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府为建设南京地铁3号线以及10号线，计划将南京市主城区内栽种于上世纪中期的梧桐等树木移栽。2011年3月9日，大行宫站附近长江路、太平北路一带有49棵梧桐被砍去枝干，移植到江宁区麒麟镇某苗圃。有网友看到梧桐树被锯伐后，将南京长江路、太平北路此前绿树成荫的图片配以梧桐被“砍头”后等待装车的图片，在微博上转发给了知名主持人黄健翔。

黄健翔作为知名的足球评论员，在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是主导事件舆论走向的微博意见领袖之一。在3月10日，黄健翔发出了关于事件的第一条评论性微博，其对网友“Tong莉S”的微博“挖的满城灰土也就算了，仅剩那么点绿色也要砍掉!麻烦您不要为了政绩毁了道德!跟大家分享一个新活动‘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评论道:“砍南京的梧桐树，这是要疯啊。”在作为社会名人表明态度支持该活动的同时，黄健翔还积极的将信息扩散至其他社会名人、意见领袖，引起其他意见领袖的关注，其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的召集微博中评论道:“我不厚道的扯上＠孟非＠乐嘉＠李响＠李艾:你们都知道南京的梧桐树意味着什么。砍梧桐树?我……此处省略一万脏字//＠黄健翔:还有＠陆川，南京读书的。”孟非、陆川等众多社会名人随后纷纷跟进，使该话题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事件的舆情热度逐渐升级。

在事件的初期，黄健翔作为意见领袖积极地参与到信息的扩散中，并专门建立了微群“南京梧桐树”，群标签写着“树不说话，人要说话”。这个微群是一种应急性的网络聚合形式，由一个被关注的公共事件演化而来，从组织者的身份来看，其具有很强的媒体公益性质，是由现实社会的舆论领袖所主导构建的讨论平台。^[1]在群中，各类关注此事的南京市民就问题如何解决展开了广泛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倡议书，提出“请南京市政府听取民意、尊重民意；召开由专家和热心市民组成的听证会，落实必须移植树木的数量和养护的具体措施；听证会对市民开放，允许媒体报道……”^[2]倡议书中明确表达了南京市民、网友的诉求，为网络动员行动的进一步展开指明了方向。同时，网络行动演变了现实行动，3月14日，中山东路沿线的梧桐树上被人们系上了绿丝带，这是网友自发发起的“绿丝带行动”，在梧桐树上系上绿丝带以抗议被伐。围绕各类意见领袖，微博网友开始形成一个网络“共同体”，一方面，利用微博进行群体内部讨论，协调一致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发起、组织线下行动，相互配合并形成了自身的秩序和规律，推动了事件继续向前发展。

15日，事件中另一位重要的意见领袖出现，中国国民党立委邱毅在微博中发布信息:“为了修建地铁，南京900多棵梧桐树遭遇了被砍和迁移的命运，光禿禿的树枝不仅被砍去了繁密的树干，还砍掉了南京市民这些年的感情。据悉，这些梧桐树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成为城市标志。我认为这些梧桐的历史价值很高，尤其在南京这个特殊的城市，对国共合作有特殊意义所在。如今被砍，实在令人扼腕!”另一位意见领袖黄健翔也将邱毅的相关表态转发到自己的微博中。

至此，南京梧桐树事件由一个地方行政行为演变为两岸三地关注的热点事件，并上升到政治层面，除了包括微博等网络媒体的热议外，传统媒体也迅速加入进来。(www.daowen.com)

国台办在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中称相信南京市政府会妥善处理此事。3月19日下午，上千南京市民在南京图书馆前集会抗议政府砍伐迁移树木。3月20日，南京市副市长陆冰称，地铁三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而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4月20日，南京市举行三号线绿化评价听证，原则通过优化后的树木移植保护方案。

南京梧桐树事件是典型的网络公共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的案例，实际上，最近几年以来，网络舆论影响甚至改变公共决策的情况时常出现。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施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2006年的厦门反PX项目事件使该项目迁址；2009年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因居民反对停建……这些事件中都伴随有网络舆论推波助澜的影响，使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政策发生了改变。厦门反PX事件中的“连岳”、南京梧桐树事件中的“黄健翔”和“邱毅”，这些事件中的意见领袖将民意诉求进行了呈现，并引导着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实施了监督。在Web2.0时代，不断自我升级的网络媒体有效弥补了传统新闻媒介反映民意不足的缺陷，民意内容的公共性和丰富性，则为公共决策提供了全面的原生态民意。^[3]

当下，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催生了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由此产生了独立多元的权利诉求，而以管制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政府体制不能适应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普通公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参与行政执法、监督政府行为。^[4]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会逐步向“参与性社会”转型，政府决策由传统精英型决策向现代民意型决策转变。^[5]民意是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石，而公共事件中的微博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民意的趋向，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微博公共事件都能够影响政府决策，但在微博时代，任何政府决策在出台和实施之前，都需要考虑已有的舆论偏向。公共决策越接近最终政策接受者，政策的实施和执行效果就会越好。就目标尚未确定、存在价值冲突的公共决策而言，引进大众参与有助于提升公共理性。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很多，如个党派认同、人价值观、公众舆论、选区或地区的利益、传统或惯例等，其中“公众舆论确定了公共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方向”。^[6]

舆论中的意见领袖作为民意的代言人，通过激发、组织其他成员的讨论，培养了微博成员的公民参政议政意识，同时，事件形成的微博舆论也对政府工作和权力行使实施了监督和制约。在微博网友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中，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信息，从而对于政府科学、民主地制定决策很有帮助，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