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有别于西方艺术音乐的流行音乐而言，大大越出音乐之外的文化行为值得关注。下文以追星族现象为例进行阐述。

一、追、星、族

一伙有共同目标的人，围绕一个中轴进行着集体崇拜。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根中轴与自己有何关系，或者是不是一面倒映着自我的镜子。于是，狂热地冲着它顶礼膜拜，并旋转不停。也许，这正是对当今追星族因循原始模板（远古祖先行为模式）的一种现代拷贝。追星族，顾名思义至少包含以下三种意味：追是它的行为表示；星是它的行为目标；族是它的行为依托。同时，它的人员结构及其规模范围之大，是正统、正宗文化所难以企及、难以预料的。

族显然是指一部分从中性（混沌）集团中分离出来的偏性（单纯）集团，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因此，互为依托。首先，他们必须从一个更大的集团之中分离出来实现身位蜕变。就此而言，一方面必须依赖于社会职业分工所成就起来的文化惯性，使自己进入有集中指向的专项审美文化圈，从而，不自觉地接受这种密集形态的条块分隔与意向陌生的规则；另一方面则必须安于个体身位在有限行业网络中的凝固状态。随即，这种身位蜕变又必然导致一种定向的迁徙（文化转型），即通过人文现象的不断建构来实现人本主体的不断解构。于是，情感结构的消解与主体在场的拆除同时发生（通过感性体验的建构来解构理性认知，通过意象表达的建构来解构逻辑推断，通过非本位文化的建构来解构本位文化，通过泛主体文化的建构来解构主体文化），从而，求得审美始源的发生、审美意向的共指、审美判断的宽容、审美经验的泛化。进而，文化转型进一步造成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就像上帝在巴比伦通过变乱口音使人们即刻遗忘共同约定一样）。母语文化（指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完全处在失语状态，集体主义的道德地基被消解，理想主义的伦理藩篱被拆除。镌刻在原始十二铜版法上的，部落自然法的两个根源需要与效益演化成当代的行为，诠释实用与享乐，进而，成为潜在的中轴，以接续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填补母语文化失语之后的倾斜。

星就是族所围绕的中轴，也为追的目的，作为行为表示的落实。但凡星者，实质内涵有三个偶像：英雄，人，神。于是，作为万物之精的星，即可理解为：族类之精（英雄），物类之精（人），生命之精（神）。表面而言，所有的追星族们仅仅是围绕着其中的英雄偶像而动，或者说是以英雄偶像作为其行为表示的始终。然而，实质上恰恰是在这种有意识行为躁动的包装下，有某种深层的潜意识意念涌动，即通过对英雄偶像的青春崇拜，来实现对人的偶像的自我冲动，进而，泄露对神的偶像（神的偶像恰恰是被人文化的历史进程所拆解）的宗教狂热。于是，上述结构中的英雄偶像仅仅是追星族进行青春崇拜的最初目标，而其中人的偶像则是追星族得以自我冲动的中介目标，进一步，其中神的偶像才是追星族发泄人之原初本能宗教狂热的终极目标。因而，与其说如此发烧般地对英雄偶像进行青春崇拜，不如说仅仅是假借这种行为而对自我生命进行的一次祭祀仪式，甚至说是对神圣信仰所做的一次追补洗礼。由此可见，因人文化历程不断迈进所显示出来的神、英雄、人三个历史时段结构序列，在今天正发生着换点轮回，即由于中轴系统的历史位移而导致英雄偶像的再度突现。进而，依据以上历史记载所述三个历史时段以及三种相应语言（宗教的或神圣的语言，用符号或英雄们的徽纹的语言，供相隔有些距离的人们用来就现实生活的需要互通消息时所用的语言），便可看到当下人文取向的中轴系统位移，无非就是历史时段结构序列神、英雄、人的换点轮回。

追即主体的行为表示，必然根据行为目标的实际状况（转换）而显示不同的方式。一是追赶，目的在于缩短与目标的距离以实现某种程度的情交、神交、灵交，因而，就内涵有追求之意。二是追逐，即随着目标含义的变化不断接近更新更具魅力的目标（往往是哪个目标火爆，就当然成为追逐的焦点，比如，这些年中国大陆追星族不断从中国大陆明星追向中国港台明星，又追向欧美明星……有人称此现象为后殖民主义文化，因为这里不排除某些来自发达商品社会的物质诱惑），因而，又包含有追慕之意。三是追寻，其难度在于如何拔除外在的障碍或者包装，触及其内核，因而，便深藏有追根之意。其实，追星并非是人之本能所驱动，因此，目标往往是游移不定的，而其真正所求乃是追本身的趣味及其日益成熟的形式感（当然不排除其中也有相当成分的追者自身虚荣心的满足），正如俗话所说重要的在于参与一样。因而，其行为效应，就如同一场无规则的游戏，一次既无前因又无后果的经验活动。由此可见，追才是其核心所在，而星只不过是一种实现追的目的所必需的外壳，至于族更是一个不成系统（既无统一纲领，又无鲜明旗帜）的松散集团。进而，追星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也就只能是一种建立在无利害关系基础上的审美追求。

二、“狼来了”与生命尊严

神界的黄昏：这频繁出现周期率极短的SOS呼救，仿佛又一次预演着“狼来了”的童年游戏。然而，无论是流行音乐，还是摇滚乐，无论是作为深层现象的图腾崇拜，还是作为底蕴本体的神话叙事，其存在意义，实际上已经基本超越了作为艺术现象的形式符号象征，而且，完全摆脱了作为社会历史现象（职业分工）乃至文化现象所限，而将自己的触角尖锐地伸向了作为生命现象的仪式构架，即人类对生命尊严的承诺。(www.daowen.com)

将现代音乐与流行音乐放在一起，如何看待雅与俗的相间耦合并有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在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三种关系：古今，中西，雅俗，以及整合于其之上的生死关系。无疑，处于当代中国专业音乐圈中心的，更多是接受职业教育，经过专门训练之后所成就的音乐文化当事人及其创造结果，即由分工后、专门化、职业性了的知识分子及其由之统治的艺术音乐作为主体，由此，雅俗地位的反差尤为凸显。尽管，近100年来，因中西、古今关系的极度突现而造成了雅俗之异的悄然隐退，或者与之相比变得有些黯然，但这仅仅是一个假象。因为雅俗关系之实质，并不会因前两者的极度突现而完全消匿，实际上，它就像一股潜流，在暗暗地伴随着整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进程。固然，古今关系（不同时段的断裂）与中西关系（不同地域的隔离），其历史流程与文化界域比较明显，但是，雅俗关系（不同品位的差异），却同样也能以其潜在的能量促成轴心文化的跨际辐射（外向的分离型传播）与周边文化的隔代回授（内向的聚合型反馈）之间的循环。

有人说，时域愈古远则品位愈高雅，也许说的正是：因现实的历时距离不断远化，往往会在现时人的心理结构上重组，以呈现不同文化的共时方位。问题在于，历时距离何以转换成共时方位？首先，种族迁徙是文化漂移的重要途径。通过种族迁徙，不同的文化群落之间会加剧相互的文化交流，从而促进新文化的生成，至少，在整体上会增加人类文化的总信息量。在人文化的早期时段，由于受自然的约束比较大，往往会使得横向的地域空间与纵向的传统时序实现转换，或者，使得共时分布的不同文化通过历时传播而成就新的文化。其次，“轴心文化”的跨际辐射与“周边文化”的隔代回授，往往和受自然地理限定的人文历史有关，并为人文历史地理学所关注。传统文化贮存区，一般处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边缘地带，因此，它的相对成型往往与地域上的相对封闭性（受交通与信息传播的影响）和远离主宰性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意识形态）有直接的关系。由此，无论是早期种族迁徙与文化漂移式的演变，还是因地理条件所限而形成的传统文化贮存区，都是雅俗关系得以定性、定位、定格、定态的历史原因。

此外，雅俗关系的分立与社会职业分工密切相关，而社会职业分工在当代又与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由于人文化替代自然文化的历史分岔，由于现代工业文明成为当代文明主潮的文化截流，在社会职业分工及其专门化惯性能量的驱动下，知识分子文化已经完成了从别种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历史进程，而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作业能力的自在文化。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知识分子文化作为一种独立作业的自在文化之后，历史便跨入了当代。由此历史断代，就必然会出现某种周期性极短的文化转型现象，而这一切都是社会职业分工的日益加剧所致。就此而言，现代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产生社会职业分工的第一温床。并且，在相当意义上，雅俗关系的分立，取决于处在相应分工领域的，直接从事操作运作的文化主体，即具充分职业主体性的文化当事人。

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雅俗之辨非常容易陷入价值判断圈之内，因为，它作为两个相对的品位范畴，往往被用来标示作品、艺品、人品等价值层次，从而，难免有褒贬之含义。其中，占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又往往以其文化强势对非主导性文化造成挤压。然而，对雅俗进行功能划分的可能性，依然还是存在的。如果说，雅属于人文化系统，俗则属于自然文化系统。因此，作为两种现存的文化方式与约定，两者之间互不覆盖、替代，且并行不悖。但是，两者并非绝缘，上述轴心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的长时段循环，其实，就是表明两者之间在文化的深度模式上，有某种家族相似与血缘相关。因此，随着历史的推移，那种根植于民间的、具有强大活跃生命力的俗文化常常会在历史断层的震荡之后，取代已失去生命活力的雅文化，而成为下一代的正宗文化。相反，雅文化往往因社会职业分工的日益强化而愈趋纤弱、雕琢、僵化、萎靡，甚至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苍白工具，虚伪、媚俗。

当然，依照文化学的有关原理，文化样式本身无以显性，且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只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才由历史来予以定性、定位、定格、定态。比如，产生于社会大革命特定时期的大众歌曲《国际歌》，之后，由于某种意识形态原因而成为一个集团或者一种主义的标志（颂歌）；或者，由于其本身曲调的悲壮意味，而被无形中作为哀悼功勋死者之用（悼歌）；或者，被作为抗议现政之用（具示威功能）；甚至，也有人把它做摇滚化处理，以生成一种新的风格样式。由此，同一首作品在不同的特定场合，其意味会发生多重转换，甚至，是重合性的并置。由此可见，一种文化风格样式，往往是后约定的，而非元约定。进而，所谓风雅颂，也许，并没有绝对明显的界限。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在人的任何一次约定之后，都会有其他几种约定在起作用。比如，上述《国际歌》在不同历史时段或者条件下的雅俗转换，不正是在人与文化物约定的现象背后又不时发生其余几种约定的倾斜吗？

因此，雅俗关系的相对性，主要取决于不同时段、场合、条件，以及由社会职业分工所成就了的文化当事人等历史约定。雅俗，不仅相间耦合，而且互动。进而，与古今、中西关系一同，作为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共时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