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迹象表明，人文化的全面泛化，以及以文化物为标记的人文景观的极度繁衍，已然成为当下人文生态的主要标示。

一、文化系统：从主导型到多元型

原先，单元主导型的轴心文化系统，为并存多元型的边缘文化系统所替代。于是，所有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便开始循此格局疯狂旋转，从而导致以周期性极其频繁的文化转型来统摄当下历史的整体运转。

具体表现为：传统文化言路断裂。母语系统的失语，使人们顷刻之间处于一种文化真空的状态，文化行为不仅错乱，甚至失控，以往人们借以识别社会结构的经验方式被消解，甚至连同辨认社会结构的主体在场也被拆除。其结果就是致使历史时序断裂，文化约定断裂，叙事对象断裂，进而引发文化颠覆，社会职业分工极度分离。不仅导致职业身位变形，而且致使密集型的专业文化圈处于条块分割与彼此隔离甚至排斥的状态。其结果，就使得个体身位不自觉地被凝固在有限的行业网络之中，进而发生社会职业身份危机。主宰型意识形态轴心开始出现边缘化趋向。反叛型文化中的两股势力（政治激进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发生了历史的分岔，并出现局部放大与极度膨胀的征兆。继而，上述分岔中的文化反叛与技术更新天平，又出现极度的倾斜，并明显偏向技术至上一端，人文一再滞后。由此，使得泛人文性、反人文性的技术逻辑形态优先跨入文化发展的前沿。其结果表现为技术手段的主体化，技术现象的本体化，技术局部的全体化。深度人文叙事模式向平面自然科学范型转换。文化杂交丛生机制开始生成并蔓延。由此，本来由人文化进程极度扩张所导致的族类障碍、区域反差，甚至时段相异等均被消解拆除，以形成尽可能广泛的交叉渗透。而某种不同元素相间的杂交文化，却反而显示出一种非单一特性文化所及、所能的坚韧度与融合性，进而出现泛特性乃至国际性、世界化的趋势。

于是，在人文化全面泛化与文化物极度繁衍的情况下，不同样式的音乐种类（比如：经典传统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宗教仪式音乐、前卫先锋实验音乐、通俗流行音乐等）出现了随意结构与任意解构的现象，并且在这种结构与解构的过程中，极力进行中性模仿（无规定性的兼收并蓄）。毫无疑问，这种全面泛化与极度繁衍的文化，正好和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相协调。于是，其直接后果，无论是不同的风格样式（深层意义），还是不同的技术操作（表层形态），几乎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形态游移与意义模糊，从而使主体一再延搁，甚至延宕，以至于最终拆解情感运动的审美指向。进而，这种趋势也在接受美学的意义上造成影响，比如：依照传统逻辑对音响运动发展可以有所阶段性预期的审美惯性，被骤然瓦解，而代之以对音响运动的发展只能做终点性发现的审美准备，因而，各自的审美动力，就基本源于自我的想象，而非作品可以预示，以使得某种理应生成的审美期待，因多重逻辑分岔，而被悬置了起来。

就源于西方艺术音乐的现代音乐而言，几乎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人类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变革最为频繁和剧烈的一个世纪。尤其随着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部分音乐无论是在总体风格样式，还是在具体技法手段，都有相当程度的流变与衍变。其进度之快，力度之强，幅度之大，承受度之弱，都是以往历史所不可比拟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段所发生的两次重大革命，第一次是大小调功能体系全面瓦解，第二次是寻找新的音响资源与极度扩张音响的取域范围。如果说第一次革命所发生的轴心位移是取向多元理性逻辑，比如：以调性为轴心的聚合型格局开始向边缘化、平面化格局转换，共性写作向个性写作转型，感性运作被理性操作所替换，那么第二次革命所发生的轴心重建就似乎又开始取向单元非理性逻辑，比如：边缘化、平面化的分离状态再度向音色音响轴心聚合，音色音响取代主题旋律，当然感性写作似乎更趋向于当时写作。(www.daowen.com)

二、传统文化沿路的二度断裂

两次重大革命以及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造成的影响是大面积的，无论是东西文化，还是古今文化，或者雅俗文化，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不同重心与各自内部之间的不同比重，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根本的变换或者置换。在经过一系列震荡之后，这种变革及其后果大致有以下显现：浪漫主义与反浪漫主义的对立；形式挖掘对情感表现的解放；噪音与音色的实验；不同声部织体、调式调性、节奏节拍等的同时性并置；新的音响结构法则；对经典原则的修正与回复；服务于信仰的音乐；民间音乐与外来音乐的介入；对音响材料的技术开发；数学逻辑与反数学逻辑的对立，以及对音乐创作思维的影响；大规模实验的时段定位；对现代音乐的巩固；等等。

无疑，20世纪西方音乐的两次重大革命，以及所造成的两度传统文化言路的断裂，直接导致中国音乐历史发展的两代断层和中国现代专业音乐话语系统的两次失语。第一代断层与第一次失语是在20世纪初，因西方传统音乐进入，中国古代音乐史截然中断，从而与中国传统音乐形成隔离；第二代断层与第二次失语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西方现代音乐的介入，中国现代音乐史（受西方传统音乐绝对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音乐）大体中断，从而与西方传统音乐形成隔离。具体而言，首先，现代中国专业音乐家开始倾向于以工具逻辑思维与标准化规则（非人文逻辑思维与非自由性规则）来作为创造新音乐文化的主要依据，从而在音乐的实际发展中，主要是借助于富有相对纯粹音响形式意义的构造原则与操作手段来成就（当然，其风格样式另当别论）。其次，中国现代专业音乐的产生与西方音乐（尤其是西方专业音乐的技术理论）的介入有密切的关联性，这种非本位文化技术元素的强行导入，使本位文化的整体构成骤然变换，甚至被悬搁起来，其影响不仅发生在创作思维及其具体的操作层面，而且也影响到包括传播、教育，以及从事这一专业的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身份结构。再次，中西音乐文化发生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结果，已使其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形成了一个横空出世般的、特殊的中国新音乐史景观。

相反，这种情况在其他区域范围则又有新的表现形式，比如：习惯于以工具逻辑思维与标准化规则作为音乐文化创造主要依据的一统局面，开始出现以人文逻辑思维与自由性规则作为音乐文化创造依据的趋向（这在东西方文化对话中，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汲取灵感方面尤其明显）；再比如：现代专业音乐文化的当事人，由于长期接受现代传播与教育的影响，已逐渐成就起科学理性的思维模式，但随着断裂的发生则又逐渐开始对专业圈外的事项萌发兴趣（诸如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新学科，以及音乐文化人类学等前沿学科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属于这种相关学科系统内部进行自我调整的范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文感性的体验模式有所回归。还有，作为历史时序与文化约定断裂的必然结果，更后距离的叙事对象也必然会发生新的断裂（作为当代历史志述与研究的一种普遍方式，就是把不同文化性质的叙事对象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比如：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纵向比较，本位文化与非本位文化的横向比较，正统正宗文化与亚文化反文化或者雅文化与俗文化的方式品位比较，轴心文化与周边文化的辐射回授比较，等等），于是，特殊的族类史、区域史、断代史、人物史等相继产生，从而使得人文化谱系的脉络更加趋于复杂化。

从其表层外延来说，这两次重大革命以及所造成的两度传统断裂（古典与浪漫主义传统的断裂与部分现代主义传统的断裂），几乎都是直接由技术元素的极度分离与总体结构的主导元素位移所引发的。然而，究其深层内涵，如此大规模、大面积的文化变革，则仍然与当代文化迅速进入后现代主义文化统摄圈相关。因此，当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的人文现象一旦出场，便自然而然地会成为一部分超前激进分子（集团）进行行为操作与心理宣泄的实验场所。这部分文化当事人不仅不愿忍受以机器与工厂为标记，以分工流水线为机制的主导文化的统摄，对标准化产品大批量复制的现代工业文明充满厌恶，于是萌发焦躁心理与愤怒情绪，而且又不堪承受以集团权力意志与高度职业分工为象征的主宰型意识形态的统治，对规范化人格大面积定位的宪制政治产生厌倦，于是施以政治抗议与文化反叛行为。就这样，大量实验音乐（例如：具体音乐、噪音音乐、偶然音乐、电子音乐、空间音乐、电子计算机音乐、简约音乐、音色音响音乐、新浪漫主义音乐、新复杂主义音乐等）的出现，兴许，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上述逆反心理、情绪抗议、反叛行为的合理、合法存在，进行着现实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