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反霸权主义

后殖民批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后期，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也可以说是一种应用。但是，“后殖民”在第三世界学者那里，也是对抗西方“后现代”话语控制的一种理论武器。在这个意义上说，后殖民批评特别针对的是在战后新形势下西方对东方的新控制，例如西方的“知识话语”，就是新的控制力量。表面上看，科学是中立、中性的，是普遍真理，不属于一个民族所有，或者说，属于所有民族，属于世界所有人类。因此，强调科学，就是尊重真理，其中没有任何偏见和控制。然而，由于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拥有早期的资本积累（尽管这些积累带有血腥味），各西方国家比东方国家富强，因此造成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强势。西方人宣扬这种强势是科学带来的，因此他们的头顶戴上了真理的桂冠，他们的言行也就披上了合理的外衣。在殖民主义时期，东方人一方面被压迫，另一方面却向压迫者学习，希望能像他们那样掌握科学，强大起来。20世纪中国发展史就是一例。如果说殖民主义时期西方人的力量靠科学和枪炮显示，那么，后殖民时期西方人隐匿了实体的枪炮，将科学放到了显眼之处。殖民者的撤退，枪炮的撤退，似乎留出了空间，让“科学”得到更充分的显示。后现代主义批判这种科学真理观，将目光转向“知识—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更关注产生知识的历史背景，作为权力支撑的知识功能，以及知识背后的结构性压迫因素。例如福柯在这方面的研究。后殖民批评吸取了这些后现代研究成果，指出“科学/知识”是新形势下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一种结构性压迫。当然，历史的惯性也起了作用：殖民者撤退了，而原殖民地的人民依然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人的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为了实现现代化而仍然向西方学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心态正是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所说的“上向流动”^[16]的基础：以西方为上，其他地方的人们趋之若鹜。以中国音乐学为例，目前几乎所有学科都源自西方，并且以西方学术中心为自己的中心，以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为自己的学术焦点。也就是说，非西方世界的音乐学几乎没有自己的元话语，而是用西方话语作为自己的话语来进行学术研究和发言。后殖民批评针对新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告诫人们坚守自己的“一元”。但是，经过殖民主义的洗劫，非西方世界的音乐学已经没有了各自的元话语，去西方化谈何容易——目前，不用西方理论，几乎无法言说。即便是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论，也或多或少用西方的视角来阐述。当然，这一部分相对而言最具有中国性。总体上看，今天的中国音乐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音乐教育，他们很难洗褪这种教育留下的印迹，很难抛开学术思维的西方模式，无论旧的模式还是新的模式（本质主义的或后现代主义的），很难从这种困境中走出去。今天的中国学者在不用西方话语（和古代话语）的情况下，几乎陷入“无语”状态。为何说、说什么和怎样说都成问题。音乐创作也是这样，没有西方作曲技术，几乎写不出作品。新潮音乐的代表之一郭文景曾经尝试过几年，结果陷入“无语”而不得不放弃努力。本文作者直接关注了他的这一努力过程。

2008年10月13日中央音乐学院曾邀请欧洲作曲家戴特·马克（Dieter Mack）举办题为“跨文化沟通的问题：冲突、交融、变化——不和谐中的创造性：全球化背景下的音乐”的学术讲座。他从事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已20多年。他提到的一件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即2006年在斯图加举办世界音乐节新作品交流时，主办者希望听到不同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多样性声音，结果却令人失望——除了极少数的作品之外，绝大多数作品都以西方艺术音乐思维来创作。这在其他音乐作品展示会上都能看到。马克认为这和西方政治有关，他们要控制世界，他们控制着活动经费。还有个别大牌作曲家干预，他们站在西方的立场。组织者到世界各地去挑选参加音乐节的作品，结果具有现代性（西方化现代性）的作品被选上。比如印尼的一些作品。而具有地方特点的音乐没有被选择。显然，选择标准有问题：组织者希望作品写法是西方现代的，而演奏上（乐器）是地方的。其结果作品是西方化的，演奏是印尼的，现场音响显示的是佳美兰的乐器演奏西方化的现代作品。这样，“世界音乐”仅仅是一种以西方为参照的“异国风情”。马克认为乐器是次要的，思维方式、音乐语言才是重要的。例如，用西方乐器来演奏具有中国哲学美学等思维的作品，和用中国乐器演奏西方化作品，是很不一样的，前者相对“多元化”来说更有价值。其实“乐器”也不仅是一种发声的东西，它有文化背景和意义。马克还谈到外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近亲繁殖”的劣势，“杂交繁殖”的优势。显然，这种价值观推崇新异质性音乐文化。他提醒听众不要误解，以为他希望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必须有中国味，韩国作曲家必须有韩国味。他的意思是个人风格比民族风格更重要。马克认为要无条件接受他者的文化背景是很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价值立场，很难跳出来。他认为只有真正的文化多样性的实现，才有美好的前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是需要思考和实践的。这需要时间。在马克的头脑里，只有全球化的文化和个别文化，而没有什么“超文化”。两种文化共存：主流文化和亚文化。马克列举了20世纪60年代的例子。在回答图书馆馆长贾国平教授关于“欧洲有多少音乐家（和马克一样的）持多元文化的观点”时，马克说，只要在非欧洲文化生活过的西方音乐家，都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在回答某学生关于奥运歌曲的“中西结合”取得好效果的问题时，马克说，那是实用音乐，按照需要来设计、获取所需的功能。就马克而言，他不愿意屈从于政治或经济，如果必要，可以取消音乐节活动。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艺术作品脱离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例如“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活动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是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权力”问题。

“多元”含义本身是多样性的。

本文认为“多元”应包括上述这些新异质化音乐文化，但是事实上杂交音乐文化显示出后殖民批评所指的西方中心，尽管这种西方中心相对于殖民主义时期要隐蔽些。马克强调的文化交融，应发生在个体层面，而不应发生在群体层面。这种“个人转向”带有西方个人主义的遗迹，但也有对全球化中个人文化身份的思考。当然，马克作为一位西方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的“个人转向”强调的是去西方化和去民族中心主义。而就像西方中心论一样，“民族”也可能成为一种中心论，这都是后殖民批评所针对的问题。从马克的言论可以看出，“个人转向”中的“多元”，并非传统民族文化的多元，而是全球化中以人的个体为单位的多元。他认为如果在音乐作品的文化符号性和个性之间选择的话，应选择后者；在他看来后者更有价值。这种观点值得重视。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都很关注这样的社会个体的生活和艺术创造。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个体和社会的交流来达成新的多元平衡。罗蒂在《后哲学文化》^[17]一书中表示他相信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差异价值受到保护，个人愿望的实现并不必然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马克还提到文化发展问题，指出并非只有西方文化有发展权力，非西方文化也一样。在西方式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就有这样的倾向：希望非西方文化中的音乐都是静态的、原生态的，以便供他们研究。

概言之，后殖民批评发展成一种观念——否定一切中心的观念；这种观念要求人们甚至要提防“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新的控制话语。比较充分的表述是：“后殖民批判包括了对后殖民主体本身的解剖，包括认识批判者身份定位、认识局限、历史负担以及他所处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知识权力关系等。”^[18]

二、全球化中的文化身份认同

在全球化中，后殖民批评关注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后殖民批判把关注点放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建构上，这些建构使得第三世界因无法形成和表述自己独立的主体和历史意识而不能不屈从于西方意识形态，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被压迫者’。”“西方殖民使得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人民在理解自己身份（identities）的时候，根本无法构建所需要的思想世界。这些思想世界早已由西方人按他们头脑中的非洲或者其他第三世界社会文化的样式构建好了。”^[19]如上所述，新文化运动以来，西方话语已经在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落地生根。其结果是，本土的所有一切文化都被重新表述过，用西方知识话语重新表述。萨依德指出，西方人用自己的话语重新建构了“东方”，而这种“东方”又渗透到第三世界。这个“东方”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他者，是西方中心投射出来的非我者。这个“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东方人”也被抽象为无个性的主体。^[20]同理，“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等，在现代化、全球化中，也已经被西方话语重新表述过。这一切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实现和推广。例如，中国20世纪新音乐运动以来的学校教育，其两门基础课程为“基本乐理”和“视唱练耳”，采用的是欧洲艺术音乐的大小调体系，培养出来的是适应大小调体系的耳朵和观念。音乐学各学科从1920年蔡元培、萧友梅在当时的报刊上对西方音乐学的介绍开始，就采取了西方话语来表述，并对中国乐学进行重新解释。李泽厚在一次回国参加中国艺术研究院比较艺术中心的会议时指出，“哲学”这个专有词汇来自英语的“Philosophy”，如今大家都这么用，并按照西方的哲学思维来探讨哲学问题。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存在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本文也有同感，翻开当今中国所有哲学美学探讨文论，满目皆是西方式思维结果。20世纪以来的探讨总是离不开“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在音乐学各个学科当中，情况大致相同。就目前情况看，音乐学界和大学界的差异仅仅表现在更多借鉴西方过去的理论上。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注释上，还没有完全西方化。但是，在对它们的解释上，却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西方学界的视角和话语。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所谓“中国现象学”，把中国古代思想和西方现代思想结合起来，或用西方的现象学话语来描述中国古代文论。

正如“后现代”是全球化的一样，“后殖民”也是全球化的。因为它关涉全球所有人。当西方话语将“东方人”的历史和身份重新表述过之后，非西方的人们就需要找回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东方人”，在进行后殖民批评的时候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失去了什么（什么被西方化了）、为什么失去了、怎样失去的；要认同什么、为什么认同它、如何认同；等等。(www.daowen.com)

如上所述，中国的情况表明，今天我们完全或局部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西方殖民和后殖民主义造成的，也是我们自己曾经放弃的，如“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包括“新音乐运动”，在和“封建主义”传统决裂的同时，吸纳了西学，并让西学逐渐内化为中国的现代知识，又在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吸纳西方现代理论，这些都通过西方式教育来普及，其中包括语言和话语的吸纳、内化和普及，这对人文学科而言是最致命的——中国人从此成了“香蕉人”（黄皮白心）。关于文化主体性的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曾一度成为热点，如今中国学者反思当时的各种观点，觉得它们不同程度存在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本真性幻觉”，详见下述。本文作者预计这种文化的主体性将从西方化转变到后西方化（对西方化的觉悟、反省与评判），进而达到中性化（非西方非东方，没有原来的民族属性的文化主体）。^[21]中国现代史表明，传统的削弱或消失，是国人和西人“双向共谋”的结果。中国的情况具有典型性，其他东方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也处在类似的进程（西方化—后西方化—中性化）和状态。例如，作为“近东”的非洲，殖民化程度更高，更多“山药人”（黑皮白心）主体。

要认同什么，这里有两条路径，一条回归，一条新建。回归路径又有不同，有的要回归原来的大民族文化即民族国家传统文化，有的要回归小民族文化即族群传统文化，有的则要回归族群中的阶层传统文化。例如，中国有56个民族（族群），前者要回归“中华”民族文化，中者要回归族群文化，后者要回归汉族的文人文化或宗教文化或民间文化。不少学者指出，回归者或多或少存在着“本真性幻觉”，即认为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本真的纯洁性或纯种性。除了上文提到的斯特格尔之外，中国学者也指出这一点。

一个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已经使得国家（或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变得空前剧烈与频繁，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与杂交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基本“特色”。其结果必然是：任何一种纯粹、本真、静止、绝对的民族文化认同或族性诉求（即所谓“本真性”诉求）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对于一种多重、复合、相对、灵活的身份或认同的把握，则需要我们放弃基于本质主义的种种认同观念与论式（具体表现为以我/他、中/西、我们/他们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要抛弃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后者总是把一个民族的族性绝对化、本质化，用一种更加灵活与开放的态度来思考认同问题。^[22]

新建的路径就是认可霍米·巴巴的“杂种性”。^[23]当然，他指的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既反抗又依赖的主体状态，移植到这里则指相对于“本真性”或“纯种性”追求的另一条路径，也可以用全球化的“异质化”词汇来指谓。认为对本真性的追求是幻想，意味着找不到回归的路，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回归的路。但是，又该如何建立新的文化主体性？如何建立和认同？杂交在中西结合的新文化、新音乐那里就已经体现了，那么，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当代人的文化身份本来已经就是这种混生文化的主体的身份，华人即20世纪以来的“中华文化”之主体。这已经是史实，还需要再选择吗？如果从去殖民化和后殖民批评的角度看，学者们针对的是西方的控制，那么现今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或民族的新文化——混生文化，还必须去除西方的文化基因和基质，或削弱其主导地位。分析表明，新文化中，西方因素起主要作用。打个比方，在驴（东方）和马（西方）结合的骡子（杂交文化）中，马的基因起决定作用；杂交的骡子实际上更像马，或它们就是马的变种，具有马的家族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全球化的同质化。如果情况确实如此，新建之路该通向何方？如何才能获得“多重、复合、相对、灵活”的文化身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身份？在全球化中创造新的异质化文化及其身份？如何建立？是像新民乐、摇摆巴赫那样的新异质化音乐文化吗？

后殖民批评反对僵化的本质实体观，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全球化构成一张巨大的包容一切的网，其中的任何网结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甚至消失或重新组合。现状如此，“劫数难逃”。在这样的境遇之中，每人的文化身份选择和建构都必然、只能在一叶孤舟中随波逐流，永远没有岸，也永远没有岛屿？丹尼尔·贝尔和亨廷顿等人坚持宗教救赎或立足论，那是一种岸或岛屿。但是宗教史表明，它们也是变化的。正应了中国古代“易”的概括：一切皆变。

文化—个人的多元/多变，多元/多变的个人—文化，这也许就是全球化的主体性或文化身份的特点。

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存在确定的东西，那就是“中性”。全球化无论同质化还是异质化，都是在中性化中的表现。中性化包括环境的中性化和文化主体的中性化。原始民族性已经属于过去，如今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今后的多元文化及其身份，都是中性化之后的人工选择。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文化身份是一种建构，而不是本然的东西：在全球化的今天，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已经混合，出现了杂交性（hydridity）的文化，“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根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自己的身份”。但是，笔者也认为，如今西方的“马”和各地的“骡子”很多，而原生的“驴”却少了甚至死了，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于维护或建构多元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罗蒂关于“公共事务”和“个人事务”的划分，在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或许，全球化中的文化身份建构与认同属于“个人事务”，只要不妨碍他人的建构与认同，不伤害社会，所有个人的文化身份选择都是合理的。

需要进一步明确指出的是，西方之“马”和东方之“驴”本身也不应做本质主义理解。一方面，西方和东方内部都是多样性的；另一方面，西方和东方在历史上处于不断演变的状态；再一方面，西方和东方不断相互影响和渗透，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相互作用更甚，以至于界限/界线逐渐模糊。全球化的世界最终将在中性化背景上重新安置舍弃了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的多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