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同生共荣

生态哲学美学结构首先针对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秉承了后现代精神。在去人类中心的同时，提倡“同生共荣”的生态观念。现代生态论发端于对现代化、工业化、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感受和反思，也与生态学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的新成果相关，最后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由于“生态”由相生相克、互补互动的多品种构成，与“多元”具有密切联系，也与中国古老智慧的“和”完全相通，因此，是多元音乐文化观念的重要基础之一。目前，我国音乐学界对生态哲学美学还比较陌生，因此，下文做一番概括。

从历史上看，“生态学”这个概念于1866年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首先使用，当时要研究的是生物体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于德语的“生态学”，ökologie是从希腊语“Oicos”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德国著名的生态哲学家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se）指出它也可以译为“家务学”。这种译法突出了地球家园的意识。萨克斯认为生态学的贡献是打破以个体为出发点、孤立研究个体的思考方法，提出“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思想。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从热力学能量循环角度来研究“有机体与生存环境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相继的研究还有美国的林德曼。到了20世纪中叶，生态学界吸收了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概念、新方法，进一步研究了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演化过程。随后，随着自然科学中的“混沌学”研究的推进，伊利亚·普里戈金“耗散结构”成果被应用到生态系统非平衡态热力学特征的阐述上。20世纪20年代生态学开始将人纳入其研究领域。巴洛斯和波尔克等提出了“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后来“人类生态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特学科，其中霍利、帕克、邓肯、施诺尔等人做出了杰出贡献。1933年奥·莱奥波尔德（Aldo Leopold，1886—1948）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从伦理角度探讨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949年美国的W.福格特出版《生存之路》一书，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呼吁重建生态平衡。^[24]1962年肯尼迪读了美国女作家雷切尔·卡森描述技术革命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以客观数据和计算指出了技术增长的危险，敲响了环境和资源危机的警钟，对全球人类产生深刻影响。随后，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用各种统计数据或事例来表明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程度和危害性。例如，1973年奥地利著名学者康拉德·洛伦茨（Kanrad Lorenz，1903—1989）出版了《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Die acht Todsünden der zivilisierten Menschheit）一书，分别对“地球人口爆炸”“自然的生存空间遭到破坏”“人类自身的竞争”“脆弱使人类所有强烈情感发生萎缩”“遗传的蜕变”“抛弃传统”“人类的可灌输性增强了”“核武器”八个方面来论述主题，指出它们“互相独立、但又存在密切因果关系”，“它们不仅使人类的现代文明出现衰竭征兆，而且使整个人类‘物种’面临着毁灭的危险”。^[25]1976年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出版了《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把生物圈比作人类的母亲，指出地球生物圈是人类唯一的生息之地。其他生物物种都处于其中而不会破坏生物圈自我协调、巧妙平衡的功能实现，而人类自发明冶金术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打破了生物圈的平衡，力图做自然的主宰或征服者，结果导致今天的生存危机。由此他提出了科学伦理的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历史考察，认为人类中心论来源之一是犹太系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正是它们赋予人类比其他物种更高的地位和满足欲望的特权。汤因比建议人们皈依东方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古老宗教，特别是佛教，在保护生物圈安全的前提下有节制地发展人的社会。^[26]与此相似的是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他也认为东方哲学智慧有利于我们认识世界，包括人类自身和自然以及二者的关系。他的《物理学之道》（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982）、《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合著，1984）等，都谈到这一点。例如，他认为“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的表达之一”，也即自然和社会同源、具有阴阳能动本性。^[27]1981年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生物学教授戴维·埃伦费尔德（David Ehrenfeld）出版的《人道主义的僭妄》一书，用丰富的事例和阐释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破坏全球生态的“人道主义僭妄”的嘴脸（人道主义的另一面），其中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例如，认为人与自然的二分、一切问题可以由人解决等是“错误的假设”，相信科技能够给我们无限的新力量并引领我们走向光明是现代“神话”，并发出疑问：“我们的科学虚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关于肉体之我的信念？我们的成就如何产生出了这些信念？”^[28]他概括的“正在从地球上消失的”东西有“荒野”“物种和群落”“文化风景”“人类技能”“自愿”“环境和人类健康及人类的精神健康”等。最后，他指出人类的求生能力、奋斗能力和爱的能力是走向健康未来的基础。1983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汤姆·雷根（Tom Regan）出版了《动物权利研究》（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的专著，文中充满尊重自然、尊重生命的言论，也充满了人类责任意识。还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雷根就和另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亚动物保护学者彼得·辛格（Piter Singer）一道编了一部《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的文集（1976，1989年再版），其中收录了近40篇当时分别发表在一些刊物上的关于对待动物的伦理问题的文章。除了一般对待动物的问题之外，该文集的内容涉及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生命哲学等。1993年世界上一批知名经济学家联合再次出版了一部旨在约束无限制经济发展的论文集，题为《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1996年又再版），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多维视角。只要看一眼作者名字和身份，就可以看出该书的分量：科罗拉多大学经济系的肯尼思·E.博尔丁、加州克莱尔蒙特技术学院的约翰·科布、世界银行的赫尔曼·E.戴利、斯坦福大学生物科学系的安妮·H.埃里希和保罗·R.埃里希、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系的尼格拉斯·乔治斯库-洛根、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生物系的加勒特·哈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和资源组的约翰·P.霍尔登、联合国“地球调查报告”作者M.金·休伯特（1903—1989）、剑桥大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献学教授C.S.刘易斯（1898—1963）、英格兰萨里郡经济学家E.F.舒马赫（1911—1977）、曼凯托州立大学经济系的杰拉尔德·阿朗索·史密斯、科尔比学院经济系的T.H.蒂滕伯格，以及汉普登-悉尼学院经济系的肯尼思·N.汤森。该书自1973年第一版出版时名为《走向稳态经济》，1980年再版时换名为《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共同走向稳态经济》。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学者们探究的主题是“稳态经济”。所谓“稳态经济”（SSE），是针对无限制增长的经济。学者们指出地球和人体都是一种稳态生命体，因此，稳态经济应该采取这样的生态范式。赫尔曼·E.戴利在文集绪论里指出：“稳态经济很容易嵌入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的范式——地球就是一个近似稳态的开放系统，有机生命也是如此。”^[29]关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该书编者认为“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就是经济系统包含生态系统，而稳态观是生态系统包含经济系统，生态系统根据一些可持续性生产的原则而不是个人支付的医院为经济系统提供生产所需的物质——能量”。^[30]这里表明了稳态经济采取的是生态观。

二、生态伦理的启示

值得专门一提的是专门从事生态哲学研究、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1932—），他参与创建《环境伦理学》杂志并担任过该刊物副主编和国际环境伦理学协会（ISEE，1990—）第一任主席（1990—1994），曾任美国国会和总统顾问委员会环境事务顾问等。他不间断地研究生态哲学，著书立说，成就斐然。直接相关的著作或文论有《环境的哲学方面》（1974）、《索利图德湖：荒野中的个人》（1975）、《生态伦理是否存在？》（1975）、《我们能否和应否遵循自然？》（1979）、《自然与人类的情感》（1979）、《白头翁花》（1979）、《自然中的价值》（1981）、《生命的长河：过去、现在和未来》（1981）、《自然中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1982）、《价值走向荒野》（1983）、《哲学走向荒野》（1986）、《对野生生物的伦理责任》（1992）、《自然中的负价值》（1992）、《对环境伦理的挑战》（1993）、《对濒危物种的义务》（1994）、《保护自然价值》（1994）、《全球环境伦理》（1995）、《圣经与生态学》（1996）、《自然、文化与环境伦理学》（1996）、《自然、科学与精神》（1996）、《自然、价值的起源与人类理解》（1997）、《进化史与上帝的存在》（1998）、《追溯地球：人在自然史中的位置》（1998）、《被管理的地球与自然的终结》（1999）、《基因、创世记与上帝》（1999）、《生物多样性与精神》（2000）、《论证可持续发展：一项持续的伦理研究》（2002）、《自然化和系统化邪恶》（2003）等，此外他还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众多的相关论文。^[31]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罗尔斯顿探讨的主题非常集中，尽管经历了一些变化，贯穿其中的主旨却不变，那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哲学思想中的价值关怀。他强调了生态伦理存在的合理性，以自然价值论作为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从自然史和文化史追踪价值起源，并力图以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影响社会（政府、企业和个人）。

学界个体的研究促发了集体的联合行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MAB）研究计划，有组织地对全球生态进行研究，这也体现了全球化中的一个“全球主题”。与此同时出现了许多相关的行动组织，如各类科学家联合组织或各种“绿色组织”等，各国政府也相应制定、颁布和实施环境保护法等，从法律的高度限制破坏自然的做法。1992年科学家联合会（UCS，即“忧思科学家联盟”）发表了以“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为题的全球危机世纪宣言，指出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陷入环境衰退、贫穷和动荡的旋涡，如果不加阻止，将导致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崩溃，使整个地球生物无法维持生存。其中，人和自然的关系、生态整体受到破坏是核心问题，因此，他们呼吁建立对付急剧变化所需要的“新伦理”。这个“忧思科学家联盟”的史无前例的宣言的签名者是全世界1700名前沿资深科学家，大多数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历届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科学家联合会最初于196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科学家组建，旨在控制政府滥用科技；20世纪70至80年代，针对军备竞赛和管理核设施不力的问题发表了大量声明；199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700名成员联合发起反对全球变暖的运动。2000年，联合国大会千禧年宣言不同寻常地指出环境和社会的种种危机和问题，在欲达成的具体目标中，希望在未来20年改善人类环境和生活，“……人类活动不对地球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让子孙后代永续利用资源”。2004年在哥本哈根举行了旨在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会议，有35名杰出经济学家参与。会议指出商业共同体带来了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包括自然和社会生态问题，但是也认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展，这一点与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以及多数科学家关于限制经济增长的观点不一致。2006年哥本哈根会议增加了联合国大使和专家，把人类面临的挑战排列出40个等级，前5个分别是环境卫生、水、教育与疾病、营养不良和饥饿。但是，资源枯竭未列其中。^[32]这也许跟另一些科学家对资源问题持乐观态度有关。例如梅多斯，他在《增长的极限》发表不久就出版了《反对罗马俱乐部》一书，表示不同意见。1976年美国赫德森研究所的卡恩、布朗和马特尔也发表了《今后二百年——美国和世界的一幅远景》的报告，对未来表现出乐观态度。再如1981年美国的西蒙出版《最后的资源》的专著，批评罗马俱乐部的极限论。但是这些反对者并没有否定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一点，因此未能推翻极限论的立足点。^[33]英国和联合国也不排斥经济的增长，如前者的《共同的遗产》（英国政府的环境策略，1990），后者如“千禧年目标”，但是却将可持续性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可持续性发展”这个概念也许弥合了极限论和乐观派的裂痕。“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来自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发表的标志性报告。该委员会最初是1983年联合国接受来自世界各地关于环境恶化的信息后通过一项决议，设立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之后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担任主席后改称为“布伦特兰委员会”。该报告的作用可以从1989年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看出来。1992年，《增长的极限》作者再度进行研究，成果体现在《超越极限：正视全球性崩溃，展望可持续的未来》一书里，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危机。一方面坚持了极限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可持续性的思路。2001年世界可持续性发展峰会暨里约地球高端峰会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也体现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思想。这种既冷峻又热忱的“可持续性”态度也表现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出版的《全球环境展望3》（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 3，GEO3，2003）中。2005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一个由1360名专家组成的研究队伍进行了2500万美元经费投入的调研，全面评估了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地球生态问题，再次证实了“增长的极限”论点，并再次提出警告。无论如何，“可持续性”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博德利所说，“1987年‘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引入，是官方话语转变的第一个突出例子。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标志”。^[34]全球变暖由于直接影响到资源枯竭和其他重大社会问题，因此成为当今人类问题的中心。为此联合国特别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1988—）。该委员会进行了未来100年即至21世纪末人类活动对温室效应影响及其反作用的研究，成果体现在《排放物情况的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SRES）中。其2001年和2007年的报告对学界影响很大。SRES情境设置了40个变量，指出人口、经济、技术、能源和土地利用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客观“驱动力”。博德利指出：“从人类学的观点看，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五个驱动力是社会文化变量，而不是自然动力。人类的决策创造了这些动力，人类也可以改变它们。”“如果生态足迹的调查结果正确，世界在1990年以前就已超过了全球的生态容量。”这一“SRES情境”逼迫人类思考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博德利赞同采用“生态社会世界”“生态城市”这样的生态观名称来指称未来可持续性的社会。^[35]此类信息非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生态哲学美学与多元音乐文化观念(www.daowen.com)

“生态哲学美学”的思想，典型者有罗尔斯顿的环境美学思想、布拉萨的景观美学思想等。这方面的探讨已经很多，在此不赘述。

概而言之，生态哲学美学的特点是：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关注全球生态危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呼吁建立新伦理，寻求重建生态和谐之路。生态观涉及环境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和美学等。

萨克塞说：“我们明白了环境不是取之不尽的，相反，我们必须看到资源是短缺的，环境不是永恒不变的，环境从它那个方面也在适应文明交替变化的要求，它提供给我们的不仅取决于个别的愿望，而且也取决于普遍的规划，最终被我们改变了的环境又反作用于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也是生态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直到今天我们才慢慢认识到的。”^[36]将人类纳入生态整体的思想，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2002年有一个叫“全球情景模拟小组”（Global Scenario Group）的科学家组合，在为斯德哥尔摩环境所进行专题研究之后发表了“大转折”（Great Transition：The Promise and Lure of the Times Ahead）的报告。该小组希望21世纪能在地球上出现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但这样的大转折要求人类的价值观必须发生根本的转变。非小组成员的约翰·博德利在介绍该小组的“大转折”时概括说：“人类选择的价值观应该彻底认识到他们的社会体系必须强调社区的质量、人类的关系、个体的幸福和环境的质量，而不是由物质与能量消费的增长来驱动经济发展。这种转变将会解决规模与权力集中问题。”^[37]

在重建价值观的问题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曼切斯特大学政府与国际政治系的简·汉考克（Jan Hancock），他在《环境人权：权力、伦理与法律》（2003、2007）一书中提出“生态理性”的概念，用来反对“经济理性”。他指出：“依照经济理性，森林、生态多样性、荒野栖息地、非人类生命以及生态系统都全无内在价值。”为此他要引入“生态理性”观念，他说：“生态理性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概念化的政治术语引入，它关乎从环境政治学视角来批评经济理性。”“生态理性……提倡把生命的完整性和福利（well being）看作是中心组织原则。”环境人权坚持环境保护与全人类的安全高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式占有，“这种主张明白无误地表达生态理性，并且严词拒绝经济理性的相关价值观念、论述与政治术语”。汉考克犀利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法律所反映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而是资本主义的价值”。因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是“对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人权要求的结构性阻碍”。作者呼吁寻找一条通往人权主题的创新与独特的路径，具体说来就是超越以往提倡的“普遍的环境人权”，代之以“拥有自然资源的环境人权”，因为“要求享有自然资源的环境人权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使普遍的环境人权必然导致文化多样性降低的情况发生逆转，是必要的”。^[38]这样，生态理性就和文化多样性取得了联系。可见，生态理性支持多元文化观念。同样，多元文化价值观获得生态理论支持并获得广泛认可。

只有多样性，才有生态的稳固性。品种稀少的生态是脆弱的，容易消亡的。从哲学美学层面讲，生态学的精髓就是“多元/多样性”“交互作用”“动态平衡”“同生共荣”。具体地说，就是多元及多样性的物种，它们之间不断地相生相克，达到动态平衡、同生共荣的状态。这个状态中国古人称为“和”。

这样就可以提出“音乐文化生态”的概念和观念，即相互作用的多元/多样性的全球音乐文化；多元/多样性是其稳固的基本特征，同生共荣是其最佳生存状态的特征。相关论述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