俗艺术、大众艺术和流行艺术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实际现状是“审美”成为音乐产品的点缀、装饰，与市场、交换、利润、操控、权力等有着密切关系。

在政治阶级分层社会和经济分层社会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中，体系音乐学（或系统音乐学，注：系统在哈贝马斯理论中也译作“体系”，体系音乐学也有译作系统音乐学，“体系”与“系统”的英文同为system），仍然具有统治地位，基本乐理、视唱练习、作曲三大件，这都是体系音乐学的基础理论，这些是高雅的，而生活世界的音乐如非西方的、民族的、地区的、大众的音乐要么是被排斥的，要么是被“体系音乐学”解释为“简单的”、通俗的、不合时代的。而且，掌握“体系音乐学”的话语是标准，生活世界的音乐没有与“体系音乐学”平等的地位，只能是正统的“边缘”。

“体系音乐学”最大的强制性在于以认识论哲学主客观的方法，将一种声音“能指”和“所指”定义为音乐，并使其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意义，这种“体系”或“系统”掩盖了世界音乐声响“能指”和“所指”的多样性，使我们音乐的受教育者产生了一种标准的固定的音乐认知方式。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深受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他在《关于沟通行动的理论》（1987）法文版序中强调了他使用语言学转向彻底化的必要性。^[24]因为，要深入理解沟通行动理论的语言分析基础，必须进一步具体分析音乐语言与行为、音乐语言与行为主体、音乐语言与社会、音乐语言与文化、音乐语言与日常生活、音乐语言与历史、音乐语言与学理或真理、音乐语言与道德意识以及音乐语言同金钱、市场经济、权力运作等其他社会性中介手段的具体关系。

哈贝马斯列出了以语言分析为中心的八个方面的论题作为沟通行动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25]，这八个方面也可以应用到对具体音乐的沟通行动方面来。①意义，“音乐”概念是具有连贯性确定意义的语义学功能；②音乐的语用学，也就是“音乐”的参照体系，音乐的文化和音乐言语行为类型体系及意向性表达语词体系；③有效性要求，也就是音乐的真理、适当性及相互理解性；④音乐的经验模态，即音乐外在的客观性、价值与规范性，内在本质的主观性、音乐语言的主体间性以及一系列成对范畴相适应的地区性的模式化；⑤音乐行为诸方面，包括音乐交往的和策略性的社会行为及工具性的非社会行为；⑥音乐沟通的诸方式，符号性中介人的互动、论题区分化的行为；⑦音乐规范的现实性层面，包括互动面、角色面以及规范的产生规则；⑧音乐沟通的中介，即通过某种制度化过程所获得的，在认知的、互动的及表达式的语言应用方面的区分化模态，包括音乐的标准、类型及多样性。

以上通过音乐意义的理论，把音乐意义与语言的表达结构的意图相关联，它有可能看到无数音乐行为角色的行为之间是如何借助于相互理解的机制，将音乐行为在社会空间和历史时间中建立的联系网络链接起来。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概念构成了对于沟通行动理论的一个补足概念”^[26]，这个概念对于不同文化、民族、地区、阶层等音乐的沟通也是一个重要前提，只有通过生活世界的概念，才能把作为“音乐”的中心问题的相互理解性，在发生沟通行动的各个主体间，即由他们发生的关系网所建构的有关体系衬托出来，并进一步揭示这种“音乐”表现的语言脉络如何在文化中具体地动作起来。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我们才能生动地看到音乐活动的各个主体，以及他们的生存和经历的那种音乐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现实条件。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论，音乐是各个相互理解的主体，他们所面临的三个世界（主观、客观和社会世界）被看作他们对音乐统一认识的基础。这也是说，“音乐”所使用的语言，在不同环境或语境中，面对着不同的世界，总是极其复杂地存在着与各个世界相关的含义。音乐在具体使用中所涉及的与各个世界相关的含义，同该语言本身所隐含的历经不同年代的环境所凝聚的普遍性含义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在音乐的实际开展过程中，呈现着极其复杂的指涉关系、比照关系、重叠关系和内含关系等。对于“音乐”的定义，应成为主体间相互理解和协调的共同前提，而这一前提的解决，又因不同语言的使用而不可避免地把各个主体同他们所遭遇的三个世界联系起来。

音乐的生活世界具有上下文化脉络方面的整合功能以及充当相互理解的储存库的作用。因此，生活世界为解释“音乐”活动提供精神和智慧的来源，它也是言语构成起来的库存，并以文化传统的形式而自我再生产。欧洲的主调与复调，中国的曲牌与板腔，等等，这些以语言形态形成再生产作为音乐文化传统的生活世界，在沟通行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当今的中国音乐教育中，音乐技术统治论或者技术对音乐生活世界的殖民，导致了中国音乐文化意义的丧失、音乐发展的抽象化，以及音乐方向和教育的危机。而交往理性以相互理解为基础沟通行动必须考虑文化相互间价值的合理性，保持中国音乐文化知识的传递、批判和获得，以及合法化的有效知识的更新，以达到文化教育的知识的再生产。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是对古希腊本体论哲学以及近代哲学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认识论和方法论两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胡塞尔针对欧洲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和人性危机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探索人类概念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周在世界”的关系，超越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围，跳出了主客体对立统一的模式。因此，音乐的生活世界研究也是要探索人类音乐思维与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周在世界”，突破体系音乐学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对于音乐的沟通理解和认识具有同样重要的启示。

第一，在言语研究方面，要超越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即超越单纯集中分析命题形式和语法结构，把研究重点转向从事言语行为的各个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主体间的关系网结构的问题。在音乐研究方面，同样需要超越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即单纯集中在分析音乐主题形式和曲式结构，或者说是集中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中心或工具理性，要将音乐研究重点转向从事音乐行为的各个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主体间的关系网结构的问题，借此理解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二，对“生活世界”和“沟通行动”的概念研究，把对理性的批判“现实化”，即在一定的“周在世界”中实现对理性的批判，使这种批判独立于意识哲学的路线，在实际的沟通行动的网络和生活世界中分析理性，分析在生活世界中言语的功能及其确保理性之自我反思和自我解放的决定性作用。在音乐方面，通过实地现实的个案，清理“音乐普遍主义”的问题，阐明非西方或不同文化“音乐”的独特意义。

第三，克服西方传统的理性中心论，克服以此理性中心论为精神支柱的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但同时又不排除理性本身的地位，在沟通实践活动中解决有关真理的一切问题。在音乐方面，克服用体系音乐学的框架和方法对非西方音乐价值判断，同时又要阐明其文化价值以及它所在的当代文化意义。

第四，在肯定以往传统哲学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批判“绝对”“终极原则”及一切试图包罗世界万物的哲学专制主义概念，在以往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崭新的文化和社会。对“音乐”的认知要突破基本乐理单一客观的物理音响概念，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音乐的概念认知和学习。

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实用主义哲学和解释学极其深刻地批判了意识哲学的错误，为他的沟通行动理论提供了很深刻的启示。实用主义和解释学批判了意识哲学关于对象知觉和表象的基本认识论观点，“从而推翻了传统哲学在意识及其对象的范围内寻求自身立足基础的奢望。意识哲学总是从一个孤立的认识主体出发，去研究主客体的关系，然后又只限在主客体关系的范围内研究认识与世界的问题”^[27]，在音乐领域，审美主义哲学正是基于意识哲学的，它苦思冥想地论证主体的意识能力，但其实只是让主体意识朝着它的审美对象去发展，甚至由这个审美主义自己去创造和决定对象。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首先就是对审美意识哲学的批判。从西方哲学的发展来看，审美主义属于19世纪意识分析的哲学，在20世纪则被语言分析哲学所取代。

正如实用主义与解释学对意识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一样，当今音乐教育的实践哲学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也批判和超越了音乐教育的审美主义哲学，它们将音乐放在语言与实际行为和日常社会交往的网络中去研究与分析，即将音乐放在“生活世界”和文化中，或将音乐置于一种文化网络或文化背景中理解与研究，以便对音乐的解释同时具有文化认识论价值和超越认识论哲学范围的更加广阔和深远的意义。音乐人类学的“声音概念、身体行为、语词表达行为、习得行为、社会行为及创作过程”的研究远远超出审美意识哲学所探讨的基础范围。

通过实用主义与解释学理论的研究，一切意识活动都只有在言语行为的分析的基础上才获得其生命力并获得理解。在音乐领域，音乐教育实践哲学与音乐人类学也形成了这种范式的转换，它们所强调的文化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的角度，从不断地相互关系的角度考虑音乐的社会文化实践，展示社会中音乐的内外特征及其相互联系，展示音乐与文化间的复杂关系。

哈贝马斯是以未完成的现代性为其哲学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尽管他与后现代有着不同的哲学立场，但他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后现代哲学是一致的，哲学语言学转向意味着人文科学与本体论、认识论哲学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也是音乐人类学语言学转向不同于西方音乐学体系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音乐人类学是一种日常语言分析，而体系音乐学则是一种人工语言分析。

文化和人不能完全按照科学来进行处理，科学是回答正确和错误的，但是生活没有对与错，如果把信仰、生活方式都按照正确和错误而不是按照一种多样性来解释是不对的，那么科学正是这样一种强制的方式。一种技术在殖民的问题，哈贝马斯是有论述的，他把科学技术拉入交往合理化的框架中来建构，用交往理性来化解科学对生活殖民的危机，把社会看成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双重结构模式，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象征着目的行动合理性和片面的社会合理化，技术自身的控制性会导致现代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对于技术问题的解决必须在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种辩证互动的民主对话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世界的殖民化的形成是因为工具理性的需要，而由技术统治的制度化所造成的，人们生活的世界被各种各样的系统组织所挤压。

中国现在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学习就是工具理性的，常常体现出技术对我们音乐生活世界的挤压。当然，职业的演奏家，他是可以去完成他的技术。但是如果一般的国民教育也采取这种技术教育，那就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技术是在西方的认识论的普遍主义这样一个前提下形成的，他的音乐的“能指”和“所指”是单一对应的。我们的基本乐理就是只有一个“能指”和“所指”，do、re、mi、fa、so、la、si所对应的音乐就是一种固定的概念，但是实际通过音乐人类学研究，人们发现，同样一个五声音阶，它的解释和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又发现连这个“能指”——声音，“所指”概念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民族的声音、对声音的界定、概念都是不一样的，本来是一个丰富性的东西，但由于技术化、标准化，所以我们的音乐语言就变成一种单一的人工语言、技术语言，并被许多人认为是“音乐的世界语”。这样，世界音乐语言、思维、行为的丰富性、多样性的意义被遮蔽了。

哈贝马斯继承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解释学是哲学语言学转向，它承诺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世界，对话是需要尊重不同世界的，而不能使用某一种科学的语言去统治或控制乃至同化其他的语言，客观主义的态度往往会把非洲音乐、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用记谱法的方式记录下来进行曲式的逻辑分析。他们忽略了对象的音乐并不是一个客体，是思考的人所创造的，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行为、习性、实践、文化、场域、意义的系统。哈贝马斯就是要通过交往理性、对话来协调这些关系，而现代主义是不协调的，是征服性的，把对象看成一种无生命的、客观的东西，这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的，这自然就造成了主客观认识音乐作品书写模式的现状。现在我们许多音乐教师依然认为只有西方的音乐才是先进的，而且他的音乐音响的“能指”和“所指”是最科学的。但是语言学转向让我们知道了人类认知的多样性、丰富性，和人类在生活上运用的复杂性。这些东西被现代音乐教育排斥了，特别是在我们的音乐教育课堂上，我们只知道音乐就是do、re、mi、fa、so、la、si和钢琴十二平均律，我们完全戴着一副单向度的眼镜来认识音乐世界。实际上，依附性发展、单边主义、技术对生活的殖民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问题，要转向多样性发展。人类以不同形式、不同方式的音乐表达都具有一定的价值，都值得学习，并给予他们同样的尊重。

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解决欧洲文化危机、人性危机的良方，它同样对中国音乐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应该以“生活世界”为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中国各地域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生活形式和生活世界，而“体系”也要放到生活世界来评价，正如胡塞尔讲科学世界也要放到生活世界来评价，对于人类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生活以及生态文明的生活世界，我们需要重新评价工业文明时代音乐生活世界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重新建构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时期的音乐生活世界。

【注释】
(www.daowen.com)

[1]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著，张有春译：《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2]高宣扬著：《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9页。

[3]乔建中著：《乐事文心》，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4]［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页。

[5]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8页。

[6]江华著：《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2007，第166页。

[7]同上书，第166-167页。

[8]同上书，第167页。

[9]同上书，第168-169页。

[10]同上书，第169-170页。

[11]同上书，第171页。

[12]邓正来著：《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13]“国际战略漫谈：何谓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载《解放军报》，2005：2（23），第五版。

[14]［美］杰里·特利等著，魏凤莲译：《简明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5]“国际战略漫谈：何谓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载《解放军报》，2005：2（23），第五版。

[16]毕佳、龙志超编著：《英国文化产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55-168页。

[17]［美］杜维明著，彭国翔编译：《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18]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6-347页。

[19]管建华主编：《音乐课程与教学研究：1979—2009》，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7页。

[20]管建华编译：《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21]［新加坡］马凯硕著，刘春波等译：《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8页。

[22]高宣扬著：《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1页。

[23]阮新邦、林端主编：《解读〈沟通行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24]高宣扬著：《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4页。

[25]同上书，第1025页。

[26]高宣扬著：《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0-1031页。

[27]高宣扬著：《当代社会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