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初义

英国的查尔斯·洛克在《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一文中对“全球化”的词源做了如下介绍：

“全球化”一词本身甚为令人好奇，就其“全球”（globe）比喻整个地球或行星而言，该词并不甚精确。该词首先于1961年收录于《韦氏大词典》中，进而在次年收录于《牛津英语词典》中。人们难免惊异于《牛津英语词典》收录此词一举，用《听众》一书中的话来说：“全球化实在是一个令人棘手的概念。”^[1]

洛克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意思是它具有垄断性的控制力，“它与帝国主义的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而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指美国。正是五角大楼“发展了一种帝国主义的技术”，那就是宣称全球化时代“要解除控制和拆除遮盖物”，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修辞，美国控制全球的企图仍然在其一系列跨国行动中显露出来。^[2]美国的欧阳桢在《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一文中指出，“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跨地域传播和交流现象，并逐渐复杂化为和“本土化”交织在一起的现象。

“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也有类似的不确定性。一开始，它是指商业市场、金融交易、政治交往和文化传播等超越国家或大洲的领域，扩展为环绕世界的大舞台。而在后来，这一概念被修改，用来指称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一现象中全球和本土不是那么对立地作为两极并列在一起，相互排斥的因素互相融合或共存：奥尔布罗用一个贴切的短语，把它们称为“相悖的二元性”（paradoxical dualities）。^[3]

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将在下文具体分析。回过来再看“全球化”的概念。

英国的齐格蒙特·鲍曼对全球化所做的描述强调了它的两方面特点，一是非预期性，一是“硬现实”。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形成不是任何人为的计划和控制使然，但是它出现了，并影响或控制着所有人。因此，全球化的世界是一种“人造荒野”，它将所有人卷入其中实现一种“归化”。所谓“荒野”，指非计划性、随机性。“归化”则指对被卷入其中的人们的控制，使人们习惯于受这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制约。

全球化丝毫没有留下任何本话语所形成的那样的意蕴。这个新术语指的主要是完全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而不是全球性倡议和行动……“全球化”并不是关于我们所有的人或至少我们中最富才干、最有作为的人所希望从事的东西，而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东西。“全球化”这一概念明确是指冯·赖特的种种“来源不明之力”。它们在寥廓的“无人地带”——多雾泥泞、无法通过和难以驯服——兴风作浪，尤其是超越了任何人的计划和行动能力之所及……（全球化是）人造荒野（……一个“人造森林”的含义，即征服后产生的后归化荒野）……是“硬现实”……^[4]

二、“全球化”与“世界化”

鲍曼区分了“全球化”和“世界化”这两个概念，认为二者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计划的，前者则是非计划的；后者是实现世界秩序的决心，前者则像自组织过程随机涨落的混沌运动。今天，“全球化”取代了“世界化”概念。他指出：“‘世界化’曾经构成了全球事务的现代话语，而现今却废而不用，极少听说，或许甚而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只有哲学家还记在心里……‘世界化’这一概念传达了建立秩序的意图和决心。除了其他类似术语所表示的意思外，它还谓指一种普遍的秩序，即世界性的真正全球规模上的秩序构建。与其他概念一样，‘世界化’这一概念是现代强权足智多谋和现代知识界勃勃雄心的汹涌浪潮中创造出来的。整个概念家族不约而同地齐声宣示了改造世界和改善世界以及把这一改造和改善推向全球、推向全物种的坚强意志。同样地，它宣示了使每人和每地的生活条件和每人的人生机遇趋同的愿望，也许甚至使他们相互平等。”^[5]而全球化仅仅是随机涨落后形成的一种耗散结构，所有人被卷入其中，就像旋涡中的颗粒一样，没有自主权，只是身在其中，身不由己。

同样，美国的布鲁斯·罗宾斯在《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一书中也指出全球化不是有计划的世界主义。

（全球化）不是那种一心想要体现预先构想好了的整体性的世界主义，而是那种并不预先判断其单位的宏观政治规模的世界主义……它把“世界化”看作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只一种“世界”会得到实现，而且“多个世界”会彼此竞争。在“世界主义性”（cosmopolitan）里，世界（cosmos）最初只是表示“秩序”和“装饰”——就像在美容术（cosmetics）里那样——只是后来才扩展喻义，用来指“大千世界”。装饰先于整体性。因此，世界化可以被看作是地球“装饰”脸面——可以有不同的装饰方法。同时，有利于这种较为朴素的世界主义的证据也有利于某种职业化——这种职业化并不假定最终整体化的确定性，而是相信本身概括、抽象、综合和远距离再现的精神力量，相信将这些力量付诸实施的过程。也许可以说，它是相信自己的运作。^[6]

许多学者看到，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同源流的关系。也就是说，全球化是伴随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而形成的。例如，美国的阿里夫·德里克在议论其他学者关于全球化问题时谈到这个关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步发展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全球化是‘夸大了的现代性’。”^[7]关于这个问题，在“经济视角中的‘全球化’”一节中将更容易看清。

三、“全球化”与“本土化”

由于“全球化”的内在之义特别包含了“本土化”，二者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所以，下面专门介绍学者们对它们的看法。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和本土化产生了新的分化，是过去所没有或不明显的分化，这些分化造成了新的阶级、新的不平等、新的问题。

欧阳桢认为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不应该把它们拆解开来，不应该采取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看作一种实体，实际上那是虚幻的。(www.daowen.com)

“全球化”的第二种模式既包含全球，也包含本土，我打算把它转化为名词“glocalization”，而把那种洞悉全球与本土辩证关系的思想称为“glocalism”。撇开本土来强调全球及撇开全球来强调本土都忽视了它们所包含的辩证的现实。当现实超越了从前描绘它们的词汇时，合理的做法是换一双鞋，而非“削足适履”……全球化的讨论始终会使某种实在的事物变成虚幻之物，炮制出“全球”和“本土”本质主义观念的一种虚假的实体化（entification）。^[8]

鲍曼指出：“整合与瓜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两大相辅相成的过程。”“由于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时间/空间距离的消失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反而使之趋向两极分化。它把一些人从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某些社区生成的意义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时它剥夺了继续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领土的意义和赋予同一性的能力。”^[9]在其著作的绪论中，鲍曼指出全球化带来的流动自由并非可以人人平等共享，由此分化出了新的社会阶层。

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在它们之间，这两大紧密相连的过程将全部人口的生存状况与每一部分人口的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截然地区别了开来。对某些人看上去是全球化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则意味着本土化。对某些人来说全球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由，而对许多其他人而言，它则是残酷的飞来横祸。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

…………

全球化种种过程的一大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循序渐进的空间隔离、分隔和排斥。反映和表达被全球化了的人们经验的新部落和原教旨主义倾向，与广为推崇的高级文化——全球化了的高级文化——“杂交”一样，也是全球化合法的徒子徒孙。人们担忧的一个特殊缘由是日益全球化和超越疆界的精英们和其余的越发“本土化”者之间沟通的不断崩溃。意义和价值生成的中心社会已超越疆界，从本土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然而，这并不适用于此类价值和意义旨在贯穿和领会的人类状况。^[10]

鲍曼还指出，从经济维度看，全球化和本土化是互补互动的关系。“在经济各方面的‘全球化’与重新强调‘领土原则’之间似乎有着一种亲密关系，相互调节并相互补充。”由于“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必然造成对立：“今天的生存展延在全球性和本土性这一等级体系中。全球性自由移动标志着升迁、前进和成功，而静止不动则散发出颓废、失败和落伍的恶臭。全球性和本土性日益带有对立价值（而且是最重要的价值）的性质。”^[11]

查尔斯·洛克也指出，全球化把那些其意义依然本土化的人统统排除在外。“已经全球化了的人的乐趣将部分地表现在鄙视那些被本土化了的人。”^[12]

于是出现了人的分化和对立：“全球人”（globals）与“本地人”（locals）。

欧阳桢指出必须重新审视“本地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以往“本地人”意指土生土长的人们，它完全不能适用于那些非领地化的人们，也就是离开本土的人，即“全球人”。“本地人有一种地方自豪感，由于长期居住，他们拥有对领土的优先权……语言往往是这些反移民运动的支柱……‘本地人’的观念确实是原始的、前现代的，阿帕杜莱坚持认为：‘各种移民社群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s）的广泛出现，构成了全球现代人的一个变音符。’”^[13]

鲍曼认为，在这个由“全球人”定调和制定人生游戏规则的世界中，“本土人”处于一个既不愉快又不能容忍的环境。“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处于本土化，这是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由于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14]

关于全球化中的权力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相关的探讨。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由于参与了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全球精英人士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但是这些文化全球主义者却未能对全球化的权利和权力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这本身就使全球化空间和社会局限问题变得神秘化了”^[15]。查尔斯·洛克分析了经济情况，认为全球化的最近的将来，世界将由1/4人的劳动来维持其余3/4人的小康生活。而“‘本土化’将强加给那不幸福的1/4的人们，因为他们不仅得转而服从劳动市场之需，而且还将被全球化的工具和新发明剥夺原有的权利”^[16]。如此，便由经济引发了政治问题。事实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从来就是纠合在一起的。

四、“同质化”与“异质化”

全球化中存在着两种相伴相生、时有冲突的现象，即同质化和异质化。同质化即原本有差异的东西变成了相同的东西，异质化即原来的东西出现了变异或分叉，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同质化往往是在某种力量促使下，向某种标准或规范靠拢，从而消除原有的差异而产生趋同现象；异质化往往是在某种力量驱动下，向独特性或个性创造迈进，从而产生新的多样性。美国的泰勒·考恩指出：“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不是备择（alternative）或替代的关系，它们会一同出现。”^[17]

考恩进一步探讨二者同时出现的机制，即市场的增长。市场使“客观的多样性”变成“有效的多样性”。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市场，即便客观上存在着各种有益的多样性，也无法让全球共享。正是市场将世界上的各种产品非常有效地传播开来（同时也可能破坏了各地的创造力环境）。市场中，某些东西变得更相似，而另一些则变得更不同。从传播角度看，异质产品的流通需要同质媒介。例如（同质的）互联网可以传播（异质的）多样信息。“部分同质化常常为在微观层次上绽放的多样化创造必要条件。”^[18]

以下从不同视角看“全球化”，分而述之。而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维度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互补互动。由于全球政治对经济和文化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以下对政治问题阐述的内容相对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