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主义转向多边主义，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概念。其实，文化、音乐与音乐教育也有这样的单边、双边甚至是多边的关系。在国际交往中，中国音乐教育的交往现状主要体现在与西方音乐教育的单边关系上。

单边主义：国家以个人主义方式开展外交活动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最低限度地与其他国家进行磋商和吸收其他国家参与。也有人认为，单边主义是一种学说，某一国家以个人主义的方式开展外交活动，而无须向其他国家征求意见，吸收其他国家的参与。在外交领域上的解释是，在国际事务的关系上采取我说了算的态度，以至于我做了算，毫不顾忌其他国家的利益和立场。^[13]

从哲学上讲，单边主义存在着哈贝马斯所说的一种“单向理解”模式。有很长一段时间，西方音乐学者都是以一种“单向理解”模式来分析非西方音乐现象、形态结构、行为方式及价值体系。它将研究对象都看作客体，而且将自己文化主体的认识方式也当作一套客观科学的价值体系，构成了一套西方音乐学的思维模式。而且，这种主客体认识论的模式也长期地影响到许多中国音乐学者对自己中国音乐的各种价值判断，并且放弃了自身主体及中方与西方主体间性的认识，即音乐文化的“双向理解”。例如在音乐历史的理解上，从单声向多声的发展是西方对自身音乐历史的理解，但这种单向理解的标准被运用到对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判断上，其结果是先进与落后的结论。在20世纪，中国有几百种戏曲，还有许多说唱、器乐乐种等产生，并且流派纷呈，按其自身的历史轨迹的一种发展，怎能说“落后”？中西的音乐的类型学差异没有在“双向理解”中凸显出来，也正是因为西方历史客观性科学思维模式判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如今，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后现代史学、新的全球史观均突破了这种客观科学认识论的思维模式。从新的哲学思维、后现代史学、新的全球史观来看：“西方的后现代思潮解构了启蒙思想的‘神话’，所谓‘进步性’本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既已失去根基，非西方文明便获得与西方文明同等的‘意义’，建立在‘文化进化论’基础上的‘主导—传播模式’自然也失去了立论的依据。”^[14]未来的世界音乐史将是全球多种音乐历史互动的历史，各种音乐观、音乐历史观、音乐形态、行为方式及价值体系等，既相互融合，又存在相对独立、相互理解和多元并存的历史延续。

多边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指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问题、处理国际关系中人们所认知向无政府状态下的冲突，也有说，多边主义是三个或更多国家团体之间政策协调的实践。多边主义是指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应相互尊重、平等磋商、加强合作，反对一国一意孤行。中国外交目前提倡的是多边主义。^[15]

从哲学上来讲，多边主义是一种多方面的“双向理解”，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层次上人际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本要求，这种理解是双方在没有压力和约束下的沟通所达成，形成更大的相互包容性。在音乐领域的多元文化音乐史观、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双重音乐感、多重音乐感都需要多边主义的“双向理解”。中国音乐教育也应该从与西方单边主义的交往转向世界各国的多边主义交往。如当今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

西方全球的现代主义运动主要是一种单边性的扩张。按照西方音乐教育体系主要在生产西方的音乐价值观、知识观还有作品及音乐的理解方式，这样一来自然西方是中心，我们是边缘，这样就开拓了一种广为接受西方音乐音响产品的市场。在后工业社会中，单边主义的强势使音乐为新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收益，正如《英国文化产业》中讲道，音乐产业是英国文化产业的支柱之一，平均每年创造五十亿英镑。英国是世界第三大音乐出产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音乐出口金额甚至比钢铁业还高，美国、中国和印度是其主要出口地^[16]。应该承认，我们的音乐教育也培育了欧洲的音乐市场。这样的话，产生了不平等的信息流。不平等的信息流指的是第一世界流到第三世界的信息，这一论述揭露了西方发达国家媒介工业的霸权以及媒介帝国主义背后的政治帝国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后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最大的不同在国民总收入，由制造转向信息产业。音乐、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应该是双向的、主体间性的。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中讲道：“自从二战以来，对东亚来说，美国就一直被作为一种教导文明（teaching civilization）的角色。中美学术交流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使得美国社会很难在涉及东亚时将自己转化为一种学习的文明（learning culture）。”^[17]美国把西方文明作为一种教导文明，中国音乐院校也是这样，西方音乐成了中国音乐的“教导文明”，我们处于一种屈尊的地位。如果我们需要转变文化自卑的心态，我们就要从屈尊“教导文明”的心态转向平等的“对话文明”的心态，与西方音乐平等对话。也不能只是局限于“中西”音乐交往这样的思维框架，要和各种文化进行对话与学习，才能获得一种宽阔的国际性视野，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更平衡的音乐的、文化的、知识的生产。

在当今国际性的音乐教育组织中，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2010年8月在中国举行的29届年会仍然反映出单边与双边乃至多边存在的问题。面对中国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会议演讲及论文宣读采用单一语言英语，中文发言也只翻译成英文，而英文发言并不翻译。因此，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也面临克服单边主义，建构多边主义的问题。

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作为以推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为目标的国际性组织，它发展面临的问题正是目标与现实的矛盾，突出的有三点：①单一语言的对话交流与多语文化的矛盾；②主流音乐教育体系为中心的交流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或模式交流的矛盾；③强势音乐、主流音乐资源及媒介的强化与弱势多元文化音乐资源及媒介弱化的矛盾。

（1）单一语言的对话交流与多语文化的矛盾。玛丽·麦卡锡认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内部的多元文化话语主要是在英语国家的教育家之间进行交流的。缺乏语言的多样性，在一定意义上讲，与音乐教育多样性的理想相悖，使我们回到21世纪初的那种围绕盎格鲁和美利坚之间联系的国际音乐教育水平。如果我们有意使世界音乐的教学方式与它们在本土音乐体系中的教学方式相当，我们就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倾听那些非代表性群体的声音。国际音乐教育学会范围内有关世界音乐教育的话语与根植于西方运动中的多元文化意识是否相似？如果鼓励非英语国家的发言人提出他们有关音乐多样性的观念，这种话语是否能够更为丰富？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是作为一种多语言的学会而存在的，它所倡导的世界音乐教育运动如果是单一的语言的，那么，这种运动或许只能使这个主题的话语失去发展的源泉，而多元文化的观点和视角才是其理想的营养来源。

语言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自西方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以后，语言不再只是被看作一种工具，而被看作一种世界观，全部哲学问题的澄清都是一种“语言的批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语）。因此，如何理解不同音乐的语言存在，或者说理解不同语言所负载的音乐信息，是多元文化音乐学习的重要基础，也是理解多元文化音乐意义的重要部分。

从“话语分析”理论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一种语言的声音代表着一种话语权力，而文化帝国主义往往强调的是话语霸权，它往往消解了多元文化的话语权。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中四个层次的分析：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批判全球主义话语以及现代性的批判，都涉及话语权的问题。^[18]这些问题在音乐教育中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最后，语言概念系统是音乐文化认知和文化意义的基础。如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言：音乐概念，对于探究一种音乐知识体系的音乐人类学家来讲是根本的基础。这也是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的施教所面临的问题。正如最近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名“京剧”应直译为jing jü，而不译成Beijing Opera一样，因为用西洋歌剧的概念去替代中国戏曲的概念的教学必然会产生文化认知和文化意义的偏差。(www.daowen.com)

（2）主流音乐教育体系为中心的交流与多元文化教育体系或模式交流的矛盾。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对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体系的假设还没有确立（不同国家如印度、阿拉伯、中国、非洲国家的音乐教育体系是什么），因此，其交流模式主要还是以下面的B模式为主。

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模式大体有如下几种：

模式A——以主流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模式”；

模式B——仍以主流文化为中心，但注意把各民族观点附加其上的“民族附加模式”；

模式C——以社会历史事件为核心，以各民族的观点加以阐释的“多民族模式”；

模式D——引导学生从多国家的观点学习社会历史事件的“民族国家模式”。

课程是教育体系的核心，西方音乐按照科学教育方法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及教学方法，并且与其整个课程体系形成了现代技术的音乐教育特征。而对于像印度、阿拉伯、中国、非洲国家的音乐教育体系或模式，如何能够确立他们各自独立完整的音乐教育文化体系？如果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不能够确立它们各自独立的课程体系（不是民族附加模式）或模式，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交流是否只能在以上模式B的基础上进行？例如，音乐教师培养的国际性交流，应建立在何种模式上？

（3）强势音乐、主流音乐资源及媒介的强化与弱势多元文化音乐资源及媒介弱化的矛盾。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在它的《世界文化的音乐政策》中曾提出：“各国或各地区的音乐教育体系要建立世界文化音乐教育材料信息收集和传播中心，以使世界文化音乐的教学成为可能的现实，这种中心还应该包括表演家和表演团体为教育提供需要，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承诺协助这类中心的建立。”^[19]强势音乐当然指那些具有强大生产音响产品能力或作为较强市场资本和媒介运作能力的那些音乐，而作为第三世界的音乐文化在这些方面处于弱势，特别是它们在传统音乐资源复制经济能力及媒介方面的弱势。

J.K.恩克蒂亚教授曾经指出：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在今天仍然为传统的传递与保存而忧虑，音乐教育紧密地联系着过去。然而，文化帝国主义仍有很大的影响。恩克蒂亚认识到：音乐教育新的类型的首要任务是体系化地实施文化的非殖民化和强调文化身份的位置。出于这种信念，当今音乐教育的概念仍然需要超越狭隘的种族界线去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音乐教育。恩克蒂亚详尽阐述了跨文化音乐教育的理想境界，这一任务不仅在于传递自身的文化知识，而且也传递世界各种音乐的知识。为制定出这一项目，恩克蒂亚提出以下建议：①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迅速建立起新的中心，以便搜集孩子们的歌曲和类似的音乐文化资料；②国际音乐教育协会应联合国际音委会地区组织秘书处，以利于准备建立这种课程；③为了选择、整理资料与视听材料的准备和交换，应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资料辅助和根据每年国际音委会音乐讲坛的成果制度的指导性计划。^[20]

由于强势音乐与弱势音乐资源复制及传播上的极其不平衡，这与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推行也是一种矛盾。再则，第三世界例如中国在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推进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在发达国家中，例如美国、日本生产出版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音响产品，他们是在世界各地“掠夺”第三世界音乐的文化资源，然后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售或让它们出巨资购买这些版权，或者这些被“掠夺的”音乐文化资源并不能被第三世界利用。发达国家具有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优先权，而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卖它的音乐资源，而不得享受和利用它的权利。因此，国际音乐教育学会面临着如何在世界公平地推进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因为现实和理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且，由于全球现代化的负面效应，许多音乐传统濒临灭绝。作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提倡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如何能为这些音乐传统“活”的传承或保存尽到它们的义务？这些义务是否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推行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目标的责任范围？

新加坡马凯硕先生说：“每当我读到《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的论坛版时，常常陷入绝望之中。报纸上充斥着胡言乱语，他们认为占世界人口12%的西方人会继续统治西方以外的88%的人。”^[21]在世界人口比例中，穆斯林人口有15亿，印度文化圈人口有17亿，中国人口13亿，然而这些国家自身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它们在世界音乐和世界音乐教育中的地位是极其不相称的，这也是中国音乐家及音乐教育应该反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只注重12%人口的音乐生活和音乐特性，而忽略了88%人口的音乐生活和音乐特性？西方体系的音乐学是否适合于非西方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是否只能局限于中与西的单边主义还是应该建立与世界音乐的多边平等的关系？中国音乐教育做到了吗？已经准备好这样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