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反本质主义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分析哲学家、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学家，现代唯名论、新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1906—1998）在其所著的《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Ways ofWorldmaking，1978）中的“序言”最后指出：该书隶属于现代主流哲学思想，“这种现代主流哲学始于康德用心灵的结构取代了世界的结构，继之于C.I.刘易斯用概念的结构取代了心灵的结构，现在则进一步用科学、哲学、艺术、知觉以及日常话语的很多种符号系统的结构取代了概念的结构。这个运动是从唯一的真理和一个固定的、被发现的世界向构造中的多种正确的甚至冲突的样式或世界的转变”^[2]。这段话道出了一个事实，即“一个世界/一个真理”观念受到了“多个世界/多种真理”观念的挑战，甚至替代。也就是一元观念受到多元观念的挑战和替代。“多元”是后现代主义的关键词之一。

众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直截了当地反对传统本质主义哲学。例如，美国的罗蒂在《后哲学文化》等书中直陈真理仅仅是“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而不是以往所认为的绝对、唯一正确的普遍性的终极答案。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多元观念。正因为哲学上并没有唯一普遍的终极真理，因此多元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哲学观。再如法国的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等著作中向传统哲学的“宏大叙事”整体论开战。所谓宏大叙事整体论，就是传统本质主义形而上学普适性神话的真理体系。整体性神话破碎了，便出现多元的真理景观。关于这方面的引介已经很多，在此不赘。自然科学哲学也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提供了具体的支持。如数论领域，科学家们曾经希望证明数学公理系统具有一致性和完备性的特点。一致性即公理系统内部各定理之间不相互冲突，完备性即体系没有破缺。但是几代数学家前仆后继也没能证明出来。20世纪有位名叫哥德尔的数论专家，采取类似悖论的“以毒攻毒”的方法，获得了令人惊讶的结论。整个数学证明过程高度复杂，迄今只有少数几位数论高手重复过他的证明过程。但是其结论非常简洁：一个系统如果是完备的，就一定存在悖论；如果要排除悖论，就必须引进一条新定理，但是新引进的定理本身是不可判定的。他的结论被称为“哥德尔不完备定理”。^[3]这条定理宣布了传统本质主义哲学宏大叙事/整体性的不合理性，也宣布了建立完备而一致的系统的不可能性。在人文领域也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柏拉图为了把思维系统的圆圈画圆了，就在缺口上填上理念。中世纪填上上帝，黑格尔则填上绝对精神（理念）。人们无法追问“上帝”从何而来，因此“上帝”就是不可判定的。“理念”“绝对精神”亦如此。再如量子力学领域，科学家发现某种微观存在，采用不同的观测手段，它分别为波和粒子。在经典物理学中，“波”和“粒子”是两种事物，各有各的“本质”。一时引起“波粒二像”的争论，直到一位名叫玻尔的物理学家提出“互补原理”，才暂时平息了争端。^[4]波粒二像现象的存在彻底打破了本质主义哲学观，因为同一个存在却可以是不同的东西（“存在者”）。后现代主义哲学因此指出“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同一个“存在”，可以有不同呈现的“存在者”。这和传统本质主义哲学是完全对立的。在本质主义哲学那里，一个事物之所以是它自身而不是其他事物，就因为它具有只有它才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独特属性即“本质属性”。微观世界中的存在，在不同观测手段中呈现出不同的对象（波/粒子），出现了不同的“本质属性”。一个事物既是自己又是他物，这是传统哲学不能接受的。于是“XX是什么”的本体论表述受到质疑，物质实体观被“关系实在论”^[5]取代。例如“音乐是什么”的解答，无论怎样表述都无法一网打尽全球音乐现象。“是”这个谓词所表达的句子，无法作为命名和实在、概念能指和所指的有效桥梁了。于是世界从“一”变成了“多”。“音乐是什么”的宾语即音乐本质的表达。但是这种表达方式无法有效对应全球各种音乐现象，原因有二。一是无人完全了解全球各文化中的音乐。对一种音乐要同时做到“学理的知”和“亲历的知”，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个人的寿命有限，无法成为全知者。只有上帝是全知者，人不是上帝。二是在了解的范围，一种音乐之所是，还受到关系制约。音乐在与人构成不同的关系中是不同的东西；在认识关系、审美关系和功用关系中，是不同的东西。在认识关系中，音乐是认识对象；在审美关系中，音乐是审美对象；在功用关系中，音乐是功用对象，是工具。也就是说，关系实在论哲学要求我们先确定关系，再谈“音乐是什么”。于是在不同关系下，音乐是不同的东西。就像在不同观测的条件/关系下，某种微观存在是不同的东西一样。明确地说，我们只能表达存在者，而不能表达存在。不同关系往往赋予存在以不同价值，使之成为不同的价值对象。于是，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便不能截然分开。关于价值问题下文还将涉及。从后哲学视角看，“音乐”不是“一”而是“多”。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音乐概念、行为和音声；在同一种文化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音乐类型；在和人构成的不同关系中，音乐是不同主体的不同对象。这种多元音乐观得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完全支持。

二、全球化/多元化的后现代性

20世纪以来，世界呈现全球化样态。多元音乐文化观念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来看待。

全球化本身具有后现代性。有些研究全球化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化就是后现代的社会形态。例如弗·杰姆逊和阿莱斯·艾尔雅维茨。^[6]表现在关系性、构建性、无序性、随机性、自组织、虚拟性、非物质化、不确定性、碎片化、非中心性、非单一体系性、多元性、多极性、多向性、过程性、互动性、交换性、交叠性、实用性等。(www.daowen.com)

国家领土边界不再是一种重要的空间限定因素，地缘政治也不再是主要的权力形式。也就是说，世界不再由功能齐全、自成体系的排斥性主权国家组成，“如今，国家主权正在丧失其领土形式，而与此同时，国家利益正按着妥协交易和管理共同财富的复杂逻辑在重新界定和组合”^[7]。这里所说的“复杂逻辑”，指全球化世界的空间以不同于传统确定的地域性空间的形式存在，其中的关系是多边、多层、多向且多变的。“比起以往任何时代，空间更处于社会科学的关注核心：任何行动都离不开空间，但空间越来越非物质化，不再一成不变和被明确界定。”^[8]例如领土，如今更多地体现了文化属性的价值，而不是“镶嵌工艺品”式的价值。“领土虽然已经至少局部地失去了其物质价值，但却仍然保持着其象征意义和表述形式……领土不再具有其从前的工具价值性，但却完整地保留着表述功能。”^[9]这种表述功能对于超越领土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文化认同，一种精神上的归属感。“如今各种认同空间正处于海外侨民和移民网络的推动之中，由于通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并随着焦点的流动更具收缩膨胀性，它们既彼此分离，又相互重叠，实际上呈现为触角扩散状或结晶网络化，是多种形式的和碎片化的。”^[10]这样的不确定的、交叠的、扩散或零散的网络空间，带有建构性，以一种复杂的逻辑自组织地建构。例如音乐文化空间，对于特定的民族国家而言，海内外的相关人士参与了它的重新建构，它也随着相关人士的世界流动和各种现代传媒的参与而不断变化着，也就是说，它具有建构性的同时具有过程性，一种没有终结的过程。中国音乐文化空间，如今已不局限于国土领域，海外华人遍布世界各地，“中国”已成为一个文化的表述，而非领土的表述。海外华人将自己的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随身播撒到异地他乡，而这些播撒的音乐文化，与本土的传统音乐文化构成一种世界网络空间，生息不断，演变不止，而且还和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交流、杂交，产生新的异质音乐文化，加入原有的文化空间中。

巴黎政治学院的贝特朗·巴迪（Bertrand Badie）教授指出，全球化的传媒特别是电脑网络的出现，使“地域逻辑”让位于“交易逻辑”。“如今，所有的人都将处于其他所有人的空间之内，因为新的传播技术使其成为可能，还因为各种利益日益相互依赖且非部门化，更因为空间是以流通和关系作为参照物，而不是以封闭共同体作为参照物的。”^[11]所以，全球化的“空间”指代的是一种交换的规模，而不是地域意义上的规模。就网络而言，它构建的空间超越了领土，在它的王国里，社会关系是新型的——非正式的、不易觉察到的和隐性机制化的。

网络社会关系是以否定领土几何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超越距离、透过世界、绕开封闭政策地运作。网络社会关系以其方式重新解读着互济共性，成为新型暴力和新型属性的承载媒介：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制造了隐性敌人；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它却保障了异常复杂的调控管理。作为新型交换要素，它同时也使得传统对抗逻辑失去活力。^[12]

全球化的社会形态，以物质和非物质的方式构成复杂网络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多元共生、互动依存的特点。这种多元文化特点区别于传统多元原生态文化的特点，是一种人工维护的复杂、可变系统。以此为基础的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就同时具有了物质与非物质、传统与当代、原生态与人工态等内涵。对这种社会形态的认识，纳入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多元音乐文化观念起了基础和支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