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开端问题

关于文化开端问题，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如此宗教寓言，究竟内含有什么样的文化信息呢？美国的房龙在《漫话圣经》中认为：耶和华不想让他们永远住在一个地方，全世界都要有人去住，不能只住在小小的一个平原上。……所以，人们放弃了集会在一座塔下以构成单一民族的想法，很快地就分散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张久宣编《圣经故事》认为：耶和华使众人从那里分散到各处去，四面八方，遍布在天涯海角。从此人世间便产生了成百上千种语言，每种语言又分为若干方言，每种方言还夹杂着不同的腔调。苏联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圣经是怎样一部书》认为：巴比伦事件是圣经里的第一个“国际”的建立与毁灭。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上帝为了阻止人类的贪欲，生怕人们因进步太快而远离自然，进而丧失自己，于是下去变乱他们的口音，以使他（她）们突然遗忘共同的约定。因而，其结果自然是：产生了区域文化与族类文化，从而，极度消减了人文化的柔性综合力度，又极度增加了人文化的刚性分离力度。

于是，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在人类诞生之时的混生性逐渐趋于分离的同时，其原初意义上的单一性也就随之丧失。正如意大利的维柯在《新科学》中所说的那样：各种口语的混淆以一种奇迹的方式发生了，因而一瞬时就有许多语言形成了。家族父主们要通过这种口语的混淆使世界洪水前的神的语言逐渐丧失其纯洁性。上述宗教寓言巴比伦是人类继伊甸园之后更大规模的第二次种族迁徙与文化漂移：他们由于失约（遗忘共同约定），从一个原先固定的地方分散到了四面八方，不料，此举因上帝所设置（此为后设，并非上帝造人之前的预设）的根本性障碍，反倒获得了各种不同于以往的立约机会。

如果说，伊甸园意味着人类自然文化的开端（走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开始了全新的起居和繁衍，并以血缘与家族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第一维系），那么，巴比伦是否可以看作是人类人文化的转型（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维系逐渐显现，通过文化并面对文化物，以表明血缘以及家族不再成为人际关系的唯一维系和标记）。

房龙《文明的故事》认为：文明开端显示出人文化之所以成型的根源：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毫无疑问，时序所设定的次第以及先后推进，并非依循简单意义上的算式，人文化的成型是一个至少有一个以上来回的过程。因此，自然本体生成文化现象与文化现象折返自然本体，不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互有关联的阶段，而且还应该是一个合二为一的存在。由自然进化向人文进化转换：通过文化而成就。反过来，随着人文进化的日益强化，甚至大面积覆盖自然本体，则文化现象便折返回去，对自然发生新的作用。

由此关联音乐文化发生，可以由阶段论与方式论两种思路切入。

二、阶段论与方式论的音乐文化发生问题

依照不同文化阶段论的界说，人类在漫长的文化历程中，由于做出一次次的选择，而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阶段。比如：以各种不同社会所属的一系列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工具作为文明界桩进行标示，从原始部落社会至今的后工业社会，已经发生以下演变：采集，捕鱼，狩猎，畜牧，农耕，手工业，机器，计算机，电脑……其总的发展趋势：几乎是由人的体能输出逐渐流向人的智能输出。

文化阶段论所体现出的是一种顺序观念，就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认为的那样：这种以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工具作为演变标志而划分出的文化阶段，还可以显示出分工与所有制的不同形式，比如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由此，开始与后来的观念就这样建立了起来。

依照不同文化方式的界说，维柯在《新科学》中，以儿童与成人的方式进行象喻：从最初的感触，到而后的感觉，再到最后的反思。通过人类感官方面的语言，以粗糙的方式描绘各门科学的世界起源，后来专家学者们的专门研究才通过推理和总结替我们弄清楚。

文化方式论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同生共在的关系：无论是凭借智慧的感官去触动世界的发生，还是凭借智慧的理智去诠释世界的存在，其实都不会因彼此的对立而在根本上中断各自的行为方式，或者丢弃相对的行为方式，也不会因此而丧失自己，或者背离另一方。于是，在显见的动态历史（往往以文化阶段为界桩）中，便蕴含有潜在的静态逻辑（平行不悖的共生共在的文化方式）。

相比较而言——

文化阶段论：以开始与后来的时间次序作为划分的依据，多出于进化论的角度，注重不同文化阶段之间的影响比较。对象是研究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嬗变过程。相应的概念可界定为“原始”，仅表示某一个历史阶段（period），更接近于primitive的意思。相应的各个阶段可分别界划为蒙昧、野蛮、开化、文明、发达等。相关范畴也可归划在历史学—现象界之内。

文化方式论：以同生与共在的空间位置作为设想的依据，多置于发生学的立场，注重不同文化方式之间的平行比较。对象是研究文化变化更换中的自足机制。相应的概念可界定为“原生”（非土生土长），仅表示某一种文化发生点（point），更接近于original的意思。与其相应的方式概念可界定为“再生”。相关范畴也可归划在文化人类学—本体界之内。

面对全球化问题，无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概念，无疑，都必须付之以文化方式论的思路。研究文化，离不开处于实际文化活动与进行具体作业过程中的行为载体。也就是说，必然涉及各自文化的当事人及其与之相关的一切。于是，研究对象在此就自然会形成一种具有多层次的、群体性结构的对象系统。包括：第一层次：各类不同文化的当事人；第二层次：三种不同的，却互相并存的文化方式；第三层次：其文化结果。

在此，以原生、再生、反叛三种文化方式予以观照。

所谓原生文化方式，主要指没有外在规范的约定，始终凭自我的最初印象与即时感受来作为自己活动—行为的根据与标准。可以用raw作为英语对应词。用于对一种人类文化方式的界定，解释一种不受制于外在规范的约定。在英语中它与raw的意义相近似，表示未经制作加工，未受训练和无经验的一种天然的状态。进一步看，原生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在辞义上更接近原型（archetype）与最初的（original）的含义（未经改变与复制的样式），仅限于功能性的描述。就像是一种自然式的约定。

所谓再生文化方式，与原生文化方式相反，是一种有外在规范的约定，始终凭外来的指令（如传统、经典等）来作为自己活动—行为的根据与标准。可以用reproduce作为英语对应词。用于对一种人类文化方式的界定，解释一种受制于外在规范的约定。在英语中它与reproduce的意义相近似，表示可复制、可衍生、可重现的一种非天然的状态。进一步看，再生是一种文化式的约定。

两者之间，意义指向相反，互不覆盖、替换，始终并行不悖，即便各自文化结果不同，但毕竟各自的动力与轨迹始终不断，彼此关照。尽管借着自己的历史动力、循着自己的逻辑轨迹显示出不同的发展，毕竟同出一源：以人为本，并以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来显示其相互的制约，而又不丧失其自身的自生状态。从而，在其并行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不同倾斜导致的动态平衡。作为人类最初并存平行的两种文化方式，并非开始与后来的时序之差，再生绝非原生之后的再发生。至于每一种文化方式内部的文化结果，则可以按文化阶段论的思路去观照其发展。

文化方式论更着眼于人的文化的各种或每次发生，有别于文化阶段论着眼于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发展及其内在的因果联系。由此，研究立场从历史学范畴向文化人类学范畴转换。

所谓反叛文化方式，是在接受再生文化方式的历史洗礼之后，又向往原生文化方式的一种约定，力图在外在规范的约定之中，凭借自身文化所形成和积累起来的惯性动力，去摆脱外来指令的约束，从而在更高的层次水平上进行新的文化方式的建构。可以用revolt作为英语对应词。进一步看，反叛是一种中介式的约定。其复杂性体现在：一方面借着再生文化方式所产生与积聚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向往原生文化方式的内在指向，并在此背反的文化方式中进行“执其两端用其中”的中介式约定。因此，对已有的文化式约定必然采取一种绝对的怀疑态度，从而产生一种反叛的行为。与此同时，又由于其采取一种中介式的约定，利用在更高结构层次上的类似自然选择律的自由竞争律（淡化集团政治状态与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以成就新的民主政治格局与非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因此，它对自身文化又必然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以使这种反叛行为得以合理处世。与原生、再生文化方式的共时同构不同，这是一种中和两者对抗关系的历史性文化派生物，具有历时重构的性质。

对比这三种不同文化的自生机制：

自然式约定：突现在无文字社会时段，更多利用自然来调节人自己的行为，遵循自然选择律、离散型意识形态、无意识形态。

文化式约定：突现在宗教盛行时段，更多利用社会（尤其是政治，管理行为）来制约人自己的行为，遵循社会决定律、聚合型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

中介式约定：突现在工业文明主宰时段，更多利用市场来实现人自己的行为，遵循自由竞争律，自适型、自控型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

三、现象类比

原生文化方式的存在特质：每一种表达或者每一次表达，都以主体（自我）的经验现状为主要的规范或者衡量的尺度。如何协作多出自于自发与即兴，并且往往在彼此的碰撞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自适性调整。目的旨在通过音乐活动实现自娱。尽可能多地调动各种感觉活动器官，其结果常常是以乐音符号为轴心的多重形式—行为符号的复合体。其表达的内在依据在于音乐文化当事人对现时的需要与效益的执着追求。既不追究任何前因，也不承担任何后果，往往是一次性的经验活动，是一种无目的（对别人而言）的有目的（对自己而言）的行为过程。

原生文化方式的行为效应：这类情感表达更多的不是为了谋求旁的认同，主要在于如何以最自主的方式来拥有自己。也不是仅仅为了成全自己参与的具体事件，而更多的是对音乐文化当事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结果往往是次要的、间接的，重要的在于直接参与。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哪怕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瞬间，都是其实现目的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与环节。过程一旦结束，行为便随之终结。既不作任何先准备，也没有任何后评价。或者是情感、意义、形态共在，或者是情感、意义、形态共不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一切就在现在。

原生文化方式的传播样式：每一种表达甚至每一次表达，均不讲究可见的形式。外在场合总是次要的，内心在场则为必要条件。任何场合都可能成为其内心传播的场所，即泛场所性（反映为一种有效的即时即景的传播，感应式的外传播，一般更多地发生于人口较为分散而又各自相对独立的小型社会群落之中）。以口传心授为其主要的传承方式，在空间范围的扩展仅限于身体与现实情景的联系。以其自我的约定来维系某种秩序，并将其对音乐的选择（人化了的音乐）融汇到宇宙音乐（与天地同和之乐）之中。是一种不拘泥于形式的仪式，即对人自身尊严的严肃祭祀与最高崇拜。

原生文化方式的现象特性：必然会排斥与拒绝已有文化的约束和传统音乐的规范，并以此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唯一出路。同时，又以此建构起自足持续的文化惯性，一方面极力摆脱外力的干扰与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丢弃自生的负担（娱他、娱人的目的，旁的认同与自我评价，场合的选择）。由此而依然保持其原来的运动状态，从而在不中断的同时又不断地发生，以成全其自身新形态的原动力。

再生文化方式的存在特质：每一种表达或者每一次表达，都以主体间（包括自我与非我）的经验状态（包括现时与非现时）为规范或者衡量的尺度（其中，更注重非我的、非现时的历史经验）。任何协作更多的是以自觉与预先设定为主，并且往往在彼此的碰撞过程中进行相互适应性调整。目的不仅仅在于实现自娱，随着历史的推移，更倾斜于娱他、娱人，如专业艺术的商业性转换。以调动听觉活动器官为主，其结果就是以音乐作品为接受对象，甚至是唯一对象。

其表达的内在依据在于音乐文化当事人对包括现时在内的长远效益的追求，并以建构更富有容量的音乐审美需求为潜在目标。既追究与其相关的前因，也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是一种既包括旁人，又包括自己的有目的的行为。

再生文化方式的形态效应：这类情感表达除了谋求旁的认同以外，还在于如何通过主体间认可的方式来拥有（甚至占有）自己，因而更强调对历史与传统负责。其参与目的是为了可以留存的结果。在整个参与过程中，其实现目的的条件与环节有所偏重，因而对细节与瞬间的布局就讲究逻辑结构。过程结束以后，行为还将延续。既有大量的先准备（包括历史的准备），也期待社会的后评价。只求情感、意义、形态的共在，而不能容忍情感、意义、形态任何一项的缺环。立足现在，又负载过去、面向未来。

再生文化方式的传播样式：每一种表达或者每一次表达，均讲究可见的形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式的决定因素极高。外在场合与内心在场同样重要，并且同为必要条件。有严格条件的场合才可能成为其内心传播的场所，即限场所性（反映为一种必定有效的限时限景的传播，对应性的限定传播，更多发生于人口较为密集的，又相互有制约的中型以上的社区之中）。以系统教学为其主要的传承方式，因而在空间范围的扩展更多地依赖于各种信息媒介系统与历史情景的联系。以历史传统的约定来维系某种秩序，因而将其对音乐的选择（人化了的音乐）传达给人的音乐选择（音乐的人化）。一种拘泥于形式的仪式，即对局部人类的有等级的祭祀与有定向的崇拜。

再生文化方式的现象特性：必然要接受与顺应已有文化的约束和传统音乐（尤其是经典音乐）的规范，并以此作为其自身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与基本出路。同时，又通过与外力的合谋来建构其文化惯性，一方面极力借助外力的渗透与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断强化历史成分与传统的力度（娱人的目的大于自娱，旁的认同大于自我评价，对场合选择的因素渗透到创意之中）。由此，在保持其原来运动状态的情况下，进一步健全与强化其自身形态的已有动力。

四、音乐审美发生问题

音乐审美发生问题首先应关注本体求原。

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经验的最初积累：音乐审美经验必须通过人的每一次经验去实现最初的积累，没有史前史。排除了任何先前习得的条件，因此对这种先前经验无法通过生物遗传或者文化传授的音乐审美来说，其每一次经验的获得都是无原始文本的。既无法完整贮存保留，也无法全部传递转让，是唯一的（only one）。这种最初积累，一方面是自我完成（以其自身为前提，以其自身为主体，并以其经验创造出自我保存和自我延续的条件），另一方面是自我消解（以其自身为目的，以其自身为对象，并以其经验创造出自我丢弃和自我中断的条件）。又生产又消费，两者共在，互向作用。对象的生产即主体的消费（音乐的生产即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观念的消费），对象的消费即主体的生产（音乐的消费即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观念的生产）。作为主体的音乐文化当事人在把音乐作为自己消费对象的同时，也就是把自己当作音乐生产的对象。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经验的最初积累，即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经验都是空前的，其历史必定是人通过人的音乐审美的不断诞生。

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判断的最初分工：音乐审美判断必须在进行每一次判断的过程中去实现最初的分工，因而无任何前提。对已有分工（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分离，人的客观功利性与主观直觉性分离）失效的音乐审美来说，新的分工都是即时实现的。既不依靠凭借，也不延续扩展，是首次的（first）。这种最初的分工，一方面是自我实现（以其自身需要为规范，以其自身效益为尺度，并以其判断来成全满足自己、衡量检验自己），另一方面是自我放弃（以其自身需要为终止，以其自身效益为边界，并以其判断来消耗淡化自己、挑剔责备自己）。又离散又聚合，两者共在，互向作用。一方面是音乐文化当事人的自然性存在要求客观功利，一方面又是音乐文化当事人的社会性存在追求主观直觉。以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混沌状态始，通过每一次的音乐审美判断而实现分工（在音乐审美过程中，对自然的、非本质物的分离扬弃，既肯定自身的存在，又否定被肯定了的东西；既参与其中，又超越其上）。并非先验地占有对历史的感受去判断，也并非经验积累愈多分离愈大的发展规律。于是，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判断的最初分工，意即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判断都是无把握的。其历史必定是人通过人的音乐审美判断的重新诞生。

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意向的最初投射：音乐审美意向必须在进行每一次意向的过程去实现最初的投射，因而更多从未知出发，以非存在为投射起点，同时也不以对象与主体的逆向平衡、意向与理想的互向平衡为目的。对这种不以已知、存在为立足点的音乐审美来说，每一次投射都是根本不同的（始终处于空场）。既没有重复剩余，也没有期待遗留，是从头开始（begin and start）。这种最初投射，一方面是自我充足（以其自身的直觉为动力，以其自身的想象为依据，并以其意向来界划自己、解释自己），另一方面是自我空虚（以其自身的直觉为障碍，以其自身的想象为局限，并以其意向来切割自己、瓦解自己）。又纯粹又还原，两者共在，互向作用。既意识指向对象形成“我思”，又意识指向意向本身形成我思“所思”。从而，意向的对象存在与否绝对取决于意向本身的构成，意向成为意识指向对象的当然起因与必然结果，意向单独构成了对象。因此，意向对象最终必然变成“意向”本身。对象的还原淡化与主体的纯粹强化成为意向活动的充足理由与唯一目的，即主体对对象的实现与主体自身的实现必须同时实现。于是，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意向的最初投射，意即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意向都是无历史的无逻辑的，其历史当然就必定是人通过人的音乐审美的一再诞生。

其内在机制：事实与真实、“背着自己”的发生。审美被事实界定，审美也创造真实。音乐的起源取决于人的音乐审美的发生，人的音乐审美发生取决于人的音乐审美主体的觉醒，人的音乐审美主体的觉醒取决于人的音乐审美主体间的彼此呼唤。三者关系：音乐审美意向是音乐审美判断得以实现的内在依据；音乐审美判断是音乐审美经验得以积累的现实起点与赖以展开的基本机制。如果说，原生文化方式中的音乐审美经验的最初积累、音乐审美判断的最初分工、音乐审美意向的最初投射之间是始终以人类智慧的直接感官、始终依主体自我的最初印象与即时感受作为审美活动的外在工具与标准（尺度）来实现关系整合的话，那么，这种整合本身的内在依据和内在秩序实际上只能是“背着自己”的发生——因禁忌的结构性存在而不断变换旧的质量，而使新的质量不断地产生。

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经验的积累：音乐审美经验总是以其以往的经验积累和别人的已有经验来作为现在得以扩大积累的历史基础，因而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经验的积累必定有其史前史。这种经验积累需要预定先前习得的条件，因此对先前经验无法通过生物遗传或文化传授的音乐审美来说，其经验的积累只有通过学习与训练来实现，从而，既能有所贮存保留，又能传递转让。于是，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经验的积累，意即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经验的获得都不是无根无据的，其历史必定是人通过人的音乐审美的不断延伸。

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判断的分工：音乐审美判断总是循着以往经验积累愈多分离愈大的发展轨迹运行，因而，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判断的前提必定是基于已成型的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分离、人的客观功利性与主观直觉性的分离。这种判断分工一般不能即时实现，而必须依靠凭借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分离、人的客观功利性与主观直觉性分离之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再有所延伸扩展。于是，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判断的分工，意即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判断都是有把握的，其历史必定是人通过人的音乐审美的不断扩展。

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意向的投射：音乐审美意向总是力图去实现对象与主体的逆向平衡和意向与理想的互向平衡，因而，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意向的投射必定是从已知出发延伸到未知、以存在为起点扩大到非存在。这种意向投射必须有现实的基础（不是处于空场），因而每一次投射都有重复或剩余，也有期待或遗留。主体对对象的实现与主体自身的实现可以相继实现（未必同时实现）。于是，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意向，意即每个人的每一次音乐审美意向必须基于已有的历史与有序的逻辑，其历史当然必定是人通过人的音乐审美的不断复制。

两者相比较而言，原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原则：更强调以人的创造为依靠，尤其是对具体的音乐文化当事人的重视。再生文化方式的音乐审美原则：更倾向于对人的创造物的依赖，因而对总体音乐文化事件的关注往往大于对具体的音乐文化当事人的关注。

在本体方面，文化具有同原性。就文化含义而言，不同文化方式存在着有无外在规范约定的内在差异。有者：始终倚靠外在规范给予的指令来作为其活动的依据、准则，或作为其借以强化活动工具的中介手段或观念性材料。无者：则始终凭借自我的最初印象与即时感受，并以其现时需要与效益来作为其活动的工具与标准。于是，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约定，以及与此相应的不同取向。进而，又有了不同的活动——行为倾向：文化式的体验与自然式的感应，经典型的传统与大众型的传播，永远性（forever）的行为与从不性（never）的姿态。

其背后，则有宗法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差异。

宗法文化：以人治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不断加剧人为求生而生的忧患。其文化功能往往是在其他功利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而有所成全。因此，其文化当事人常常是以牺牲自我感性为代价去健全符合社会伦理系统的道德规范。文化交叉点：人与家长的对话。家长以族类血缘为统制社会的关键，为了服从这种制约，不得不以其个体向族体无偿转让自己的责任、出卖自己的权利。于是，个体的人成为族体的奴隶、创造物的附庸、社会关系的寄生品。

宗教文化：以神治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不断排解人为求知而生的苦闷。其文化功能是在对不可知的宇宙法则不断追求、崇拜之中实现自身的相对独立与自足。因此，其文化当事人常常也是以牺牲自我感性为代价去建立符合严格逻辑规范的形式基础。文化交叉点：人与上帝的对话。上帝以抽象理性为统治宇宙的关键，为了解决人生的局限与人性的不足，人不得不向上帝不断索取力量与智慧，并希望通过对上帝的倚靠而得到净化与升华。于是，个体的生命成为体验性的试验，成为上帝用以发号施令的记号，就像自然界构成了上帝语言的实物文字一样。

与原生文化方式、再生文化方式不同的是，反叛文化方式更多体现为一种有终极关怀的知识分子文化。一个重要的标志，由于文化方式分离，人文化发生，人与人成为异类。(www.daowen.com)

这里，存在一个历史分岔：由于人文化替代自然文化的历史分岔，历史就此发生断代，并开始转型。由于现代工业文明逐渐成为当代历史主潮的截流，在社会分工与专门化职业性的惯性能量驱动下，知识分子文化完成了从两种共存文化（野蛮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并置中分离派生出来的历程，成为一种具有独立作业能力的自在文化。

由此，当代史诞生，自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作业的自在文化诞生之后，人类历史便进入了当代。知识分子文化在所有文化中的重心凸显，并不断取代或者替换别种文化方式的存在。于是，历史才会有可以标示与识别文明特征的界桩。

作为当代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文化，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以及已经初步成型了的后现代工业文明足以标示出当代历史主潮的话，那么与别种文化相比，知识分子文化则与这种生活生产方式更为适应。因此，知识分子作为当代意识形态的一个最主要的文化当事人阶层，便自然成为当代文化的主体。

从外向操作层面来说，知识分子主持着人类文明由人工体能向人工智能的质能转换。从内向运作层面来说，知识分子又操纵着人类文明通过反叛传统文化以重建新文化的解体——重生进程。进一步，由于知识分子文化的反叛性质，知识分子总是在不断改变理性论域、不断突破语言规范、不断地满足哲学期待的同时，又不断地受制于某种统一力量的支配。因此，知识分子既为自己制造工具，又在使用这种工具的同时界限自己。

比如，体能解放与智能疲劳，如果说，现代工业文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机电脑）对人工体能有所解放，那么，后现代工业文明则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的极度疲劳。

以音乐为例，开始手工艺阶段：直接或者稍加选择地利用自然物，如人声、树叶、苇管等。发展到半手工艺术阶段：有目的地利用手工艺改造自然，如陶埙、管弦乐器等。再发展到纯粹工业艺术阶段：彻底摆脱自然的取材，如钢琴，甚至通过电子合成器汲取音源等。

由此，体现出不同的历史时段。前现代时段：以自然为本；现代时段：突出人自身而任意改造自然（消解自然）；后现代时段：无任何纯粹自然可本，仅仅再现复制已经文化了的结果（消解人本身）。这是一种周期率不断缩短的文化转型，随着人的智能输出趋势日益显化，其力度日益强化，就出现了某种周期率极短的文化转型现象。在艺术发展方面，从19世纪末的后期浪漫主义，到20世纪中前后的现代主义，再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后现代主义，几乎是成倍地收缩其周期率。与此同时，随着技术元素的分离逐渐显示单元取向，当代音乐逐渐显现出整体构成各技术元素的极度分离，并呈单元取向的态势。比如，音色音响音乐以音色音响为主导元素，其他元素均围绕它而运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西方音乐的两次重大革命（大小调功能体系全面瓦解与寻求新的音响资源并极度扩张音响的取域范围），都是由技术元素分离的导向变换所引发的。因此，这种周期率极短的文化转型，几乎都是出自实验室中的高文化开发。

在艺术观念上，取代现代主义艺术对自然进行任意改造，而成就起后现代主义的人文现象：无任何纯粹自然可本，所再现复制的仅仅是已经文化了的结果，以及由文化所造成的印象，即由人工了的第二自然系统来统摄当代艺术的创作源泉。

在审美方面，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审美特征（艺术的商品化，主体的死亡，拼盘杂烩，语言示意链断裂，深度感消失，历史印象代替历史等）几乎都和当代音乐相关。从而使传统音乐艺术的审美意义有所蜕变。传统意义：对一个简单动作进行多意味的不断重复，并从中不断出新。现代意义：对一个简单动作进行单一意味（比如纯粹音响）的不再重复，却仍然不断出新。即由传统的多元取向逐渐聚合为现代的单元取向。

因此，知识分子又作为当代主体文化，这种由分工后、专门化、职业性的知识分子（当代文化主体）所统治的专业艺术，之所以成为当代主体文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深层的意识形态原因是社会分工的日益加剧。只要承认这一社会现实，就必然凸显知识分子文化的历史性主体地位，因为由某个单一群体意识发生总体性全局性影响，并成为一种为公众所普遍认同的主宰性世界观，已经成为有文字记载的世界各种文化的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文化的自生机制。由于当代文明所凭借的主要工具（智能输出）的极度扩张及其人的自我空间的极度饱和，浑然一体的全球信息场（高度发达的通信机制）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弥漫。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时代贯通（古今历史）、民族无界（中外地域）、风格共存（雅俗品位）。由此，以知识分子为当事人的反叛文化作为当代社会的主体文化，其自生机制必须具备绝对优势。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超越经验，即区别于原生文化方式的无视经验与再生文化方式的唯视经验。对历史与现实的超越，对自然的、集团的、已成规范的、族类的，甚至自我的超越，从而使其文化的自在性得以巩固。其超越的可能性在于：审美的自我完善、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以最终显示：审美被事实界定，审美也创造真实。

在人格方面，区别于原生文化方式的开放人格与再生文化方式的封闭人格。适时容纳对自身的有益因素，及时割除自身内部已丧失功能的无益因素，从而使其文化的自足性得以增强。其人格运演的可能性在于：审美的自信性、自负性、互补性。以最终显示：艺术即人，人非艺术。

在整合生命方面，区别于原生文化方式的倚靠生命与再生文化方式的倚靠生命物。不仅仅以人的创造物为依赖，更主要的是以人的创造为依赖，从而使其文化的自适性得以成就。其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人是创造的与人是自由的互动，人为主体与人非第一性的互动，世界只有一个与我也只有一个的互动。以最终显示：以人为目的，以人为边界。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文化提前预测与及时插入的功能也值得关注。往往可以提前预测到文化原型即将衰竭与下衍文化临近成熟的信号。并且，可以及时插入于文化原型尚未衰竭之时与下衍文化尚未成熟之际的空场之中。并且，又有自我调整的主动性与自觉意识，可以在创造物泛化为主体创造，并提供富有弹性的适应性样式之初，就调整其自生的机制。进而，在此泛化程度愈高之际，及时促进创造主体对创造物泛化的背离，以强化对未来可能性时空的选择率。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反叛文化的自生机制的建构，主要由其自身的文化惯性所驱动。因此，既不是原生文化的人之尺度（现时需要与效益）所能，也不是再生文化的人之依附（外来指令及传统经典）所及。因此，在当代历史的所有文化中显得相对健全。

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文化与别种文化基本相同，都是通过文化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文化比别种文化更加超前，是通过文化与自然再度合一。因此，判断知识分子文化的关键动作与根本行为的标尺，主要在后者。于是，文化颠覆几乎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文化特征的同义词。所谓文化颠覆，更多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第二次反叛过程中对自我的反叛。也就是说，所谓第二次的完整实现，必须经由对自我的反叛这一环。尽管知识分子文化与别种文化相比，这第二次反叛更为纯粹彻底，但是，由于知识分子文化的先天性非独立因素（曾经接受再生文化的历史洗礼），其内在构成仍然会因历史、文化、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不同的层面与板块。

当然，从历史文化学角度看，知识分子文化难免会受到传统经典文化的影响，而携带有某种创造物的样式，因此，在其创造过程中必然会显现某种再生型文化的痕迹。在当代音乐中，虽然在音响形态上可以与传统面目全非，但其深层却仍会发生某种结构的遗存或者转换，至少必须依此传统来逆反。而从社会文化学角度看，知识分子文化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形成某种倾向性或者自觉性。在当代音乐中，某种功能性的社会政治抗议（属于派生物）与某种结构性的技术术语寻求，虽然通过历史的分岔可能形成不同的走向，但它所造成的社会文化效应，往往是功能性作用大于结构性作用。再从人类文化学角度看，知识分子文化往往会因为个人天赋与现时存在条件发生剧烈冲突而趋于极端，从而使得某种超生物性目的骤然上升。在当代音乐中，作为文化当事人的职业音乐家，常常会无视社会集团性意识与意志，而专注于个体人格的铸就与审美理想的生成，以使其作品构成中的社会历史性与文化性有所淡化，甚至隐退，而其中的生命意志却得到高扬。

面对其当下处境，一方面，告别旧习而开始自省式的文化颠覆，并以其特有的文化质量与品格，在争取最初人权（物质生存权）的同时，又争取最后人权（精神生存权）。另一方面，作为处于人类前沿集团的文化当事人意识到，人类在自己的极度文化过程中已经面临过分远离自然的倾斜，正在试图通过已有的文化方式来予以纠偏，以取得新的平衡。尤其就当代音乐文化而言，因其由混生性艺术方式与形态逐渐分离而来，并相对独立的特点所限，也必然会在极度分离整体构成的技术元素与单元取向之后，仍然通过已有的音乐文化方式进行深层的结构遗存与转换，并且在未来世界的各种文化规则中，自由地选择到新的音乐存在方式及其种类样式。在知识分子所统治的当代职业文化成为当代历史的主体文化的前提下，当代专业音乐的技术风格会进一步地分化、特化，当代专业音乐的意识形态也会进一步地人文化、反弱化。要想真正建立起自然的人文化的文化约定及其历史惯性，就必须执其两端（技术风格与意识形态，原生文化与再生文化）用其中，充分利用两极之张力，来成就良性循环并不断出新的第三文化机制。

在当代社会呈现出的多足并立格局之中（传统经典音乐、民族民间音乐、先锋实验音乐、通俗流行音乐、宗教仪式音乐），由当代文化主体知识分子所统治的当代专业音乐文化的根本出路：通过人的现存生命，把第一自然（自然物）与第二自然（文化物）融为一体，进而，通过自然的人文化走出“埃及”。

在存在方面，就生命本质而言，不同文化方式有不同的生命指向。

原生文化方式：既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

再生文化方式：知道并极度明白“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

反叛文化方式：在恢复“我逃了出来”（从自然中分离而来）的记忆，又渴望知道、祈求知道“我是谁”，并在逐渐辨认识别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又一再嚷嚷“我要回家”（复归自然）。

于是，在明确人与自然元约定、人与文化后约定的前提下，必须关注文化存在的终极意义。任何一种音乐文化的发生，其目的都是为了生成新的音乐种类与新的音乐样式。这就是文化存在的终极意义：人与自然通过音乐文化的方式实现互向生成。既追究人的存在，又关切人的发生。音乐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与工具。音乐文化的发生，不仅突破了人的生物族类的种种局限，而且又以超生物的目的物为人类重新复归生物族类而创造了种种新的条件。

除了有合规律性的创造之外，又得有合目的性的创造。人类使用音乐工具的活动意味着：人类超越了（非人的）生物族类，以超生物的经验来与自然发生关系。继而，也就必然要超越（属人的）文化族类，以超文化物的经验，按照任何音乐的尺度来进行创造。随着历史的推移，当人类视音乐工具为超生物与超文化物的目的物时，人类本身又陷入了新的局限。与之相应，音乐就不仅仅是人类的社会历史现象，也不光是人类的文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的生命现象。因此，作为部分人类存在方式的音乐，也就会在按照任何音乐的尺度进行创造的同时，再赋予这种创造以人类内在的固有尺度。

在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一系列的工具转换：天然工具→表象工具→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符号工具→扬弃旧的工具→寻求新的工具……

第一中介层转换：由使用天然工具到动作思维、原始语言（意识萌芽）进而由果（即达到目的如获取食物）推因（使用工具的活动和工具），从而提出目的表象（工具）的过程。

第二中介层转换：在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实践基础上，动作思维、原始语言日益成为巫术礼仪的符号工具，建构起根本区别与动物的人类的原始社会。

最后中介层转换：经过一系列中介层转换之后，进行最后的中介层转换：自然向人的生成（本体Ⅰ），通过人向人的自然（第二自然）的转换（现象），实现人向自然的再度生成（本体Ⅱ）。

于是，无论是人类与自然立约的进程（通过具象工具的不断变换进化实现的历史转换），还是在此之后人类与文化（包括文化物）立约的进程（通过抽象意义的不断渗透融合实现的文化转换），真正地实现在于：既超越（非人的）生物族类，又超越（属人的）文化族类；既超越社会历史限定，又超越文化限定；以人与自然的生命为则，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任何文化都是人和自然与否的实现符号。人与文化（包括文化物），无论是不同时段（古今），还是不同地域（中外），或者不同品位（雅俗），均为后约定。唯有人与自然，才是元约定。

五、美本质与审美价值双重凸显并价值与多元何以相提并论

提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音乐审美价值，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而且有广泛的学科前提与学术内涵。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学界同人们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就有关问题提出见解，其中，甚至对有悖全球化现实的理论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然而，经验与情感既不能替代充分的理性思考，也不能颠覆有效的感性直觉。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类像趋同与个性求异不相协调地铺张发展的时候，问题丛生已然成为一个事实。单边主义与文化群落共存，绝对深度与相对平面交融，然而，在祛除多重遮蔽（理论的、实践的、共性的、个性的）之后，似乎又殊途同归：美本质与审美价值。由此，价值与多元究竟能否相提并论，则无疑成为问题的焦点，进一步的问题是：美本质的存在是否并如何可能？审美价值在总体价值中的资源配置以及其自身含量的绝对性存在是否并如何可能？

就感性直觉经验层面的音乐美学而言，与音乐哲学之间的关系需要协调处理。

一般认为：音乐美学通过人的感性直觉经验研究音乐的艺术特性，音乐哲学通过人的理性统觉观念研究音乐的艺术本质。

进一步的看法：音乐美学主要围绕经验展开研究，是针对音乐艺术作品进行描写的修辞，音乐哲学主要围绕概念展开研究，是针对音乐艺术本质进行论述的修辞。

再进一步：面对纯粹声音陈述的绝对临响，面对混沌声音表述的诗意临响。一个是音乐（的）美学：研究感性问题，核心是经验，以及相应的修辞，归属于音乐审美现象论；一个是音乐美（的）学：研究价值问题，核心是先验，以及相应的发现，归属于音乐立美价值论。进而，建立一套足以与国际学界进行有效交流并有学科尊严在的中国语境术语概念范畴。

进一步看，所谓审美之美有从日文移译的歧义，而所谓立美之美则与上述赵晓生重提美（beauxology）有关，或者说，立美之美是从美（beauxology）而非感性（besthetics）拐出来的一个概念，至于说拐点在哪里？则应该认真研究。

难道所谓审美意识以价值直觉的身份应答愉悦（正面）与厌恶（负面），果然是又一条不可实证且先验存在的路径？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立美概念^[6]的提出，绝不是为了成全立美—审美对称范畴的形式美，也不仅仅是立美概念相对审美概念发生的局部功效，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旨在有意颠覆感性一统美学的格局，并通过重新复原感性现象与美本质的二元体系，是否能够成就一个古典主义的完美理想？

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方法论意义上，其考量依据与价值标准究竟何在？

明显的冲突是文化学范畴的归属还是美学范畴的归属？比如，针对并围绕先锋前卫实验音乐，人们常常在声音或者音响论域，以缺美或者造丑加以批评，显然，这是归属于美学范畴的一个理论事实；而针对并围绕传统民间民俗音乐，人们在音声论域，基本上以非美非丑加以评价，显然，这又是归属于文化学范畴的一个理论事实。应该说，这里的考量依据与价值标准都是非常不通的。那么，这种方法论意义的错位现象以及得出不同结论，难道不值得重视吗？

就此而言，可以肯定的是美本质与审美价值的双重凸显，然而，依然成为问题的是价值与多元如何相提并论。

【注释】

[1]参见陈嘉映主编：《西方大观念》第一卷，条目：习俗与约定（Custom and Convention）。案，《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系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辑的一套丛书，60卷，选取了西方哲学、文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一些自然科学的皇皇巨著，涵盖的时代自荷马起至萨缪尔·贝克特止，丛书的前2卷是Syntopicon（论题集），中译本2卷由陈嘉映主编，命名为：《西方大观念》（The Syntopicon an Index to the Great IdeasofWestern Civilization），包括了代表西方文化最主要特征的102个观念。

[2]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457页。

[3]［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著，严蓓雯译：《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4]克里斯托夫·格尔克：《矛盾与解放——全球社会化的批判理论观点》，见［德］格·施威蓬豪依塞尔等著，张红山、鲁路、彭蓓、黄文前、王小红译，鲁路校：《多元视角与社会批判——今日批判理论（下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

[5]［印度］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著，严蓓雯译：《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54页。

[6]赵宋光著：《赵宋光文集（第一卷）》，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67-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