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还有一个可视为孔雀帝国复活的王朝——笈多王朝，它从约公元320年到约550年统治北方。华氏城再度成为帝国首都，而且似乎又一次成为了周围地区的文化中心。这时，与西方的接触看来已经萎缩或停止；罗马人的活力已经衰退，定都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已采取守势，它同印度的联系基本上因波斯萨桑王朝的兴起而被阻断。然而，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仍很频繁，尽管这些交流多半是与笈多王朝控制范围以外、仍属大印度文化组成部分的朱罗、潘地亚和帕那瓦等南印度王国以及东南沿海港口之间进行。与以前一样，由于印度传统上不关心记录世俗历史，我们对笈多时代的很多知识也得依靠外国观察家的资料，其中主要的是中国佛僧法显法显（约337—422），中国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法显出国前后14年，足迹遍30余国。他根据旅途见闻撰成的《佛国记》，是研究当时佛教史地的重要资料。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中亚和喜马拉雅山，抵达印度求取佛教真经，并在印度居住游历了六载。作为一位典型的中国学者，他详细记载了在华氏城和其他地方的见闻，他给我们描绘的是一个5世纪初可能正处于极盛期的富饶而高级的社会和它那具有灿烂文化的首都。

1.笈多时代的生活和文化

法显认为，笈多王朝的印度是太平的，政治是温和的。他的日记指出，犯罪很少见，人们可以安全地从帝国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而且无需旅行证件。他特别提到私人捐助的免费看病的医院，还说所有“受尊敬”的人（这可能是指高级种姓）都按照阿育王时代以来的习俗坚持素食，但地位较低的群体则吃肉，因而被视为“污染”源。法显是第一个描述与种姓制有关事物的外国人。他认为佛教仍然繁荣，但显然正处于与起初产生了它的印度教融合的过程中。总的说来，他的记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繁荣的、平静的、运转顺利的社会，这可能与他当时身处其中的中国社会仍在遭受着从汉王朝灭亡后到唐王朝再度兴盛前绵延不断的政治混乱形成了鲜明对照。

马图拉县的青铜立佛像，属于公元6世纪的笈多浮普那时代。

笈多时代是包括诗歌和戏剧的梵语文学及古典印度雕塑和雄伟建筑的黄金时期，尽管不幸只有零星艺术作品经过以后漫长困难岁月留存了下来。文化的这次兴旺在笈多统治范围外的南方同样强劲，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看来都恢复了孔雀帝国辉煌过去的很多东西。被广泛赞颂为印度最伟大诗人和剧作家的迦梨陀娑，就生活和创作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即接近于笈多王朝最强盛和其后进一步文化繁荣的时期。他的许多作品和一些作品的片断都保存下来了，这可能是由于他的作品被广泛复制的结果，它们至今仍是新鲜和迷人的读物，那些有关人性弱点的感人记事，实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媲美。

2.笈多王朝的崩溃

到约公元550年，笈多王朝的统治被叫做白匈奴（可能是伊朗人或中亚突厥人）的新入侵者摧毁。这些新入侵者是历次被印度财富和先进所吸引而侵入印度、而后又融入印度混合血统的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均不相同的多批外来种族中的又一个。与以前及以后的入侵者一样，他们是从西方通过惟一方便的西北边境山口进入次大陆的。正如语言特征所表明，至少从哈拉帕时代以来，除与东南亚的海上联系外，印度与西方的往来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几乎与东方及亚洲另一主要文化中心的中国没有接触。当然，佛教确实先从印度传到中亚，然后于汉代前传入中国，但它除某些艺术形式外几乎未曾携带印度文化的其他要素，而且中国文化也几乎完全未曾进入印度。印度土产棉花传入中国比印度河居民首次织成棉布晚了大约3000年。中国和印度两大社会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共同的文化交流媒介极少而且是间接的，其原因只需看一下地图即可明白：世界最高的山脉横亘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山的那边则是中国的新疆和西藏的沙漠或山峦荒野。在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的中心地带之间，即从印度斯坦平原到黄河和长江下游流域的旅行路线非常遥远而且极其艰难。较短路线是从东印度经缅甸进入多山的中国西南部（这仍然离中国中心地带很远），但道路更加难走，因为要越过很多高山、深谷和雨林，因而在相互接触方面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随着笈多帝国的崩溃，印度再次形成地方王国分治的局面。来自中亚的新入侵者未能建立他们自己的帝国，政治混乱持续了一段时期，但7世纪上半叶，本土势力终于再度实现了统一，这就是戒日王（606—648年在位）建立的王朝。戒日王通过一系列战役将北方各独立王国联合到一起，促进了梵语文学和艺术的又一次繁荣。戒日王也赞助佛教，中国佛僧玄奘玄奘（602—664），中国唐代佛教学者、著名佛经翻译家、旅行家、增进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通称“三藏法师”。629年从长安西行，历时17年，行程5万里，途径138国。回国后，19年间翻译经论75部，1335卷。后人以其西行事迹为题材的著作有元吴昌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明吴承恩小说《西游记》等。——译者访问了他的宫廷，留下了有关戒日王宫廷和他游历所见当时印度的宝贵记述。他的日记把戒日王赞为具有超凡魅力、精力旺盛、能干的管理者，是他的帝国的令人难忘的皇帝。他多次在统治区内旅行，监督他政令的实行。他与以前和以后的印度皇帝一样，亲自主持他所到之处的法庭，倾听申诉，伸张正义；他与其他皇帝一样，生活奢侈浮华，但也爱好文学和哲学，是一位慷慨的赞助人；他甚至抽出时间自己写剧本。玄奘的记述表明，那时佛教正在衰退，印度教重新占优势。但是，可能由于戒日王统治时间不长，法律和秩序不如笈多时代完善。玄奘日记中有关于盗匪的报道，他自己在旅行中曾经两次被抢。戒日王的帝国过多依靠他个人的能力，以至他于648年死后竟无适当继承人，帝国又分裂成相互争斗的小集团。

3.古印度的妇女

中世纪和近代前期的印度似乎也遵循大多数传统亚洲社会共有的普遍陈规陋习：严重的男性统治地位和妇女的从属或甚至奴隶地位。当然这种情况在20世纪的整个亚洲都有了很大改变，而且即使在过去也和其他陋习一样并非完全真实。尤其是，它忽视了几乎所有妇女在亚洲基本家庭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与公开作用不同的一种隐蔽但往往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忽视了很多女作家和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社会活动家。然而，在这方面，古代印度和较晚时期的印度有很大不同。很多证据表明，古印度社会，尤其是在南方，是母权制的；妇女掌握着重要的经济及社会权力；财产、身份、家庭姓氏多按女性家世传承。这一古代模式的残余至今可在印度南部的一些地方找到。从吠陀时代以后，雅利安人的北方显然属于父权制，妇女一般被认为应该服从她们的父母、丈夫和男性亲属，但她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个人财产，有些妇女甚至经营自己的商务。妇女不能当祭司，但有当尼姑的自由，有些尼姑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成书于公元前7世纪的经籍《奥义书》讲了一个名叫迦尔吉·瓦卡克纳维的突出博学女人的故事，她积极参与圣人述祀氏组织的讨论，大大胜过所有男性对手。另外一些妇女听了圣人的讲座，掌握了吠陀经。吠陀教中的女神和男神同样重要，有一位女神的名字总是默念在一位男神之前，这是一直保留至今的习俗。

然而，到孔雀时代开始之前，妇女在宗教及知识追求方面的机会看来减少了。社会习惯转而强调妇女的正当职能是结婚和照顾家庭。不过很多上层阶级妇女继续在家中接受教育或自学，其中有些人创作了拥有广大读者的诗歌和戏剧；另一些人学习音乐——既演奏，也作曲——舞蹈和绘画。在古吠陀时代（我们对哈拉帕时代了解太少，很难推想当时情形），未婚男人和女人可以自由交往，而到《政事论》出台时（公元前3世纪），上层阶级妇女已受到习俗的较多限制，不过寡妇仍可自由再婚。到笈多时代晚期（公元6世纪），对妇女的限制加剧，寡妇已经不允许再婚了；妇女都受到钟爱，但却是在被保护、受限制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看来开始于孔雀王朝，至少在北方是如此。在南方，妇女一直比较自由，也不那么顺从。赞美妇女《摩诃婆罗多》的一段诗文对妻子的美德倍加赞扬。

妻是男人的一半，是最好的友人，

是生命三大目标的根，

也是来世给予他一切帮助的根。

有了妻，男人成就宏伟业绩，(www.daowen.com)

有了妻，男人找到非凡勇气，

男人最安全的庇护所就是妻。

被痛苦煎熬着心灵的男人，

被疾病折磨着肉体的男人，

妻能给他安慰，犹如热渴难耐喜得甘霖。

狂怒中的男人也不生硬对待女人，

牢记她就是诞生了你的永恒的地方，

是她给了你幸福、美德和快乐的爱情。

几百年后，成书于约公元2世纪的《摩奴法典》则反映了社会对妇女操持家务和她们的从属地位的强调。

她应该永远使人愉快，要能够熟练操持家务，保持家用器皿干干净净，抓紧钱袋的扣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管在这个还是另一个世界，通过神圣典礼与她结婚的她的丈夫，都会让妻子幸福。即使他笨拙粗野和喜好玩乐，即使他毫无可取之处，贤惠的妻子也应该永远将丈夫当作神来崇拜。

古印度最自由的妇女可能是高等妓女。在很多传统社会，包括印度，高等妓女通常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古典文学、音乐艺术、舞蹈、诗歌，并擅长做诗、插花、出谜语和其他智力难题。也有较低级的妓女，但标准一般都相当高。与中国、日本和古典西方一样，这样的妇女常因学识不凡和巧言急智而受赞美，有时甚至超过对她们的美貌的倾慕。据说甚至佛陀也曾挑选某高等妓女而非显然较笨拙的城市元老共进晚餐。很多高等妓女都是著名诗人，但她们中的大多数都被认为似乎有着“伟大灵魂”的特别敏感的人。

另一个妇女群体是寺院礼拜仪式上的世袭舞女；她们大多数也卖淫，但任何情况下她们认为自己已经献身于神而永不结婚。在印度，跳舞是特别重要的宗教仪式，也是优美的艺术形式。人们相信湿婆大神就是通过他的宇宙舞蹈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就作为生命及创造之神在收获场地上跳舞。最晚从笈多时代起，古典印度舞蹈开始与寺院舞女结合，这些舞女既是神的仆人，又是混杂有妓女在内的一群特殊类型的女人。她们因其艺术修养而得到尊敬和赞美，但在社交上却受到歧视；而由于这一群体的存在，其他妇女跳舞是不受鼓励的。直到不久前，当古典舞蹈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复兴，它才再次得到尊敬。

萨蒂习俗，即妻子在丈夫火葬柴堆上自焚，看来在印度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并非大多数寡妇的命运。虽然古印度也与古苏美尔和古中国一样有过这样的习俗，但看来并不普遍；而实行寡妇自焚时，它也不过是要求将死去的统治者或官员的所有信徒、随从、马和财宝一同焚烧或埋葬掉这一殉葬习俗的一个部分。萨蒂是比较罕见的；直到笈多时代晚期，寡妇再婚开始遭到强烈反对或严厉禁止，才逐渐多起来；虽然表面上看可能是表示极度忠诚的自愿行为，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加上年轻寡妇精神空虚和物质生活的艰难，都无疑对此增添了刺激作用。萨蒂让早期西方观察家毛骨悚然，19世纪被英国人禁止，但它并不是古印度的特征。很多古代甚至中世纪的印度作家和诗人谴责它，19世纪印度教的复兴和改革运动，最终使印度舆论起而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