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元化的大众音乐产品
随着20世纪音乐和世界音乐的发展,大众音乐聆听的对象已经越来越丰富多样,人们不但可以在众多不同风格的作品中选取自己喜欢或感兴趣的音乐类型,而且现代网络及媒体播放等技术支持等条件也越来越明显地促成了人们对多元音乐聆听的需求。针对大众的需要,越来越多唱片厂商开始注意产品的多元性,我们熟悉的台湾风潮和香港雨果就是很好的例子。
据统计,台湾风潮唱片自1988年成立以来,每年出30多张专辑,到2006年出版唱片达600多张,虽然这种规模数量与外国大型唱片公司品牌相比并不算什么,但其唱片的多元化特点却非常明显。在目前已经发行的风潮唱片中,已经有着多种风格系列的产品,如“宗教系列”“世界音乐舞曲风系列”“世界音乐图书馆”“中国民歌演奏系列”“冥想音乐系列”、风潮当代音乐馆中的“自然生活系列”“中国民谣系列”“少数民族印象之旅系列”等。香港的雨果唱片公司已经拥有《雨果》(Hugo)、《奇异果》(Kllgo)、《莲花》(Lotus)等好几个品牌,《音乐图书馆》(Music Library)则是雨果刚推出不久的新品牌,直接反映出了厂商致力于多元音乐风格特点形成的观念。在《音乐图书馆》品牌下首次推出的20张CD,内容包括了古典音乐、世界音乐、新世纪音乐、爵士乐、中国音乐、轻音乐及历史性录音等,具体有《爵士乐的黄金时代》《雅典》《巴西风貌》《保加利亚之音》《排箫之梦》《吉他心曲》《西班牙抒情曲》《维瓦尔第》《巴赫》《贝多芬》等专辑。这些唱片产品无疑在满足大众聆听需求的同时,也开拓了自身市场,对大众起到了某种引导的作用。
以上只是我们较熟悉的两个公司品牌,但是,如果仅仅关注世界音乐的内容,那么在World Music Central(http://www.worldmusiccentral.org)这一网站中就列出了343个世界音乐的厂牌资料。在这个网站中,绝大部分的世界音乐品牌集中在欧美。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这些国家:美国(94家)、英国(27家)、德国(24家)和法国(22家),余下的一部分则散落于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大洋洲、中东、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等地。这些唱片中既有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也有融合性的流行音乐,一方面作为一种多元风格的商品而流通,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
二、新的标签——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这一概念除了具有教育课程体系这层含义外,还是音乐的唱片和影响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它与欧洲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摇滚乐、爵士乐等类型的音乐并驾齐驱,共同组成了唱片工业中丰富多彩的消费品,满足了各类消费人群的需要。
关于这种世界音乐的来源,可追溯到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当其建立起当时世界最强大的海上舰队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碰撞已不可避免。当各个殖民帝国将印度、中东、非洲以及其他各地的多民族文化移入欧洲本土时,虽然种族问题、西方中心论与进化论思想等难以避免,但毕竟还是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音乐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广播电台频频放送的时候,这一新的音乐消费类型逐渐产生。不过,作为商业消费的一个分类标签,据说是在1987年西方唱片商们在伦敦一次会议上为了促销而提出的,但由于这一标签在唱片商店所产生的惊人的商业效应,它很快成为风靡欧美音乐市场的一个重要概念。
世界音乐以唱片工业制作与市场流通的方式进行传播无疑能够加速其大众化进程,并能够对严肃音乐及流行音乐的创作带来直接而有效的灵感与素材,人们不但在这个新的标签内多了更多的听觉选择,而且也逐渐就世界音乐和其他之前已经有的音乐类型之间的关系开始了经意或不经意的思考。世界音乐仅仅是与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并列的一个种类?还是应该将古典音乐或流行音乐重新淹没到世界音乐的海洋中?无论如何,世界音乐的标签都已经深入大众的头脑,而厂商为之所做的努力与成果也令人惊讶,这一点从下述的世界音乐唱片厂牌的情况介绍中可以了解。
三、“世界音乐”的唱片公司品牌
“非凡探险家”(Nonesuch explorer),目前已与华纳兄弟娱乐公司联合。该公司品牌以一套名为“非凡探险家系列”的唱片而成为世界音乐商业发行的先行者。这套唱片从1967年出品的第一张巴厘岛唱片开始,到1984年共出品了92张,包括亚洲、非洲、加勒比海等地的田野录音,并且高品质的录音赢得了唱片发烧友的信赖,被称为原生态民族音乐的典范。限于年代和器材设备,不少都是mono音轨,但并不影响其唱片的经典。
“普图玛约”(Putumayo),是一家专门出版世界音乐的美国唱片公司品牌。普图玛约是一个非常注重经营形象的公司,自1993年便致力于介绍各国不同的文化于世人,并在传统音乐与流行文化之间做好最佳的桥梁,创造出属于普图马约式的欢快节奏。为了使厂牌拥有更高的辨识度,普图玛约的专辑封面都是由知名的儿童插画家尼可拉·海戴尔(Nicola Heindl)亲笔绘画,他运用的色彩大胆丰富并且具有民族味,正好符合普图玛约公司所追求的目标及理念,即连接传统与现代。普图玛约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营销网络,不必特地去唱片店,在全美2500个普图玛约咖啡店、礼品店和服装店里都可以找到它们。Putumayo在丹·史多坡经营下,目前已经出版了将近两百种的不同主题的专辑,并在其大力推广之下,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音乐品牌,目前在50多个国家都有代理商。该公司代表唱片要数《世界音乐作品选》,其中包括了73张CD。
“真世界”(RealWorld),堪称世界音乐的第一大公司品牌,自摇滚明星彼德·加百利(Peter Gabriel)创建以来,推出了巴基斯坦格瓦立演唱大师“努斯拉特·法塔赫·阿里·汗”(Nusrat Fateh Ali Khan)等一批世界音乐的明星。每年夏天的“沃玛德”音乐节(womad)以及“真世界录音周”,不仅是世界音乐的聚师大会,还大大提升了该公司品牌的商业信心。这一品牌更关注的是艺术大师本身的艺术造诣,而不是音乐所属的文化,他们认为:“伟大音乐完全可以脱离艺术家本身的国籍而做到娱乐人心。”
“话题”(Topic),始于1939年的伦敦,号称世界上最老的独立唱片厂牌,由一些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创始。“话题”是“图书馆”级别的唱片厂牌,专收“档案录音”,曾经为不列颠音乐传统出版过20张一套的《人民之声》,目前正致力于分批整理大英图书馆三楼浩瀚的“世界声音档案”。
“网络”(Network),是有着20多年历史的德国世界音乐公司品牌,曾经发行过多张关于苏菲神秘教、撒哈拉、吉普赛音乐的畅销专辑,内页还附有大幅精致的图片,很得收藏者青睐。该公司主要致力于世界民族音乐的开发,以及与现当代世界各地的民间或民族音乐家的合作,《世界音乐大系》World Network Series可以说是该品牌的镇山之宝,是Network和德国最大的广播公司WDR联手的杰作,全系列一共49张,网罗了从世界各个角落流传出来的音乐,其中,也包括中国。一开始WDR致力于邀请这些世界上杰出的艺术家来德国科隆的录音室,而当他们无法成行之际,WDR就采取现场录音。以WDR的观点,这些录音都运用了最好的音响技术去展现世界音乐纯正而又独特的临场感,而没有添加其他任何的音效或音轨。在Network和WDR合作的这些年头里,已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现场录音,拥有珍贵的音乐节、演奏会和录音室的资料宝。World Network Series正是从这些录音中精选而成,这个系列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其中很多录音获得过多项国际音乐奖。国际留声机大奖的评委会是这样评价的:“这些录音是由来自四个大洲的歌唱家和器乐演奏家所奉上的最高水准的演绎,虽然他们都必定受到过当代音乐的影响,却仍然深深植根于他们的文化的传统而从未被潮流所左,World Network的录音勾画了分门别类的、非商业成分占主导的、真正的世界音乐,具有极端的品质。”
“JVC”,日本的音像制品的大公司品牌,兼营世界音乐。该品牌所做的世界音乐旨在一网打尽环宇的音乐,除了大量的CD唱片之外,还出过30盒一套的世界音乐大全VHS录像带,并配有9本录像带的说明书。这套录像带和配套的说明书已成为国内世界音乐教学的一套重要参考资料,多年经久不衰。
该公司于2000年还推出了一套世界音乐的唱片指南,题名为《世界音乐旅行指南》(Rough Guide to Worldmusic),共分上下两卷,详细地介绍了世界音乐的经典唱片,堪称世界音乐爱好者的音乐圣经。
四、具有世界音乐元素的流行音乐创作
大众音乐中能够直接反映多元音乐文化元素的音乐类型大致可分为两种(如果不算前面提及的现代音乐作曲理论及创作中的类型),即唱片市场中世界音乐类型和具有世界音乐元素的流行音乐类型。两种类型既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源于拥有海上霸权的欧洲帝国对非欧国家与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殖民实践的副作用——增加了欧洲与其他各国音乐文化相接触的机会,后者则是前者在全球化、现代与后现代、大众消费的当下时空中以流行化、娱乐化的方式的延续。
从披头士合唱团(The Beatles)的印度情结开始,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态。当传统的摇滚乐遇上了印度音乐,当非洲土著音乐遇上爵士乐,当图瓦喉歌遇上朋克,当犹太民族音乐遇上民谣,越来越多的融合方式不断启发着我们的听觉想象。
当流行音乐遇到印度音乐
1964年,当披头士合唱团的音乐横扫全美之际,乔治·哈里森被印度乐器西塔琴深深吸引了。于是他跟随印度传统乐器大师Ravi Shankar学习,在披头士合唱团的唱片“Rubber Soul”专辑中的《挪威的森林》一曲中就使用了西塔尔,在《拥有你,失去你》中则使用了塔布拉鼓和迪卢巴琴,因此而导致的学习狂潮使得Ravi Shankar必须开班收徒,没多久,音乐界的人士开始狂热地学习拉格,还有塔布拉、萨若德等各式印度乐器。披头士合唱团的兴趣,从印度音乐扩展到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于是专程到印度跟随冥想大师Maharishi Mahesh Yogi学习冥想。在受到披头士合唱团影响之后,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的团体中,有一个来自苏格兰的Facridible String Band,他们的第二张专辑The500 Spiritsof the Union包含了一个有五个乐章的作品,叫作Mod Hatter's Song,其中有三个乐章具有印度音乐的主题。此外You Know What You Could Be也是一首西部乡村歌曲与印度音乐的结合。印度音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John McLaughlin领导的Mahavi Shnu Orchestra达到了顶峰。他在描述他自己对这种宗教与音乐的狂热时说:透过我的精神上的乐师Sri Chinmoy,我更能体会神的存在。神是至高的乐手,音乐的灵魂,也是音乐的精神所在,我试着透过音乐使自己成为他的乐器。乔治·哈里森对印度宗教的兴趣,在他1969年录制的唱片“Hare Krishna Mantra”中表露无遗。
英格玛(Enigma)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音乐?
作为“新时代音乐”的代表,“英格玛”这支来自德国的乐队以其神秘主义风格吸引了无数乐迷,神秘主义的主题用现代电子音乐来表现,使人产生一种时空交错的奇妙感觉,其中的人声也非常美妙,乐队的音乐取材非常广泛,源于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英格玛的幕后制作人Michael Cretu希望能够摆脱欧洲传统流行音乐的束缚,于是开始朝着自己理想的王国迈进,他在不少作品中动用了两种非常奇特而且不为世人熟知的声音,例如,秘鲁风格的排箫和由修道士演唱的类似格里高里圣歌风格的旋律,编曲上再衬以洒脱、懒散的迪斯科节奏,由此构成了Enigma极富个性的基本框架。因此在Michael Cretu所营造的独特音乐世界中,我们既可以隐约感受到古典严肃音乐的影子,又可以直接感受到通俗流行的电子配器;能听到最悠远的少数民族部落自由而悠长的吟唱,又能够欣赏到教堂唱诗班庄严而宏大的和声。其作品“The Eyes of Truth”《真实的眼睛》中充满了东方音乐的神韵,歌曲寓意海市蜃楼中的美丽景象,旋律中有蒙古音乐以及阿拉伯音乐的影子,甚至运用了西藏的唢吶,因此让人很难确切说清这首曲子的渊源。在专辑Le Roi EstMort,Vive Le Roi!中,整体音乐气氛的变化,加之鼓的音色更加平和,而且还出现了更多全新的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从祖鲁人到拉脱维亚人,包括这些少数民族特有的乐器音色。该专辑中的The Child in us则运用了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乐器——芦笙,其中的女声演唱则充满了南亚音乐元素……在英格玛的诸多专辑中,我们可以听到太多“融合”的音色与旋律,难怪人们不断追问:英格玛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音乐?
来自中国的声音:《阿姐鼓》与《忐忑》
“阿姐鼓”在西藏的文化传统中,意味着一面以纯洁少女的皮做的祭神的鼓:人皮鼓。作曲家何训田以这个已被废除了的酷刑为叙事文本,创作了歌曲《阿姐鼓》。在现代的节奏型鼓点和西藏声腔韵律的烘托下,伴唱部分似乎在描述过去,而主唱部分似乎在描述现在,把原始与现代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作曲家很好地挖掘了民歌资源对于流行歌曲的潜力,使其能够成功地走向世界,成为20世纪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中国流行歌曲,名列美国《公告牌》开辟的新时代(new age)音乐排行榜。《阿姐鼓》成功地把中国流行音乐融入了世界流行乐坛中,有人认为,这也是中国音乐家成功运用“世界音乐”这个新的手法和理念的典范。(www.daowen.com)
《忐忑》则采用了中国戏曲多种声腔元素,又融入一些世界音乐成分,采用完全现代的手法进行编曲,既考验歌者的演唱功力,听上去又很有喜感。[14]深谙中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德国作曲家“老锣”成立了五行乐队,创作具有中国民乐风格的世界音乐,使之在和德国巴伐利亚民族文化的现代音乐元素碰撞中实现统一。多种元素的有机使用,使听众产生了一种“新奇特”的心理效应,继而围观、继而喜欢、继而融入。作曲家老锣一直在研究创作具有中国韵味、意境和艺术精神的作品,他在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运用戏曲锣鼓经作为唱词,以五声音阶的复杂重叠、中国传统声乐技巧的夸张变形来进行创作。这些民族精华元素的提取,加以精湛的作曲技巧,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五、《蒂姆·泰勒的〈全球流行:世界音乐,世界市场〉》[15]
当然,世界音乐与流行音乐并不是大众音乐中的纯娱乐化产品,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更值得我们深究。
薛艺兵在《人民音乐》2000年第4期发表《蒂姆·泰勒的〈全球流行:世界音乐,世界市场〉》(下文简称《全球流行》)一文中,对蒂姆·泰勒的这一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作者从音乐作品本身到音乐产品的包装,从音乐广告和录音销售量排名,从众多世界著名歌星的生涯和创作思想到歌迷、记者和批评家的评论以及网络信息等方面入手,全面展示了这一领域的各种现象和观念。书中还重点讨论了世界一些著名录音公司和出版商的商业运作策略,并从他们发布的音乐排名榜以及唱片奖等范围来探索对世界音乐、音乐家及其音乐观念的巨大影响,并由以上内容论及一系列新的学术概念,如“传统的”“现代的”“混合的(hybrid)”“融合的(syncretic)”“合成的(synthetic)”“混血的(creole)”“时尚的”“真实性的”“抵抗的”“随和的(accommodating)”“霸权的(hegemonic)”“民族主义的”“多重文化的(multicultural)”“一致性的(appropriated)”等。作者认为,通过对权力、侨民、阶级、种族以及两性同一(genderidentity)这些现代性(modernities)问题的历史特性的研究,以及对“世界音乐”的文化学研究,音乐人类学将呈现出一种新的对话和论辩领域。
针对这部著作,薛文提及了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斯蒂文·费尔德对《全球流行》的评价:在过去的十年间,民族音乐家已经普遍地关注着“世界音乐”的生产、制作和消费方面的全球化倾向,也不时有文章发表或在学术会议中作专题讨论,但大多强调特殊的地方性音乐的全球化问题。他认为,泰勒的《全球流行》则对“世界音乐”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宏观认识。他还提出:对全球性商品化和媒体化音乐的研究引发出一个新的音乐文化学,从而构成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两性研究的以及表演和民族研究的边缘学科。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交叉点上,对商业化的“世界音乐”的解释,必然伴随着对诸如国际性资本、录音工业化以及音乐家的流动、听众和音乐风格等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和分析。
就当下看来,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世界音乐,多元音乐实践不但已经表现为既定事实,而且已经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大领域,但是如何把大众音乐、流行音乐、世界音乐的内容同揽在一个时空下进行全景式的研究,这还需要我们的学者进行更多的思考和研究。
(注明:本单元“音乐人类学思想对多元文化的作用和意义”的主写人为洛秦,胡斌和吴艳协助撰写其中的部分内容。)
【注释】
[1]夏建中著:《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2]乔建中:《中国:音乐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刍议》,见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编:《中国音乐研究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第96页。
[3]乔建中:《音乐地理学》,见王耀华、乔建中主编:《音乐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
[4]汤亚汀著:《城市音乐景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5]曾遂今著:《音乐社会学概论:当代社会音乐生产体系运行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6]秦序:《我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上),载《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1期,第110-120页。
[7]张钟汝等编著:《城市社会学》,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9页。
[8]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
[9]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0]欧阳光伟著:《现代哲学人类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7页。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12]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3]车兆和:《“把美国填在世界音乐地图上的人”——论美国著名音乐大师艾伦·科普兰》,载《人民音乐》,1991年第10期。
[14]邵岭:《无词歌〈忐忑〉网上蹿红2011新“神曲”诞生》,载《文汇报》,2011年1月7日,第6版。
[15]薛艺兵:《蒂姆·泰勒的〈全球流行:世界音乐,世界市场〉》,载《人民音乐》,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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