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由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寓言之后，一种对传统的颠覆乃至对本质主义抱持怀疑态度的去中心行动不断出现，比如：福柯说人死了，利奥塔说知识分子死了，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德里达说语言死了，拉赫曼说音乐死了……如此频繁死亡的思想根源，也许，就在于形而上学终结，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这里引述一段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中有关意识形态终结问题的叙事：以逻辑来替代现实，致使人们借着各种“主义”的名义互相残杀……退回个体主义、退回具体的现实，可以说是世界大势所迫。J.M.科恩在《这个时代的诗歌》（1959）一书的结语部分指出，现实的事态已经使任何关于公共事务的评论都显得苍白无力，从而迫使诗人只能表达纯粹个人意见。另一个可以有所表明的情况是，哲学思潮的整体转换，比如：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的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四种传统，到20世纪则出现了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这样四个主要思潮，以及由此形成的四种现代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1]

这里的问题是，回到个体与回到具体，是否意味着中心果然趋向边缘，以至于堂皇叙事苍白无力？当代音乐创作中的极端个性写作，当代音乐文化研究中不断铺张的地方性话语，难道真的是大洪水到来之前叽叽喳喳的喧哗与骚动吗？若干年之前，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问题涌现的时候，有一个学界经验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一样东西的合理空间一旦过于扩张乃至极度膨胀的时候，它本身也就成了一个经不起碰撞的泡沫了。因此，所谓推断音乐文化论域，就是要在合理的逻辑主导下去寻求合适的事实。这里，我想通过断代方式寻求历史换代依据，一方面有确定可靠的之所以形成历史断裂的事件事项进行标示，另一方面有充分有效的之所以形成历史断层的内在逻辑给予驱动。就当代音乐而言，处于20世纪两次大战前后的调性瓦解以及寻找新的音响资源引发音响结构形态的变异，由约翰·凯奇的《4′33″》引发意识观念的颠覆，以及民族音乐学极力倡导文化相对主义引发理论学科的震荡，可以说是进行历史断代的几个基本依据。

由上述情况可见，音乐文化成为当下研究重心的态势愈益明显。带来的问题是，传统研究中的经典设问：音乐作品在哪里？很显然，这里的问题是，当音乐文化不断凸显进而取代甚至替换音乐作品成为研究重心之后，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的声音将置于何处？我注意到，在音乐文化事项研究中已然出现的音声概念，是否可以看作一个理论后设？

从传统音乐学研究看，20世纪音乐中的声音至上现象给出的是，美学观念上的一种转变：物的再现（re-presentation）→自身呈现（self-presentation），也就是：从表现别的到给出自己，即to express（exceptmusic）others→to give out（onlymusic）itself。面对这样的挑战，是否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声音的文化发生问题。音乐死了，除了回答音响出场之外，有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是，音乐之所以还在的声音存在着。于是乎，从声音的人文意义与美学指向的历程看：最初，无声表达先于有声表达；之后，声音发生并形成分岔，一方面是模仿（拟声的单音节），一方面是感叹（激情的惊叹词）；进一步引申，与外来模仿相应的是通过声音去表现别的东西，与内在感叹相应的是通过声音来给出声音本身；由此，语义开始进入语音，并通过提取与摈弃和意义有关与无关的东西，使其得以限定；至此，声音的人文性质得到确定。由此关联其美学指向，声音具有示意与含义两种功能：模仿与感叹作为声音的最初示意方式，在情感意向设入之后，再融入具有严格规范的形式结构当中，就此形成音响经验的最后含义方式，并且把有意义的声音呈现出来。(www.daowen.com)

因此，几乎不用担心纯粹声音当中是否还有人文含量？或者说，在这种自然音节当中，究竟还有多少人文含量在？道理很简单，一旦模仿，一旦感叹，就有别于自然。就此而言，即便是重心位移，仍然需要把声音纳入美学范畴当中，无论是决裂传统还是走出现代，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文化，属于历史的感性复原应该是其根本。

作为学科整合以及新的增长点，当代音乐文化批判理应担负起新的学科使命。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与全球化范围不断扩大的双重引力驱动下，当代音乐无论在整体结构还是在局部功能方面，都发生了极其显著的深刻变化，由此引发当代问题的日益凸显。为此，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凝聚新的理论焦点，通过音乐人文叙事与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音乐意义转型与换代研究，实现学科扩张，从而以相当规模与多重系列，推进音乐学学科建设。具体推进策略：一方面梳理和发掘传统音乐思想和相关意识形态资源，一方面密切关注当下音乐实际（特别是创作作品与音乐生活），从而以深度的学理姿态与尖锐的批判工具对当代音乐问题与前景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其程序：以音乐思想与音乐作品研究为轴心，依托当代哲学美学理论，从历史、观念与形态诸方面切入，去面对音乐艺术作品与音乐文化现象，进一步，通过文化批判追问音乐的艺术边界，寻求音乐艺术的本原与音乐文化的存在。

至此，文化批判作为终端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也就是，文化批判能否面对特定问题进行公开诉求并诉诸公众？为此，似乎不再需要拘泥当代的时段划分，也不再需要无休止地争论音乐文化中是否应该包含声音，更没有必要为批判的正负功能进行逻辑定位。需要寻求的是事物秩序与意义谱系的相即相合，尤其当反复讨论的问题依然呈现出：在多元文化中的音乐审美价值之上还是有一个难以悬置并不可还原的绝对意义，那么，已然变成虚构了的全球化语境是否还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