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多元文化理论始终贯穿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从学科的“音乐观”、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多元文化的思想和理念。首先，从本体论上看，多元音乐文化理论倡导多元的音乐观，从而使得学科的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其次在方法论上，则主张运用多维视角和方法分析和认识一切音乐文化现象。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学科自身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势。所以说，多元音乐文化的思想和理论开拓了学科发展的纵深纬度，使得学科未来发展图景必然是开放的、多元的和动态变化的。

一、研究领域的多向拓展

音乐人类学最初是西方人研究非西方音乐文化的一门学科，仅仅将非欧洲的传统音乐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然而，就当下学科的研究领域而言，已然由最初针对非欧洲的音乐文化拓展到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其中包含城市音乐与西方音乐的研究。这一变化可以说与多元文化理论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关联。

音乐人类学家们从世界不同音乐文化中了解到，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如约翰·布莱金认为何谓音乐是由音乐中的不同文化所界定的。他指出，到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家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没有被定义为“音乐的”行为，但却有许多社会和个体在听到其他一些人的音乐时不能将它作为音乐来看待。因为这里存在着人们对音乐许多不同的理解和概念，所以我们有必要以人类学的观点，平等地正视人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民间的各种不同体制与形态的音乐。^[32]另外，内特尔撰写《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33]的“音乐”词条中，指出了音乐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认为西方文化中的“音乐”或“艺术”一词并不能在其他民族文化中找到同一对应的概念。可见，音乐人类学逐渐形成了多元“音乐”观。

对“音乐”的多元性认识，使得学科的研究领域得以延展。内特尔在《音乐人类学近二十年的方向》（Recent Directions in Ethnomusicology）一文中总结出城市音乐和少数族裔音乐（Urban and‘Ethnic’Music）、西方艺术音乐、本土音乐（Vernacular Music）和流行音乐都已经成为音乐人类学关注的领域。^[34]

受到人类学多元文化理论的影响，音乐人类学学者逐渐关注多样性、复杂性和交互性为特征的音乐文化现象。此时，城市——多元文化的中心——成为学者的研究聚焦之地。曼纽尔（Manuel）指出：“城市是社会群体多元并存——富人与穷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本地人与移民，男性与女性，成年人与青少年——并且互相影响。”^[35]内特尔在《八个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Eight Urban Musical Cultures：Tradition and Change）也提出相似观点。^[36]波尔曼（Bohlman）则从城市作为移民集聚地的视角提出：“许多城市也是移民的汇聚之地，造成了民族、人种、宗教及文化的多元性，而各个社会的互相交流、影响、混合也造成了文化涵化及各种音乐的杂交，音乐生活跨越社会经济、宗教和民族的界限，活跃在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里。”^[37]虽然音乐人类学对于城市音乐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也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如内特尔的《八个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研究了城市中不同类型的（如流行的、民间的、古典的等）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如贫民、女性、青少年等）音乐文化现象^[38]；谢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在《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的音乐》（Soundscapes：Exploring Music in a Changing World）^[39]第四章“地方音乐研究”（The Study of Local Musics）中概述了波士顿（Boston）、休斯顿（Houston）、朱诺（Juneau）城市的声音景观，如当地少数族裔社区、街头音乐家、夜总会、小酒馆、饭店及各种正式非正式音乐群体的音乐，形成一种综合和互动关系的城市声音景观；内特尔在《世界音乐览胜》（Excursions in World Music）^[40]中提出维也纳音乐具有传统性、边缘性和多元性并存的特征。

在这一多元的、复杂的城市文化空间里，学者们对亚文化群体如移民、女性、青少年、下层阶级等音乐文化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究，而对于亚文化群体的关注与“差异”概念下强调社会群体的界限与认同有着密切关联。认同是指个人与他人或群体心理上的趋同过程，即通过差异划分出群体的界限，音乐活动可以创造“自我认同”及族群文化界限。^[41]英国学者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主编的《族群性、认同与音乐——音乐建构的地域性》（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42]正是探讨了音乐在构成民族认同与地区认同中的作用。

从上述成果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西方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已经进入音乐人类学的视域，并被重新加以认识和解读。内特尔第一次真正地运用音乐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西方音乐文化，他在《莫扎特与西方文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Mozartand the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ofWestern Culture）^[43]一文中假定自己为“火星人”，将西方音乐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平等的一员，视西方音乐作为“他者”，并与将自己视为局内人和音乐学者的不同视角做比较，从而对西方音乐文化进行多重认识与解读。赖斯（Rice）从洛杉矶市的一次马拉松比赛——跨族群的社区活动，调查在该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多元音乐文化的状况。

此外，“20世纪8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世界音乐’的概念，并发展成一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思想”^[44]，具体包括世界各国的传统音乐、流行音乐及其创作音乐，还包括西方城市移民社区的亚文化音乐，这些成为学科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同时，音乐人类学学者还探索世界音乐的教学模式，以学习、维护和分析世界各地音乐的多样性，如提顿（Jeff Titton）的《音乐世界：世界民族音乐导论》（Worlds of Music：An Introduction to the Music of theWorld’s Peoples）^[45]和Elizabeth May的《音乐文化导论》（Musics of Many Cultures：An Introduction）^[46]等。

鉴于上述，多元文化理论拓展了“音乐”的范畴，音乐人类学将“音乐”作为研究对象则自然拓展了其研究对象，使得原本不被学界重视的边缘领域，不断地被开发和认识，同时还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对西方自身音乐文化进行重新认识与解读。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的多维向度

多元文化思潮在音乐人类学学科中的主要观点体现为：音乐没有价值上的高低之分，因为音乐不只是音乐本身，而是文化和社会中的人创造的，人从来就是处于特定历史和环境中，音乐的差异只是不同观念和行为下的产品不一样而已，这些已经得到学界的共识。如胡德提出“音乐人类学是一种知识领域，研究目标是作为物理学、心理学、美学和文化诸现象的音乐艺术”；梅里亚姆提倡“研究文化中的音乐”“作为文化的音乐”“音乐即文化”；恩凯蒂亚（Nketia）也提出“把音乐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普遍方面来研究，正日益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焦点。”^[47]另外，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强调，在多元化的音乐世界中，各种不同体制与形态的音乐并不存在“高级”“低级”“简单”“复杂”的等级差别。他认为，“‘民间’歌手和‘民间’音乐某种意义上比‘艺术’音乐的创作更加贴近自然，它们不规则节奏乃至认真的重复（并不是所谓‘简单的重复’）乃是一种文化的、习俗化的行为”^[48]。

上述认识直接使得音乐人类学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的变化，成为学科发展新的转折点。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差异性和相对性，由此在研究目的上出现由以往追寻统一性和客观性的科学知识和规律到强调主观阐释性的文化理解和文化体验的转变。按照阐释人类学观点，人类学家的工作不在于运用“科学”的概念套出“文化”的整体观，也不在于像结构主义者那样试图从多样化的文化中推知人类共通的认知语法，而在于通过了解“土著的观点”（Native’s Point of View）来解释象征体系对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界说。这里即涉及通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局内—局外”“主位—客位”互动，而达到对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世界观、人观和社会背景（亦即“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予以理解的目的。^[49]

对此，音乐人类学者提出了相应的研究策略。首先，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50]中提出“概念—行为—声音”的分析方法，蒂姆·赖斯（Timothy Rice）在此基础上提出“历史构成—社会维持—个人体验”三个维度对“人怎样创造音乐”这个学科核心问题做出了创见性的回答^[51]。同样，胡德在《音乐人类学家》（Ethnomusicologist）中提出学科的目标是理解音乐自身，并理解社会中的音乐。^[52]可见，音乐人类学者不仅使用音乐本体分析的方法对音乐是什么进行回答，而且采用“整体观”将音乐放入社会、文化整体中加以考察，追寻音乐对于创造和体验音乐的人的意义。

在全球化和移民浪潮语境下，人们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将音乐放在一个固定的小社区内进行封闭的、静态的、结构的剖析。我们逐渐认识到，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渗透已经不可避免。对此，学者们已经对其展开了研究。首先，梅里亚姆提出划分音乐变化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文化内部激发的变化（也许是文化/音乐体系中所固有的），另一种是由于同其他音乐和文化接触而发生的变化（1964）。学者们多关注第二种，因为可观察到的种种事件，通常都含有急速发生的、容易描述的文化间的接触。^[53]可见，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冲突成为音乐人类学者们的重要议题。另外，汤亚汀在《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十年研究倾向》一文中指出：学者们关注“音乐怎样在时间（历史变迁的维度）和空间（地域变迁的维度）中传播、演变。反映了西方音乐人类学界90年代以来一种新的认识框架，即时空背景的转换及其所形成的‘差异’、边缘化或他者化。”^[54]斯洛宾（Mark Slobin）将音乐文化放在全球化这一环境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性的亚文化（即亚文化，subculture）、跨文化（cross-culture）、主文化（superculture）^[55]，由此逐渐转向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

面对动态的、复杂的多元音乐文化现象，我们需要运用多重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如Adam Krims在《音乐与城市地理学》（Music and Urban Geography）^[56]中融合了音乐人类学、音乐学、城市地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知识分析音乐在城市环境中的地位和角色。他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城市音乐创作（urban music making）的独特性是什么？城市音乐研究如何形成一套体系的方法论？对此，作者借鉴后福特主义、城市地理学、马克思和阿德诺的社会学理论解释音乐文化变迁的原因，在对城市流行音乐（popular Music）、迪斯科音乐（disco Music）、说唱音乐（rap Music）的研究中，提出“城市精神”（Urban Ethos）这一概念，旨在分析音乐表征与城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文化理论的差异性除了强调音乐文化样态的差异性外，还体现为音乐文化主体身份的差异。以往人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区分“欧洲”与“非欧洲”，从“欧洲”人的视角分析和评价“非欧洲”人的音乐，并认为这种分析和评价的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真理性的知识。受到人类学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音乐人类学者逐渐意识到研究主体和客体视角的差异性，从而提出“局内人”（insiders）与“局外人”（outsiders）的理论方法。通过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主位与客位的研究身份与视角的差异，从而强调知识在来源上的主观性阐释的建构意义，否定了以往那种所谓中立的、客观的研究角色。上文所提及的《莫扎特与西方文化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一文显示了多元文化理论所强调的音乐文化显现样态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作者使用不同研究视角分析作为“他者”的西方音乐文化，从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否定和抛弃了传统的关于认识的绝对性和统一性。

多元文化理论指出音乐文化具有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反对知识具有统一性和绝对性，因此在方法论的运用上主张以边界清晰的“小型叙事”代替绝对统一的“宏大叙事”，“各小型叙事的聚合给读者提供的是全球音乐文化的多元景观”^[57]，用多元共生的宽容态度来对待所有的经验知识和理论主张，并允许知识多元化存在。

上述种种方法和意图最终还是需要通过书写加以表达。纵观以往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书写方式主要有“非位表述”和“客位表述”。所谓“非位表述”是指写作的描述或叙事过程中，没有显示或缺少显示涉及“主位—客位”的具体“人称”或角色分配关系，以及缺少有关具体文化语境和学术语境交代的表述方式；“客位表述”是以作者的第一人称或更具权威性的第三人称的表述方式，表面上看是“客位”的立场，但实际上以“权威”身份占有学术话语权的表达。^[58]

在此情况下，如何体现出将音乐放入文化语境中加以研究？如何更好地呈现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角色以及与被研究对象的互动关系？如何揭示“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杨民康提倡“主位表述”“对位表述”和“换位表述”^[59]的多维书写方式，分别强调以文化内部视角、局内局外双方对话描述、局内局外互动描述，以避免话语角色的单一化和绝对化，突破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尽可能使得不同的声音能够表达出各自不同的意愿，旨在正确地认识地方性知识，维护多元文化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这可谓是多元文化理论在音乐人类学书写方式反思上的思想动力，使得学科进行了一次方法论转型。

三、学科自身的多元动态

多元文化思想和理念在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渗透，使得学科在研究领域、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都体现出多元性特征。音乐人类学者不断寻求更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各种音乐文化现象，这些横向开拓方面的并时性发生，拓展了学科纵向发展的深度。首先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学者们对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分类的认识思维上。

关于学科的分类认识，总体上体现为三个阶段：其一，20世纪60年代之前按地理区域和音乐种类的分类，如1956年内特尔提出音乐人类学是研究西方文明以外的音乐的学科^[60]，1956年威拉德·罗兹（Willard Rhodes）认为应包括近东、远东、印尼、美洲印第安和欧洲民间音乐^[61]，1959年孔斯特（Jaap Kunst）认为音乐人类学研究应是传统音乐，包括部落音乐和民间音乐以及各种非西方的艺术音乐^[62]；其二，20世纪60年代以来按研究方法的分类，如梅里亚姆提出的“概念—行为—音乐”三分模式，赖斯提出的“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体验”整体模式等；其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按“差异”的分类，即超越了民族的界限。^[63]对此，学者汤亚汀称之为“三种分类—两次飞跃”^[64]。

其中，赖斯在“历史建构—社会维持—个人体验”整体模式中提出四个层次的阐释，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学科研究目的的层次性（见图2）。

图2

⑥Timothy Rice，“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1987，31（3）：478.

从图1中可看出，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目的从音乐本身的问题逐渐上升到通过音乐关注人类自身。赖斯也说：“在本模式中，音乐分析——研究‘音乐本身’降到较低的层次，而创造、体验、使用音乐的人则成了研究的目标。”^[65]值得提醒的是，此模式在梅氏三分模式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个人的创造与体验在音乐文化历史中的重要性，而不像以往民族志写作中大多缺乏对个人音乐文化体验的描述，忽略对个人体验差异性的关注，似乎某一文化中的“人”是完全一致的统一体。如果说早期音乐人类学试图建构世界音乐文化进化的序列，20世纪50年代强调研究社会与文化中的音乐的话，那么当下学科受到多元文化理论的影响，极为关注某一音乐文化中个人独特的创造与体验，通过描述个人的音乐活动和感受来展现音乐文化的多元特征。

音乐人类学是一门积极主动对自我局限性进行反思的学科，其中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大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包括生物学方法（Blacking，1977年）、符号学（Nattiez，1983年）、民族学（Zemp，1978年）、表演民族志（Herndon和Mcleod，1980年）、传播学（Feld，1984年）、结构主义（A.Seeger，1980年）、象征身心交感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Stone，1982年）、马克思主义（Shepherd，1982年）、阐释学（Becker，1984年）以及集中方法的兼收并蓄（Feld，1982年）。^[66]这是由于学科不仅认识到音乐文化对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还意识到分析和解释这一对象的途径必须通过多维视角和方法才能反映出来，故主张并承诺宽容对待一切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以至于谢勒梅在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2000年民族音乐学论坛”上介绍北美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时（由郑苏代宣）提出：“很难描述北美音乐人类学现状，因为没有哪一种方法或主宰的理论可以令人满意地涵盖整个领域，而多样性正是其最突出的特征。”^[67]

音乐人类学学科主张多元音乐文化理论，且由于其音乐观的多元化（从“music”到“musics”），因此学科自身也逐渐呈现出多元态势。布鲁诺·内特尔在其著作《音乐人类学研究：31个问题和概念》（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hirty-one Issuesand Concepts）中提出“音乐人类学的世界（A World of Ethnomusicologies）”这一说法，意在提倡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学者建构自己的音乐人类学体系。我们所看到的西方音乐人类学只是世界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ies）体系中的一种，还应该有中国音乐人类学、非洲音乐人类学等，大家可以集中研究各自世界中的音乐文化，其中有的较为关注历史的研究与音乐人类学的关系，有的主要研究传统意义上的民俗音乐，有些国家的音乐人类学学者将保护工作置于重要地位，而有的则投入当代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68]与多元文化理论主张的观念一样，音乐人类学学科自身理应多样态的存在，各地学者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体、政体、经济、文化和历史形成不同特征的音乐人类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倡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形成多元的、交融的音乐人类学世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理应是多元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就发展前景看，音乐人类学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学术生长点，即在中国语境下思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即音乐人类学的中国经验，启发本土文化自觉。中国的学者们已经开始积极反思，倡导本土文化自觉，在深入思考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基础上，提倡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研究成果中较有影响力的有洛秦的《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69]，杨沐的《跨进21世纪的音乐人类学：国际潮流与中国实践》^[70]，熊晓辉的《对当代中国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思考》^[71]，薛艺兵的《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72]和《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思路》^[73]，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74]，这些成果中不仅有学科宏观视角的思考和规划，还有具体研究方法和策略的实施方案，起到了中国音乐人类学发展全景的先导作用。此外，宋瑾借鉴了人类学本土化的经验，提出用本土化的理论考察中国音乐文化，具体体现在“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在“研究结果的表达，除了双重语境——学科元约定的语境和不同文化各自的话语语境之外，还有不同语言本身产生的多样性，如英语、德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等等的表述，将呈现多样性的学科成果，这些成果将形成多元拼盘的学科整体面貌”^[75]。可见，音乐人类学研究者注重将音乐人类学方法与中国自身音乐文化以及学术传统相结合和再造，启发对本土音乐文化的自觉和重新认知。

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这一理念和思想下不断得以完善。面对不同音乐文化，学者们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多元思维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当然其中可能存有不明确、模糊或有待商榷之处，如学科对象和方法的延展造成学科边界的模糊等。可喜的是，学者们坚持将不断反思作为学科的立足点，在价值观上推崇平等、宽容的态度，采取开放性的思维方式面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音乐文化。

【注释】

[1]例如加拿大政府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官方语言和多元文化政策”，以维护国家不分裂。在国务部下建立多元文化事务局，并在联邦政府和各省建立多元文化委员会，吸收不同民族成员参加该委员会。详见阮西湖著：《人类学研究探索：从“世界民族”学到都市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2]音乐人类学者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在《音乐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一书中详细论述了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3]匡促联：《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价值观的自觉》，载《云梦学刊》，2010年第4期。

[4]费孝通著：《费孝通文化随笔》，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304页。

[5]［美］威廉·亚当斯著，黄剑波、李文建译：《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6]Johannes Fabian.Time and the Other：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7]王铭铭著：《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

[8]［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9]［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2-73页。

[10]同上书，第72-73页。

[11]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91页。

[12]阿多诺说：所谓“同一性”，就是假设个人意识的统一性，一切合理合法之物的逻辑普遍性，思想对象与自身的等同，以及主客体的和谐一致。（［德］阿多尔诺著，张峰译：《否定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13]管建华：《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音乐教育》，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1年第3期。

[14]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 Book，1972，p.131.

[15]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94页。

[16]［英］J·A·埃利斯：《论各种民族的音阶》，见董维松、沈洽编《民族音乐学译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6-27页。

[17]［美］弗郎兹·博厄斯著，刘莎等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

[18]同上。

[19]［美］弗郎兹·博厄斯著，刘莎等译：《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华夏出版社，1999年。

[20]同上。

[21]［美］露丝·本尼迪克著，何锡章等译：《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36页。

[22]［美］厄尔·迈纳著，王宇根等译：《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11页。(www.daowen.com)

[23]杜威·佛克马：《再看文化相对主义，比较文学和跨文化关系·古代欧洲及近远东文化相互作用十二例》，转引自［罗马尼亚］保罗·柯奈阿：《相对主义的挑战和理解“他者”》，见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24]牛秋业、巩霞：《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载《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5]张秀章等选编：《尼采箴言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26]洛秦：《音乐文化价值再关注：文化相对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意义的回顾》，见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所编《庆贺钱仁康教授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99页。

[27]刘桂腾：《论“差距”与“差异”》，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4期。

[28]张华信：《文化相对主义对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载《中国音乐学》，2000年第1期。

[29]［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

[30]古塔、弗格森：《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见［美］古塔、弗格森编著，骆建建等译：《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华夏出版社，2005年。

[31]安洛特·易布斯、龚刚：《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论文化多元社会中的阅读活动》，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32]刘咏莲：《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研究的先行者——约翰·布莱金对音乐人类学及音乐教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载《人民音乐》，2011年第10期。

[33]The New Grove Dictionany of Music and Musicians，Term“Music”，2001.

[34]Bruno Nettl.“Recent Directions in Ethnomusicology”，Helen Myers，ed.，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s，Macmillan，1992，pp.377-380.

[35]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32页。

[36]Bruno Nettl.Eight Urban Musical Cultures：Tradition and Chang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8，p.6.

[37]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载《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第32页。

[38]Bruno Nettl.Eight Urban Musical Cultures：Tradition and Change，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8.

[39]Kay Kaufman Shelemay.Soundscapes：Exploring Music in a Changing World，Norton，2001.

[40]Bruno Nettl.Excursions in World Music，Pearson Prentice Hall，2004.

[41]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42]Ardener，Shirley.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 Musical Construction of Place，Berg Publishers，1994.

[43]Nettl，Bruno.“Mozart and the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of Western Culture”，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1989（21），pp.1-16.

[44]汤亚汀：《城市音乐人类学》，见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22页。

[45]Jeff Titon.Worldsof Music：An Introduction to theMusic of theWorld’s Peoples，Cengage Learning，2005.

[46]Elizabeth May，ed.Musicsof Many Cultures：An Introduction，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0.

[47]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4页。

[48]刘咏莲：《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研究的先行者——约翰·布莱金对音乐人类学及音乐教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载《人民音乐》，2011年第10期。

[49]杨民康：《音乐民族志写作》，见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103页。

[50]Alan P.Merriam，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

[51]Timothy Rice.“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1987，31（3）：469-488.

[52]Mantle Hood.The Ethnomusicologist，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2.

[53]布鲁诺·内特尔：《民族音乐学最近二十年的方向》，载汤亚汀译著，《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54]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十年研究倾向》，载《世界音乐文丛（1）》，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

[55]Mark Slobin.“Micromusics of theWest：A Comparative Approach”，Ethnomusicology，36（1），1992.

[56]Adam Krims.Music and Urban Geography，Routledge，2007.

[57]宋瑾：《后现代主义“小型叙事”与音乐人类学的田野作业》，载《音乐艺术》，2011年第1期。

[58]杨民康：《论中国音乐民族志书写风格的当代转型及思维特征》，见陈铭道主编：《书写民族音乐文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59]同上书，第9-32页。

[60]Bruno Nettl.Music in Primitive Cultu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p.1.

[61]Willard Rhodes.“On the Subject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 Newsletter，1956（7），pp.3-4.

[62]Jaap Kunst.Ethnomusicology，Martinus Nijhoff，1959，p.1.

[63]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十年研究倾向——系统分类与定量分析》，见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5-17页。“20世纪西方音乐学术界提倡的是共性，即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所得出的共性。20世纪初，人类学家、比较音乐学家否定了共性，认为音乐文化具有多样性。20世纪60年代末，多样性又被共性所否定，但这时的共性已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是多文化比较的结果，且包含了差异。该问题已突破了‘民族’的范畴，进入了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64]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十年研究倾向——系统分类与定量分析》，见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7页。（汤文将第一次飞跃前总结为音乐种类的分类，与汤文不同的是，笔者因注意到学科最初非常注重按地理区域作为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故将地理区域划分并行到音乐种类中，时间段为20世纪60年代前。）

[65]Timothy Rice.“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1987，31（3）：479.

[66]Timothy Rice.“Toward the Remodeling of Ethnomusicology”，Ethnomusicology，1987，31（3）：470.

[67]汤亚汀著译：《音乐人类学：历史思潮与方法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68]Bruno Nettl.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Thirty-one Issues and Concept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5，pp.210-211.内特尔在文中还号召说“音乐人类学将成为音乐人类学的世界，让我们的音乐人类学相互交流。”（The world of ethnomusicology will indeed come to be seen asaworld of ethnomusicologies.Let’sall try，though，to keep in touch.）

[69]洛秦：《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的反思和发展构想》（上下），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2期。

[70]杨沐：《跨进21世纪的音乐人类学：国际潮流与中国实践》，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71]熊晓辉：《对当代中国音乐人类学发展的思考》，载《民族音乐》，2009年第3期。

[72]薛艺兵：《在家门口的田野上——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话题》，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

[73]薛艺兵：《捕风捉影话田野——音乐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中国思路》，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74]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载《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

[75]宋瑾：《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见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358-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