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理论是研究非西方欠发达或不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条件、路线、方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理论，一般把发展理论分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三个阶段两个范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时期，它以现代化理论为标志。现代化理论是以全球将西方作为引领世界的一个体系，而且西方体系在世界取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而其他世界的发展只能是模仿甚至是放弃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有人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向非西方世界贩卖所谓客观主义的社会科学，尝试在西方之外扩散西方制度。“在本质上，现代化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它以工业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及都市化为依据，认为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直线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并最终成为一个工业化、都市化与有序的社会。”^[1]

20世纪60年代末，依附理论揭示这种发展的不平等性以及非西方国家的欠发达水平是由西方的发达所造成的。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区别在于，现代化理论是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内因决定论，将一国的贫穷归功于文化内部的制度。而依附理论也是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分法，外因决定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主要归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剥削。依附性理论让我们对世界体系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原来大家都是朝着现代化走，并认为是很公平合理的，但是依附理论正是揭示这样一个不平等关系。“因此，已经确立起来的互动关系，实际上变成了真正的依赖关系。建立在不平等的互动关系基础上的依赖关系，只能是不平等的依赖关系。”^[2]但是，依附理论也存在一个问题——和西方脱钩，这个脱钩又把事情弄得过于绝对。这里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完全脱离西方能发展吗？第二，边缘是不是永远处于边缘？

根据依附性理论，我们来阐述一下音乐的发展理论。在中国长期以来，西方音乐体制的引入塑造了中国音乐教育体制和音乐观念上的依附性，这是有很深层的和持久的影响的。鉴于此，中国音乐文化没有自己真正意义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策略，而主要是跟随西方音乐的“现代化”转变。现代化理论是具有普遍主义的近代欧洲主义现代化的特征，近代科学也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普遍主义认为存在一种科学真理是跨越时空的，将这种真理作为解释人类所有行为方式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并且将西方音乐历史发展模式的解释作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方式进行表述。例如：“具有民间音乐风骨并不等于缺乏现代精神，特别是不朽的、可以彪炳史册的《二泉映月》，其揭示苦难人生的深刻性，其作为独奏音乐的完美性，其演奏技艺的精绝，其音乐境界的高洁，同样把二胡的表现力推到一个时代的巅峰……要是没有现代精神作为底蕴，怎么会有如此长久的审美认同呢？所以，我们说，阿炳的二胡艺术，同样以它特有的表现手段揭示了二胡的现代精神……总之，刘天华、阿炳作为现代二胡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杰出代表，各自从不同的背景出发，以全新的观念、技法、语汇创作出第一批二胡经典，起点之高，不仅超越了以往一千年的历史，也为此后的繁盛打出一片新天地。”^[3]

“世界体系”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它提出阐释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构性框架：“世界体系”由中心—半边缘—边缘三层结构组成，其基本动力是“不平等交换”。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性理论的思想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阐释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揭示了中心与边缘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关系，音乐领域自然也受制于这种不平等关系。中心—半边缘—边缘划分的早期版本应该是日本福泽谕吉所描绘的，在他的《文明论概略》（1875）中，“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4]当然，“西洋文明”一边倒，但20世纪末，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强调“不同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立足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以及两种思维——现代性与后现代思维。当今，后现代的解构性已经融入后殖民批评中，与“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所建立的宏观国家政治经济层面分析的偏重相比，虽然“后殖民批评”侧重于民族、阶级、性别、文学、文化、语言及认同等问题的批判性阐释，但在对社会性学科的反思和批判是一致的。

中国音乐教育的学科制度化来源于欧洲，这离不开大的学术背景，如沃勒斯坦所言：“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体系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这种合理的划分保证是有效率的。”^[5]沃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发生于西欧和北美五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同发源地的五个国家，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6]

沃勒斯坦进一步认为，社会科学制度化也突出了欧洲中心论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历史编纂学、普遍主义的狭隘性、文明论、东方学和进步论。

首先，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是根据欧洲的历史成就解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统治的合理性，随着社会科学制度在全球扩散。到非西方国家教育及社会科学的建构，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至此，非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包括音乐学家都相信，可以用欧洲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式来理解世界历史。^[7]

普遍主义是近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世界是以直线进程形式的规律发展的，普遍主义将人类历史解释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对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以普遍性的方式进行表达。^[8](www.daowen.com)

文明论的假设是以文明与野蛮、先进与后来划分的。通过殖民教育，将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输入非欧世界，以科技发展为标准的部分文化价值扩大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对非欧国家而言，不仅遭受着政治和经济的束缚，同样也遭受着价值观念的奴役，摆脱价值观念上的依附性比摆脱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性更难。”^[9]

东方学是西方立足于自身的文化思维方式对东方做出的判断，它是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为假设的，正是东方学的影响，西方文明成为一种教导文明，使人们（包括东方人）对东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都处于西方思维的控制之下。^[10]

进步论认为近代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都是以进步理念为假设的，“进步理念是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之一，由西方国家所推动的现代化运动实际上是进步理念的一次大规模实践”^[11]。进步理念的发展就是以欧洲历史的发展和扩张为理论依据的。在此基础上，西方音乐历史的直线进程替代了世界音乐历史的多元并进，西方音乐教育的单一科学体制替代或掩盖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体制。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概念已经被提出来，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反思以及逐渐将依附性转向自主性。学者邓正来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依附性的两个向度：在国际向度上，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接受没有经过批判性的筛选和思考，就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来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这导致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国内向度上，中国社会科学所属的文化场域屈从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场域，各种场域之间本应是既独立又相互作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受其他场域对文化场域的支配所致。^[12]

以上所述依附性的两个向度也揭示出中国音乐教育根本的依附性所在。因此，中国音乐教育的自主性也需要国际向度与国内向度的建构。

其一，国际向度的建构，中国传统音乐内化的制度产生于一种农业文明，由于经济、政治、文化（音乐）内部的自给自足的封闭性和独特性，它与不同文明音乐文化对话有很大的困难，也决定了它不可能解释全球性的音乐世界。于是，西方音乐学体系与音乐教育体系被作为全球性音乐观察的理论框架，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失去了在音乐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当代意义的转化，以及对世界音乐解释的能力。因此，要重新解释中国音乐文化，建立中国音乐学科的自主性，必须从国际向度即从全球向度进行思考。这需要世界范围的多元音乐文化的对话交流和相互认知，才能突破西方音乐体系和音乐教育体系的一元论格局，同时，也需要与西方音乐平等对话，认同差异，并做到差异并存，特别要认识到西方社会科学与音乐研究的转向，如语言学转向、后现代转向以及多元文化实践哲学的转向。

其二，自主性国内向度的建构。国内向度的缺席在于音乐文化发展简单适合政治的需要，由行政的方式组织音乐创作，削弱了音乐文化场域的自主性，以及中国多民族、地区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将西方交响乐、艺术歌曲视为高雅艺术，再其次是汉族、少数民族及流行音乐等。将音乐比赛、收视率作为广播电视的热点，倾向于行政目的的表演活动，缺乏音乐文化主体的提升和宣传。如央视举办的二胡比赛，大多推行以西方的小提琴技术的标准，还没有建立自己音乐价值体系的标准和文化多样性。在中国音乐学科制度建构过程中，虽然有一批较高学术水平的学者参与，但没有建构一套公平的、相对民主的运行机制。如音乐教育课程标准的制定，缺少各方面专家的民主参与（如中国音乐、世界音乐、音乐教育理论专家、教育家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音乐文化和音乐教育的自主性关系以及自主性的文化策略是什么？中国音乐教育课程的依附性如何转向自主性？相对独立性何在？体系性何在？

中国音乐学科与广播电视自主性的国际性向度与国内向度应该向一些国家学习，如国际性向度应该研究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经验和机制，国内向度应该研究印度传统音乐传承的经验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