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词汇选释

全球化政治的核心词汇有：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全球主义、全球治理；全球市民社会、国际关系；霸权；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国家主权；区域、区域化、区域主义；等等。

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层次有如下三个，即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和区域政治。

第一，“国家政治”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国家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尽管这个边界在历史上可能是变化的。国家政治对外表现出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意识与维护行为，对内表现出社会资源、社会生产、社会秩序的管理或整治。国家政治还促进民族认同，因为现今的国家还具有民族性——往往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例如，中国有56个民族，总称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往往和民族认同密切相关。

第二，“国际政治”是国家之间的政治。所有外交行为都体现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性质，其中政治行为往往是核心。国际政治是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维度，是国家之间交往需要处理各国自身利益与他国利益和国家群体利益关系而产生的。国际政治体现为各国制定的对外政策、国际盟约的制度和行为等。用“绿色”眼光看，国际政治的目的在于创造和维护世界秩序与公正，让世界各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同生共荣。

第三，“区域政治”一般指若干国家组成的区域的政治。区域政治可以简约看作放大的国家-国际政治。一方面，区域政治旨在创造和维护区域内部各国家、集团之间的秩序和公正；另一方面，区域政治体现区域共同利益，共同的政治主张，对外一致的政治态度。

以下是非政府的社会政治现象。

“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冷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性问题，如能源问题、生态问题、毒品、艾滋病、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民族冲突等，国家显示出能力疲软的状态，引起社会成员普遍的信任危机，由此催生了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它们的活动结果形成了旨在弥补国家能力不足的独立的社会政治空间。这是人们自发组织的全球行动，对全球问题提出各种政策主张，力图为全球性政治和经济活动制定基本标准，逐渐形成各种相应的全球意识。全球市民社会本身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又体现对全球化后果的利弊的反应：利者，交通、通信、传媒的进步等；弊者，贫富分化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地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受到摧毁或严重威胁等。众多全球化“受害者”自发联合起来，发展全球网络，抨击诸如WTO、IMF、G7之类的全球化产物的弊端。^[19]

“全球政治”是全球化最具典型的政治表现。全球政治体现在对全球共同利益、共同问题的关注和采取的相应行动及其结果上，如全球性战争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能源问题、疾病问题、金融危机、文化认同与资源共享等。全球政治涉及宇宙环境和生态平衡，也即星际关系。也许将来发现其他星球上有生物，那么全球政治必然将做出相应的反应。显然，全球政治不以国家为中心，而以人类为中心，是一种世界整体论的政治。^[20]

全球化时代，各层次的政治具有既彼此相对独立又彼此密切相关的特点。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政治已经不是封闭的政治，而是开放的政治。其开放性表现在制定国家政策时，需要考虑全球政治；在维护国家利益时，需要考虑全球利益。反之，国家政治往往反映出全球政治。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政治改革，往往缘于全球政治的变化。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政治主张必然和全球政治气候密切相关；冷战期间也是这样。如今，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又有变化，各国的国家政治也相应产生变化。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风云不断变化，都与世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即便在较封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30年，国内政治也和世界政治密切相关。例如，“团结亚非拉人民对抗帝国主义”的对外政治主张和行为，与国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各项政治主张和行为是一致的，并引起国际政治的反应。这些主张和行为当然首先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区域政治）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时代，以往维护国家安全的主题转变为力争不被世界淘汰。也就是说，以往国家的敌人是看得见的，如今国家的敌人是看不见的；以往的威胁来自敌对阵营的政治军事行为，如今的性命攸关在于国家内外机体的两相适应；以往的游戏规则相对简单而且能见度大，如今的游戏规则复杂而且能见度小。

区域政治一方面和国家政治相关，体现区域内部的政治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和全球政治相关，甚至是全球政治催生的思想和行为。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存在着差异，因此，二者的关系有正反两种可能。处理得好，区域化就可能成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或先前步骤，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因减少了行为体数量而有利于协议的达成；处理得不好，区域化就可能影响全球化的通畅，使矛盾更集中，使多边谈判更难达成一致意见，甚至造成地缘经济的冲突并导致政治后果。^[21]

二、政治视角探讨全球化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和术语

德国的格拉德·博克斯贝格指出：“全球化的竞争是政治意愿的产物。”^[22]他的意思是，全球市场的竞争最终只对资本拥有者有利，而无关民众的富裕，可是关于全球化市场的好处如自由贸易的思想等却一直在欺骗民众，这是一种政治谎言。具体有四个要点：一是“全球化政策”宣告了就业社会的终结。二是在利益只向少数人倾斜的时代，多数人是失败者：“……全球化的赢家——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也就是全球约有6千万人。这在全球60亿人口中只占1%。”^[23]三是政治家往往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便成为现状的维护者：“政治家极少是属于全球化失败者的，于是他们也就不会致力于变革了。”^[24]四是上述人群的分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没有团结可言：“全球化与人类梦想的‘统一世界’毫不相干，它也不会对维护世界和平或者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产生多大裨益。当‘一小伙无国家主义者’追逐最大化的利润时，一个重要的原则——团结——就停滞不前了。”^[25]为了对抗这些政治谎言，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人们做出了相应的举动，特别是游行示威。例如1995年12月法国人走向街头的行动，就是“反对全球化的第一次起义”。^[26]至于应该怎样才能摆脱全球化的困境，他们的意见并不是非常明确：“我们生活在一个视流动为神圣的社会。只有当我们对这种主要弊端进行追根究底时，我们才能从‘全球化陷阱’中逃脱。”^[27]显然，下文所说的三种流动已经形成，人们与看不见的对手博弈的棋局已经形成，无法退回到起始点，因此，究竟该怎么选择对策，政治的未来发展究竟应该走哪条路，还需要具体探讨。

如前所述，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语境中的话语，“全球化是‘夸大了的现代性’”^[28]。查尔斯·洛克则指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29]。在鲍曼眼里，“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30]。所谓“新的世界无序”，即前文所说的非计划性的、由看不见的力量支配的“人造荒野”。

查尔斯·洛克指出，全球化具有三个自由流动特征，即货物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些流动被全球政治合法化。对于人员的自由流动，其概念在政治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人权条例的制定以及赫尔辛基条约，意在将人员流动这一运动视为人权运动，特别是那些跨越疆界、离开他们原籍所在国的人们的权利。人员的自由流动这一概念产生于70年代，其目的在于赋予原苏联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权利。今天这个同样的词语却被用来笼而统之地泛指经济上的需要以及市场的支配所引起的大批量的（如果还未涉及整个世界人口的话）人员流动的合法性。^[31]

洛克还指出，“全球化”的内涵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即强调不干预市场的政治原则。具体说来，20世纪80年代初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经济学理论被用作一种管理原则以来，任何人都不得干预市场的力量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同样，政府对于市场也必须遵守不干预原则，也就是说，市场利益优先于政治权利：“……不干预市场的原则性决定实际上便成了民选政府的权利向市场利益的妥协和投降。”^[32]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全球化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上。他的主要观点发表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因此，他的政治主张是：我们不应再将注意力集中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上，而应集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处理上，具体说来，应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他概括了三个原则，即“避免原则”“共同调解原则”“共同性原则”。后者指“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同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33]。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亨廷顿对全球化的批判在许多方面与他早先对现代化话语的批评是一脉相承的。他认可亨廷顿关于全球化导致冲突的断言，指出亨廷顿“所想像出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它并未创造统一（删除历史），反而引来了沿着历史/文化遗产而产生的新的碎片。他对这些碎片的理解正是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学术的种族化之范例”^[34]。

关于全球化造成的同质化问题，博克斯贝格和克里门塔认为全球化存在着新的控制，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影响：“全球化不但没有促进多样化，反而促进了一种按照越来越相同的模式运行的‘麦当娜’经济，显而易见，消费、信息和通讯产品都统一化了，而且按照同样的市场、广告逻辑进行生产和销售……当全球化不再被铁幕所阻挡，美国大康采恩也带着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进来了。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成了刚赢得的自由的象征。前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化了，美国方式成了时尚。”他们指出，“全球化”已经被鼓吹者简明化、合法化、准宗教化，并被迅速而大面积地传播。而实际上构筑这些命运面相的基础却是单方面的信息！“大量的单方面的信息甚至使得批评家也相信，全球化是一种我们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因为它是‘合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趋势……全球化被看作是我们的命运。鼓吹全球化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义确定了一种新的思想及其特点。它的信条获得了准宗教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因为它们一直是存在的，听起来又是令人吃惊地简单和明白易懂。”^[35]

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在全球化中，政治是经济的同谋。而政治本身仍然遵循极权主义的逻辑。“‘全球化’无非是极权主义将它们的逻辑延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已。”“政治崩溃和经济全球化绝对不是相互抵牾、你争我斗，而恰恰是亲密的盟友和同谋！”^[36]

之所以说政治是经济全球化的盟友，是因为全球化的政治为全球化经济的控制机制提供了独立于、超越于国家的可能性，这是新形势下政治的新功能。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出现了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的特点则是难觅踪影。“我们无法在我们当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一个中心、一个起源，或者一个权威。我们也无法验证权力的出处，无法找寻出责任的归咎或怨愤的起因……跨国公司并不拥有总部、中心或边缘……（全球化）令人无所适从的一个特点是，它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因而也超越国家的控制。”^[37]

世界主义/国际主义

关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或国际主义），这是和全球化相关而又有特殊政治含义的词。对此，《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一书有专门探讨。

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中，这个词常常用来表述“孤立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该词常常用来区别两种不同的外交政策，一种是道德至上主义的、干预主义的外交政策，急于与其他政府建立起隐含着错综复杂关系的联盟，而另一种是很不情愿去那样做的外交政策，或许部分地出于种族主义的或者恐外的原因……我在此书中所采用的词义基础是该词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所具有的那种历史性的特性，在美国以外，它表达的是与工人阶级以及与跨越国界的反帝斗争团结一致的左派传统，或者如金·穆迪所描述的，是“不同国度的行动主义者们对一种共同角度的承认”。^[38]

但是，该书作者也指出：“这种世俗性或世界主义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进行自觉的自我界定、自我合理化或自我辩护的阶段。”^[39]

该书作者认为世界主义的形容词性表示“属于世界各地的；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国家及其居民的”，而且令人直接想到一个特殊的新身份，即“世界公民”。这种新人群因拥有独立的生活资源而具有特权，可以自由往来于国家之间。学院中的知识分子也是这种新人群的类型。

这种人凭着独立的生活来源，高技术的品位，和在全球漫游的流动性，可以拥有自称“世界公民”的权利……世界主义全球性与特权之间的联系之所以令我们这样由衷地反感，是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倾向于和右派们持同样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尤其在受雇为学院人士的时候，就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他们除了自己，什么也代表不了……我们为什么会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惹人注目却又毫无成效的关于“代表”问题的自我折磨中，这个表现问题换言之就是，都市具有“代表”非都市他者的权利或特权？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做多少事情来补救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犯下的巨大的历史罪行。^[40]

全球化语境中的地缘政治话语，包括一对相对的词汇，即“非领地化”和“归化”。前者体现了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的超越地域性，后者却体现了地域通过同化外来因素而巩固自身的存在。“现代形式的‘非领地化’的实质在于，它常常更是自愿的，又是不自愿的；而且，它并不要求身体的真正位移……由于现代交通、通信技术手段的发展，空间不再总是与时间单位成正比。现代多维空间的地理距离的消失是‘非领地化’的主要特征，它使现代的‘非领地化’与前现代的‘非领地化’区别开来。”“归化”是一个“逆喻”，指同化外来者的现象。“在其比喻意义上，‘归化’描绘了一个过程，通过它一个民族国家把一个外国人吸收为其公民。它所表明的是一个思想的灌输过程，以政治训练（political apprenticeship）而不是以出生或仅仅以长期定居向一个国家效忠。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被‘归化’（这是移民越来越难以抵制的原因之一）。”^[41]

全球化的政治环境的权利具有多中心性，而这种多元、不确定的权利分布形成的网络，霸权主义行径难以得逞。萨米尔·阿明呼吁：“必须把明晰世界进步力量的策略吸收到‘多中心’世界的建构中。”罗兰·阿克斯曼则描述道：“我们进入一个多边的、权力分散的、非集中化的世界，进入一个以多个不同的权力中心为特征、横贯权力网络的世界。”克利福德指出：“追求能够为全人类代言的一统权力的特权……是一种整体化西方自由主义所发明的特权。”^[42]

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www.daowen.com)

欧阳桢指出，在许多意义上看，全球化理论反映了一种“主导叙事”。这种“主导叙事”表现出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情感，却没有任何反讽的意味。“这一术语忽视了这样的现实，即主导全球化理论的‘坐标’范式来源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观点，它是一种来自前主人的主导叙事。甚至各类自我置疑分析（self-skeptical analyses）似乎也不明白主导的解释范式反映着一种霸权思想，一种温和主义的权力向外、向边缘地区发散的思想。我不想用‘仆人叙事’（slave narrative）来反对‘主导叙事’，这只会使一种隐晦的、人们希望消除的偏见具体化，我提议解构这些试图解析历史发展的逻辑和修辞，这将证明那些反霸权思想的话语几乎自己也总是霸权的。”^[43]

全景监狱（panopticon）

福柯用词。这个词进入全球化语境，揭示了全球化中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关系。“全景监狱”顾名思义指一种没有观察死角的监狱。如果一个社会是全景监狱，那就意味着在它之内的所有成员的所有活动都暴露在某个观察中心。这里蕴含着三个关键内容：全景监狱如何形成；观察与被观察的权力关系如何建立；全景监狱在全球化中意味着什么。

关于全景监狱如何形成的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控制需要，一个是条件具备。控制是权力拥有者的欲求和目的。所有的统治者都要控制辖区，以实现管理目标（先不论其中含有怎样的善恶）。权力拥有者最不能容忍的是监视视野受到遮蔽和掌控之心受到蒙蔽，他永远会竭尽全力去去除各种阻滞，力图达成辖区的最大透明度。以往通过建立人力耳目网来实现，如今除了这种传统耳目网之外，还利用现代科技来实现，如无所不在的探头，更有覆盖全球的监察卫星。“全景监狱即使在普遍适用和奉行其原则的社会公共机构包含了人口的主体时，在本质上它仍是一个地方性的建制机构：全景监狱设立的条件和作用都是使臣民固守原地——监视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或至少防备自发、意外和反常活动的发生。”^[44]但是在政治的全球利益方面，政治集团（经济集团亦然）都想利用监察卫星来使全球都成为全景监狱，目的当然在于控制整个世界。

关于权力关系的建立问题，在传统形态的社会，统治者本身就拥有权力建立人力耳目网。在现代社会，管理者建立的科技耳目网，有时可能被看不见的势力分享或盗用。对于后者，权力关系的双方具有不同身份——观察者往往是拥有技术、经济力量和高社会地位的全球人，被观察者往往是普通本土人。事实上只要构成了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权力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中，这种权力关系的双方不是同等可见的，而且观察者只要进入监视中心，就可以单方面行使观察权力。在全球化中，跨界观察往往不需要授权，不需要被观察者同意。高科技提供了一切可能。

关于全景监狱的意味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因此需要概括出重要方面。以下是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它们涉及的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不对等、超越性等特征。

“全景监狱权力的导入标志着从许多人监视少数人的局面向少数人监视多数人的局面的根本转变。”^[45]这种监视权力关系意味着少数人控制多数人。这种关系历来如此，但在全球化中，它是跨地域的，而且监视中心是可以移动的。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只要能进入观察中心（例如，能够进入观察用的电脑网络终端，或连接监察卫星），就能掌握全景。同样重要的是，全球化的这种权力，常常被分享。只要能进入监视中心，就拥有这样的权力。这种耳目中心的“新奇之处则在于观察者的眼睛现在已成了‘人类的眼睛’。那是崭新的、‘非人格化’的眼。谁是观察者现在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观察者要进入某一特定的观察点”。这个观察点既然是“最佳”的，也就具有优越性。为此，它成了列强的主要资源之一。“既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占据相同的位置，从而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那么，所有的观察不可能都是等值的。”这种不对等的观察，体现了全景监狱的权力关系。“隐藏在全景监狱中心塔内的监管人员对关在星状大楼翼部内的犯人操纵着大权。这一权力的关键因素是完完全全、时时刻刻都看得见犯人和完完全全、时时刻刻都看不见监管人员这两者的结合。”^[46]犯人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何地被监视，因此必须时刻都要做得像在被监视的样子。

高科技使全景监狱完全透明，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全景监狱’是人造空间——它是有目的地建造的，具有心灵视觉能力的非对称性。其目的是有意识地操纵和存心重组作为社会关系（即上述的权力关系）的空间透明性。”这种透明性既然是全景的，必然不允许有观察死角。如此这般，所有私密空间也就被判定为非法，并尽力予以排除。“在‘理想形式’下，全景监狱不会允许私人空间的存在。至少不会允许不透明的私人空间、不受监视的私人空间或更糟的是无法监视的空间的存在。”^[47]

阿拉克指出：“看不见的观察”破坏了“看者和被看者的相互性”。米歇尔·福柯揭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本的历史问题仍然是谁在看谁和为了什么目的的问题。”“不知来自何方的征服的目光”，这种目光要求具有“看和不被看的权力，代表和躲开被代表的权力”。^[48]显然，这种权力只有观察者拥有。

电子数据库

电子数据库是全景监狱最新电脑空间翻版。它是一种有资格的消费者的游戏。它的特点是对被观察者有所筛选，并且是可移动的。但是，用户只要提供储存信息，就无论怎样流动都无法逃脱它的监视。因此，数据库“不再提供一个免受监视的庇护所或在周围可画出一条抵抗线的堡垒”。例如，信用卡的使用，就不断给数据库提供信息。每用一次信用卡，每购一次物都增加信息量。“大量信息的贮存造就了一个‘超级全景监狱’——但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全景监狱：提供贮存信息的被监视者是监视活动中的主要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因素。”^[49]

一方面，电子数据库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物，是全景监狱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它跟一般意义的全景监狱又有所区别。“全景监狱首先是一种抗御差异、选择和多样性的武器，而对数据库及其潜在的用途却没有定下这样的目的。……全景监狱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逃出严密警戒的空间，而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是确保不让任何人以虚假借口和没有正式证明的情况下闯入其内。”数据库具有的筛选的“栅栏”，事实上产生了一种区隔。这种栅栏往往隔断在全球人和本地人之间。“数据库是一种选择、分隔和排斥的工具。经过筛滤，它把全球人留了下来，而把本地人淘汰了出去……与全景监狱不同，数据库是流动性的载体，而不是将人们束缚在原地的枷锁。”^[50]

对观监狱（synopticon）

与全景监狱不同，对观监狱不是少数人观看多数人，而是多数人观看少数人。当然，仍然是科技提供了这一切，主要是电视网络和电脑网络。“新的权力技术的发展在于——恰恰相反——多数人（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地多）观看少数人。……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的崛起导致了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权力机制。……把它称为‘对观监狱’。”^[51]

电视、电脑网络覆盖全球，因此，对观监狱也具有全球性。人们无论在哪里，只要有电视，有上网的电脑，就能看到其中传播的内容。

对观监狱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使监视者挣脱了地域的束缚，而且，纵然他们仍身在原地，但至少在精神上将他们送进了电脑空间。在电脑空间那儿，距离不再有什么意义。对观监狱的目标如今已从被监视者摇身一变，成了监视者，因此，他们是到处奔波，还是原地不动，已无关紧要……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对观监狱不需要胁迫强制人们——它诱使人们观看。而观看者所观看的极少数人是通过严格挑选的。^[52]

其中被观看的人物，都是经过挑选的。被挑选的人，往往是主流社会推崇的人，连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主流社会推崇的方式。表面上，对观监狱没有强迫人们观看，但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受传人接受的信息，是经过传播者刻意选择的。“多数人观看少数人。少数被看者是社会名流。他们也许是政界、体育界、科技界或娱乐界，或也许恰好是大名鼎鼎的信息专家……无论他们在电视电台广播中说些什么，他们都传达了一整个生活方式的信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53]

在对观监狱中，当地人观看全球人。后者的权威是由他们的遥不可及所获得的。全球人其实“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可他们一天天地、肆无忌惮地在当地人世界上空盘旋萦行，却比众天使在基督教世界上空翱翔更加引人注目：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既崇高又平庸，既高高在上、不可一世，又给普天下的下等人树立了一个为之效仿或梦想效仿的光辉榜样，既被人羡慕又被人觊觎——他们是一帮引路掌舵而非当政在朝的王公贵族。^[54]

当地人离群分立，散居于世界各地。他们通过固定的空中电视广播与全球人相会。相会之音在全球回荡，淹没了一切地方之声，却被地方之壁所反射；因此，地方之壁那监狱似的无法穿透的坚固性就得到了显现和加强。

观察器控制（the scopic regime）/地图

有学者指出，尽管现代性的视觉把全球当作一个图像来认识，但绝对不能被公然叫作“全球化”。因为它的实质是控制。“我们也许认可福柯的‘观察器控制’这一术语，‘观察器’这个词把我们的视觉与目标相联接：看见就是控制。”^[55]观察需要参照系，也就是“地图”。这种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地图，提供了观察的视角，也提供了控制的信息基础。“后观察器时代”应该恢复某些前现代模式，即没有清晰的主客二分的模式。

我们可以尝试着构想一幅没有中心和边缘、没有任何经纬线、也没有任何合理的天秤座的地图。换言之，这是一幅没有用的地图。在后观察器（post-scopic）时代，我们必须屏弃地图制作：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恢复再现的某些前现代模式，因为在这之中主体与客体的分别既不甚清晰也没有距离，这样也就既不存在某个特别的视点，也没有任何高于其他身体接受器官的特别的透视镜。^[56]

联合国

联合国是一种“设计政治机制”。罗蒂认为在这样的政治机制中应该放弃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另有学者认为，事实上联合国无法忽略多样性文化，表现在它也是各种文化斗争的场所。“联合国的确是人权国际主义能够在其中行使某些有限但却实际的功用的政治机制，因此联合国也是文化、人权和经济重新分配之间的种种对立在其中多次争得你死我活的场所，是它们仍然在其中争来争去的场所。”现在，联合国的表现不再是代表全球权力平衡的透明表现，尽管它举足轻重，但“现存各民族国家的不平等的权利不再是其最底层的决定性现实”。^[57]

NGO

NGO是英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符合法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如各种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等。它是志愿者的组织，因此是公民社会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为运作型和倡导型两种，前者主旨在“救助”和“发展”，后者主旨在“捍卫”和“促进”。这些组织具有多样性，常见的有INGO，即国际非政府组织（international NGO），例如CARE；BINGO，即面向商业的NGO（business-oriented international NGO）；RINGO，即宗教NGO（religious international NGO），例如天主教救济服务；ENGO，即环保NGO（environmental NGO），如Global 2000；GONGO，即由政府运行的NGO（government-operated NGOs），例如中国红十字会；QUANGO，即半自治NGO（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如W3C、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它们是由147个国家政府标准机构构成的组织；C-NGO，即中国大陆依法注册的正式的非政府组织（但没有完全的独立性及自治性），如“自然之友”“NGO发展交流网”“绿色江河”等。

20世纪中叶以来，NGO的影响力突然大增，1970年以来，在联合国里开始听到NGO的声音。“有证据表明，这些团体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打破了第一世界普遍论者与第三世界相对论者之间由国家引起的旧僵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来自所谓第三世界的NGO所起的作用。”从性质上讲，NGO造就了一种国际公共领域。一方面它在本土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斡旋于邻国之间，得到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国际支持。它不仅具有“顾问”“代表”地位，而且和政府有各种具体合作，并在国际平衡中发挥特殊作用。^[58]

世纪之交，NGO的地位继续上升，然而，不应该忘记各类非政府组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NGO采取的是一种“私有化”的运作方式，在公众检查方面存在着死角，因此不应该忘记政府的积极作用。甚至有学者指出，NGO的发展与美国及其盟国推行“私有化”运动有关。

代理人（agent）/代理

查尔斯·洛克指出，“在以往的日子里，认为穷人应当受穷是上帝的意愿，而现在却是市场的力量”。他认为市场数据出现了人格化现象，而市场和经济是一种非个人的实体的代理人的产生原因。这种人格化产生于权利和必然，但是应该受到怀疑。洛克明确指出，过去干预的代理人是民族国家的政府。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代理人缺席了。因为在全球化的网络中，没有观察视点，因而也没有控制性的代理人。“遍及全世界的网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全球化的日常表现形式，它没有代理人，没有控制者，没有‘总编辑’，没有人能够统计究竟有多少人可得到多少信息。在这方面，网络的作用是空前的：它的内容也是无法描绘、罗列、分类或衡量的。”尽管如此，洛克指出，“全球化只是帝国主义的变种”，特别是美国，总是企图成为全球化的中心和代理人。“如果我们真的想寻找一个中心、一个代理人，那么我们就将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的名字不叫跨国公司，而叫美帝国主义……五角大楼发展了一种帝国主义的技术，它还不知羞耻地以遍及世界的网络著称。”^[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