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词汇选释

全球化文化的核心词汇有：文化趋同、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本土文化、新文化、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生态等。

从文化视角看全球化，通常首先看到或想到的是文化趋同。也就是说，全球化带来文化的同一化。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现代化进程，处处可见“新文化”现象。所谓新文化，就是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文化。学者指出，这种新文化发生在现代化历史中，最初是西方化的表现（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从世界各地方国家的情况看，“新文化”具有东西结合的特征。中国的“新音乐”属于“新文化”，就是中西结合的典型。今天“新文化”或“现代文化”虽然出现了新质，依然有西方化的成分；这种西方化主要体现在美国化，尤其体现美国的流行文化。随着全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倡多元文化观念，认同多元音乐文化价值，文化趋同现象受到广泛重视，这种关注引发的是全球性的传统文化保护行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化同时也伴随着本土化。或者说，本土化是全球化的一种普遍的反应，它理所当然被纳入全球化文化现象之中。正如《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的作者所说：“如果全球化出现，并且文化同一化的影响变得显而易见，那么辩证地看，本土文化的异质性将会更受重视。或者换句话说，某些文化越是现代化，越可能变得更传统。”^[79]

科技也一样，它的发展和全球化蕴含着文化霸权，而且体现西方化的或美国化的霸权。原因在于现代技术发端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它的传播是从西方到全球，因此带有中心性；这意味着它的传播具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样态或模式，因此是全球化中新的文化中心或文化霸权的表现。

这种全球化的霸权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它是世界的一种西化，或许，是世界的一种美国化……现代化的基础——至少与它相近的术语——是西化。现代性文化的传播是伴随技术的传播而来的。即使电子计算机在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和日本制造，移动电话在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制造，目前也不存在什么“东方”技术。但西方的霸权指的不仅仅是全球化现象，而且还包括全球化概念本身。这一概念包含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过程，它发端于西方中心，并扩展到被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称为边缘的世界其他地区。^[80]

从文化角度看“世界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世界主义者”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世界公民”。事实上没有一个世界国的存在，因此，“世界主义者之于全球不可能像国民之于国家”，如果以为世界主义就是创造全球平等、全球责任以及全球投票选举控制，将非常危险。^[81]

世界主义具有悖论、不彻底等特点。“悖论”指世界主义实际上“只能以彻头彻尾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形式存在”，只能体现在“地方性应用”。一方面，它力图超越民族性；另一方面，它又依赖民族性。一方面，它提倡多元文化主义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似乎得到一种和特权联系而形成一种规范的边界，它把这种边界加到多元文化主义身上。一方面，它没有国际主义那样的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它又“的确使我们开始探询什么是国际主义采取的最好形式”。“不彻底”指世界主义实际上归属于地方，因此“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是彻底的世界主义者”。无论如何，“世界主义这个术语更好地描述了我们当前的感知……人们也许可以说，我们的时代就是把这些运动全球化的时代——最理想的是，对应这个时代的应该是某种新的、非民族化的国际主义”。^[82]

世界主义倡导跨地方的联系，因此，它在政治教育和文化中都有特殊意义。对于前者，“它从我们的政治中去除了一些说教”。“通过这样做，它可以解放我们，使我们能够追求一种跨地方联系的长期进程，这种进程既是政治的，又是教育的。”对于后者，“它回答了‘单一主义’和‘丧失标准’的指控，充分自信地坚持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共同的课题，一个批评的课题，一种相互关联的知识和教育的正确的理想”。也就是说，它用多元对抗单一，并且具有一定规范，从而抵制了“丧失标准”的批评。因此，“这种文化学说能够调动更广层面人们的能量和热情”，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自信地坚持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共同的课题，一个批评的课题，一种相互关联的知识和教学的正确的理想”。^[83]

总之，世界主义希望打破民族、国籍、空间的局限，强调跨地域的联系和团结，但是它并没有真正体现普遍人性和价值，而且不可避免携带着深层的地方情感和探索特殊文化制品的动机。^[84]

二、关于全球文化的各种观点和相关术语

鲍曼指出，“我们今天目睹了世界性的重新划分阶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世界规模的新的社会文化等级体系被组合而成”^[85]。布鲁斯·罗宾斯认为“人权国际主义”虽然不完美，却是一个共同的跨国基础，而且对世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有益处。^[86]

一方面是人权国际主义，其基础是法律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是一种文化世界主义，其基础是对不同文化独特个性的尊重。而在文化个性这一边，我们会发现只有那些拥有特权的学术精英们，罗蒂在描述他们时把他们与唯美主义明显地联系在一起，称他们是“多样性的鉴赏家”。而在法律的普遍性这一边，我们会找到公众舆论那坚实可靠的大多数。^[87]

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欧阳桢认为这个概念只是从隐喻上说具有吸引力，只有与新技术相联系的人，能够获得“村庄似的亲密感和贴近感”。但欧阳桢也指出，“整个世界可能变得像大多数村庄那样粗俗。这个星球最极端的本土主义者，想必就是那种认为一种文化适用于世界各地的全球主义者”^[88]。他的意思是，把世界看成一个地球村，那么那些坚定认同地球村村民身份的人就可能希望建立一个普适性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应该选择哪种现成的文化？西方文化？还是新创一种文化，或综合出一种文化？学者们的共识是，世界只能出现多元文化格局，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都要反对，事实上它也无法得逞。

欧阳桢认为，文学研究是思考全球化的合适“高地”，因为“文学比喻和文学理论已经激发了睿智的内省（fecund insights）”，“所有这些在文学研究中再熟悉不过的内省，都适用于讨论全球化及想象建构的文化”。“地球村”作为一个文学比喻，它包含了一个隐喻，同时又包含了一种交错配置，或者是一种逆喻，即地球是“一个村庄”，却又无所不包。^[89]

幻象（illusion）/修辞（rhetoric）

欧阳桢指出，要看清眼前世界发生的时期，就需要理解“幻想的修辞”。他想表达的是，全球各地的各种事件已经变得越来越像文学文本。他说：“更多的真实如果不是幻象的效应，就是它的产物。现实比真实的体验更为虚幻，而真实的体验看起来比真实更为不真实。”因此，“没有文学研究在传统上探索的内省，对全球事件的分析将不再令人信服”。^[90]他列举的事实是，现代传媒提供的信息，无论是电影电视节目还是电子游戏等，都把现实虚幻化。这些“数字化幻象”充斥着现实生活的每个角落，“当如此众多的现实成为幻象，当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ies）（从电视、电视游戏到电影）占用了我们越来越多的时间时，现实与虚幻的区别不再有理可循”。相比之下，“像自在之物（ding an sich）那样的现实不再有多少意义”。^[91]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杰姆逊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也分析了这种幻象。他指出，数字化复制产生了大量的“类像”（simalecrum），也就是找不到原作的复制品的所有形象。因为数字化复制抹去了原作与复制品之间在辨识上的区别。当各种复制现实的类像充斥着生活，现实也就被虚假化。欧阳桢所说的电视“现场直播”之类的节目，就发挥着这样的功能。杰姆逊指出，当物成为物的形象，物也就消失了。今天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就是全球数字化/虚拟化全球。电视网络、电脑网络等，所有的形象在复制的同时全球传播，造成全球相同或相似的感性体验。东方人从这些形象中观看西方，反之亦然，现实与现实的形象重叠，最后，由于形象的诱惑力更大而使现实淡出感受领域。《黑客帝国》《盗梦空间》等一系列西方大片全球传播，揭示的就是这样的虚实倒错现象。北京曾经有一个少年，长期跟虚拟世界的“朋友”打交道，最后从高楼跳出，飞去寻找那些心灵真实的友人。据说有律师自愿为其讨公道，但没有结果。这是不会有结局的故事。

在一个充斥着虚幻的世界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真实与幻象的关系……真实与幻象不再互相排斥……精神正常不能再仅仅以把握现实的能力来定义，因为现在如此之多的现象是作为一种想象而建构起来的。

不仅在分析“真实一般的谎言”（从他人的体验中间接获得的体验）和“谎言一般的真实”（“人身经历比小说更为离奇”）时，而且在从它们中引申出其真正的意义和无意识的意义时，文学研究都比任何一个学科做了更好的准备……研究者必须学会“解读”各种文化文本，并对它们遭到损害的“客观性”（compromised“objectivity”）表现出充分的敏感……要从全球的视角恰当地探讨全球化将总是有害的。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全球大众文化的……动力室……以西方为中心，而且总说英语。”^[92]

另一个层面，从时间维度的历史研究领域看，也存在着这种幻象的建构。由于历史由无数细节构成，而许多细节已完全消失，还有许多细节等待着被发现（发现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即便可以被发现，也将花费漫长的时间），而且有些发现充满偶然性或需要契机甚至奇迹。这就意味着历史真面目的拼图无法拼全，此其一。同样重要的是，被拼凑起来的“历史”，碎片之间的黏合剂无法不掺进想象成分，此其二。这样，无论是残缺部分还是碎片之间，都需要想象来填充和黏合。因此说，历史是解释的历史；解释不断，历史就可以不断重写。由于这种想象的存在，历史研究成果和文学创作成果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

空间维度的全球化和时间维度的历史，都由无数细节构成，还有许多不能公开、不便公开、有意不公开的内幕，因此对它们的描述，想象是不可避免的。描述的结果，是一种幻象。

非领地化

阿君·阿帕杜莱提出一个“非领地化”的概念，这个概念有多重含义。第一，它描绘的对象是世界上的背井离乡者。这些人离开乡土，在远离家乡之地讨生活。有许多人在异地他乡落地生根，成了当地的“二茬子”。甚至有的地方本身就是由不同方向的外来者组成，他们组成了一个“地方”，一个异地的家乡。“……家的‘非领地化’只不过是现代世界公民的一个特征。家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地理上固定不变的地点，而是随着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变化的心理‘习惯’。”第二，一个“全球化”的简单现象，即许多民族都接受了某种外来文化。这里，不是简单的外乡人的来临，而是一种非物质的外文化的侵染。例如基督教或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甚至在云南偏僻的乡村，至今都还有功能和声的弥撒合唱。现在，西方宗教已经不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在全球各地传播，落地生根，就像佛教不再是印度和中国宗教一样。当然还有伊斯兰教和其他一些大的宗教。这些宗教文化也非领地化了。而东方和西方，都各有各自的宗教在对方领地传播。第三，与第二点相关，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之间的“辩证效应”。“全球化隐含的假定是某种主导文化——假定是西方文化或美国文化——将征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与它相反，‘非领地化’并没有假设某种特定的文化会传遍全球，它只是强调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相碰撞而产生的辩证效应（dialectic effects）。同样，它比‘全球化’更有说服力地表明，世界上数目不断增长着的人们的认同，并没有与某个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93]“这里强调的不是相互排斥的实体的实体化，而是不同文化内容的相互作用。这里的辩证法不是序列的，而是多方面的：既是交互的，又是多元的。”^[94]上述情况的进一步阐释是所谓“交互作用辩证法”（dialectic of concurrency），它不是因果辩证法。“正是因果辩证法的臆断影响了早期的影响研究。”^[95]

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本土文化的“莎士比亚化”，它还包括莎士比亚的中国化、日本化和印度化。就像英语在殖民主义时期成了世界语，同时被多国化，出现了美国英语、澳洲英语、新加坡英语等。“文化艺术品具有这种相互作用的动力，它们不是互相撞击而自身毫无改变的没有自动力的弹子球；它们是可塑的、有机的建构，其形状和意义来自于它们与其他文化艺术品的相互作用。”^[96]

族群文化权

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文化多样性成了全球共识。其中，族群意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动力。许多民族国家（nation）拥有多个族群（ethnic group），而族群由若干有血缘关系的种族（race）构成。这样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全球层次网络：种族、族群、（民族）国家、世界。每个层次都具有多样性。从文化上看，族群文化具有“文化因子”，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因此维护多元文化，首先要保护族群文化。这就出现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族群文化权问题。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提出“族群”概念，因而，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就是多族群主义（multiethnicalism）。^[97]但本文并不完全赞成这种观点，而是认为族群的多元文化是全球多元文化中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时间上居先。当然，在当代，“族群”的概念已经泛化，从以往的原始民族群落到今天的各种社会群体、阶层人群，都涵盖其中。从这种宽泛的概念出发，我们才认同多元文化主义等于多族群主义的看法。

多元文化主义有三种，一种是国际政治意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它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同质化，强调各民族和各国家文化共存和平等；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反对本质主义哲学，强调多元化、碎片化和差异，肯定各社会群体不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一种是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反对文化高低之分，强调各种文化的存在权利与价值，各族群文化平等。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观核心是“正义、平等、差异、包容”。^[98]

就族群的多元文化主义而言，它认为族群意识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动力。正是共同的族性使群体成员产生文化身份认同感。族群文化的意义在于代表族群形象与特性，提高族群认同和凝聚力，维护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全球化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公众社会与少数群体、本土人与移民、文化自治与同化之间的冲突加剧，这恰恰刺激了族群意识的觉醒。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认了“文化权”。由于全球化的文化超越了地域、民族，因此，它的文化权也超越了国家主权管辖范围。这种普遍性文化对族群的文化权提出了挑战，表现在对族群语言、习俗、话语和话语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正面影响表现在促使族群文化转型，负面影响则表现在造成族群文化冲突。在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局面中，族群文化权的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注释】

[1]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

[2]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3]同上书，第69页。

[4]［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7-58页。

[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7-58页。

[6]［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7-48页。

[7]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8]同上书，第70页。

[9]［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6、17页。

[10]［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页。

[11]同上书，第64、118页。

[12]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8页。

[13]同上书，第66页。

[14]［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绪论第2页。

[15]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16]同上书，第48页。

[17]［美］泰勒·考恩著，王志毅译：《创造性破坏：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18]同上书，第26页。

[19]蔡拓著：《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84页。

[20]同上书，第156页。

[21]俞正樑、陈玉刚、苏长和著：《21世纪全球政治范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22]［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23]同上书，第151页。

[24]同上书，第172页。

[25]同上书，第164页。

[26]同上书，第226-227页。

[27]同上书，第234页。

[28]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29]同上书，43页。

[30]［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7页。

[31]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32]同上。

[33]［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

[34]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6-27页。

[35]［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52、163页。(www.daowen.com)

[36]［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3、66页。

[37]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4-45页。

[38]［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9]同上书，第37页。

[40]同上书，第38页。

[41]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6、57、67页。

[42]同上书，第56-60页。

[43]同上书，第59-60页。

[44]［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0页。

[45]同上书，第49-50页。

[46]同上书，第30-32页。

[47]［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47页。

[48]［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7、39页。

[49]［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8页。

[50]同上书，第49页。

[51]［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0页。

[52]同上书，第50页。

[53]同上书，第51页。

[54]同上书，第52页。

[55]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56]同上书，第50-51页。

[57]［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0-81页。

[58]［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2-83页。

[59]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6、49、51-52页。

[60]［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61]同上书，第8页。

[62]同上书，第171-172页。

[63]［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4]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65]［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66]［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67]同上书，第6页。

[68]［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69]［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

[70]同上书，第113页。

[71]同上书，第114页。

[72]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7-48页。

[73]［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73页。

[74]［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8页。

[75]［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76]［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著，胡善君、许建东译：《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77]［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9页。

[78]同上书，第362页。

[79]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80]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81]［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9-60页。

[82]同上书，第57-58页。

[83]同上书，第59页。

[84]［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代前言”第6页。

[85]［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7页。

[86]［美］布鲁斯·罗宾斯著，徐晓雯译：《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87]同上书，第65-66页。

[88]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89]同上书，第62页。

[90]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2-63页。

[91]同上书，第63页。

[92]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64-65页。

[93]同上书，第57页。

[94]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75页。

[95]同上书，第77页。

[96]同上书，第77页。

[97]常士訚主编：《异中求和：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3页。

[98]同上书，第4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