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大致回答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第一，虽然微博用户的基数庞大，但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之间，大部分是存在直接的互动联系。第二，虽然意见领袖群体在微博平台中存在互动的传播结构，但网络密度较低，整体互动并不频繁。第三，意见领袖群体的互动传播结构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不是所有意见领袖在互动传播中都居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相反，只有少数意见领袖在互动中起到核心作用，群体互动有向少数成员集中的趋势。第四，互动传播中存在特定成员组成的小群体，互动网络呈现局部紧密的情况，意见领袖群体中的互动体现了很强的圈集性，社会精英组成的圈子对群体内互动的影响最大。在意见领袖互动传播网络中，社会精英的中心化与草根网友的边缘化与前文的分析结论一致。

在意见领袖的互动传播结构中，用户的现实社会地位非常重要，只有在现实中具有一定声望、号召力，并通过实名认证使其他网友知晓身份的用户，才能在意见领袖群体内部发挥核心的作用。网络精英的社会资源强度决定了组织网络的规模和影响力，^[37]那些成名于网络中的匿名意见领袖，对其他意见领袖的互动影响在整体上不显著。另外，我们发现非核心用户中，也存在部分认证的社会精英，比如孤岛用户中的陈利浩，其认证资料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九三学社中央人资环委副主任，广东省政协特聘委员，珠海市政协常委”。在进一步比较孤岛用户、社会网络边缘用户、社会网络核心用户后，发现三种群体的平均粉丝数量呈现递增的趋势。用户陈利浩的粉丝接近15万人，但社会网络中的核心用户大部分的粉丝数量都在百万以上。微博用户拥有的粉丝数越高，其所发布消息获得一般用户转发和评论的几率也越大，具有明显的强传播能力，^[38]当把单个意见领袖视作一个传播节点时，粉丝数量体现了用户传播力水平。

这说明，意见领袖的社会地位和传播力水平是群体互动传播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当需要传播一个热点事件的时候，拥有高粉丝量的社会精英起到了关键作用，结合已有分析，这些精英用户有明显的抱团倾向，往往通过强强联合影响舆论走向，而社会地位不高或传播力稍弱的其他意见领袖则可能只限于舆论的局部影响，被排除在核心圈之外。

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现有研究中，部分学者对互联网技术发展中传播赋权(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的前景表示了担忧，如线下边缘性话语在互联网上的话语权有限，在线上可能被重新边缘化，继续发展下去，Web2.0可能只是代表精英的公共空间。^[39]互联网还可能加深业已存在的知识沟和信息沟，有研究显示网络使用中的中产阶级化表明互联网不但没能实现信息权利平等，反而使新的知识沟以数码沟的形式变本加厉地出现了。^[40]本部分研究结果说明学界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互动网络中最核心的用户中还有五岳散人、北京兵人这样的网络草根用户。微博意见领袖的网络中心性分析虽然映射出现实社会权力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表明微博确实给予了草根一定话语权，只是这种权力的大小、普及程度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应当说，互联网中的公共事件改变了传统事件中社会精英的主体霸权地位，虽然不是肯定可以颠覆话语霸权，但至少可对其形成挑战。^[41]

【注释】

[1]Lazarsfeld，Paul F，Bernard Berelson，＆Hazel Gaudet，The People's Choice: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8).

[2]Ramirez-Cano Daniel；Pitt Jeremy:Follow the leader:Profiling agents in an opinion formation model of dynamic confidence and individual mind-sets.Source:Proceedings-2006 IEEE/WIC/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Agent Technology(IAT 2006 Main Conference Proceedings)，IAT'06，pp.660-667，2007.

[3]夏学英、刘永谋:《层级与离散:BBS话语权力结构特征》，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10期。

[4]高芳、孟红玲:《从传播学角度看网络推手》，载《今传媒》2009年第4期。

[5]刘志明、刘鲁:《微博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识别及分析》，载《系统工程》2011年6月。

[6]扩散型微博的判定包含两个指标，指标一是中立(无关)性评论样本超过评论样本总量70%；指标二是支持型评论小于70%，反对性评论样本比例小于30%，或者反对型评论小于70%，支持型评论样本比例小于30%，且均存在小于70%中立(无关)性评论样本量。在本研究中，扩散型微博样本的判定都可由指标一实现归类。

[7]薛可、陈晞:《BBS中的“舆论领袖”影响力传播模型研究——以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BBS为例》，载《新闻大学》2010年第4期。

[8]刘志明、刘鲁:《微博网络舆情中的意见领袖识别及分析》，载《系统工程》2011年6月。

[9]夏雨禾:《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10]本部分微博数据统计时间为2011年7月5日零点。

[11]夏雨禾:《突发事件中的微博舆论:基于新浪微博的实证研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12]高岩:《公共空间2.0?——论Web2.0视角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转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13]余红:《网络舆论领袖地位稳定性探悉——以人民网强国社区〈中日论坛〉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6期。

[14]Basic Social Netw ork Concepts[DB/OL].www.analytictech.com/borgatti.

[15]陈先红、潘飞:《基于社会网理论的博客影响力测量》，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

[16]参见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7]陈先红、潘飞:《基于社会网理论的博客影响力测量》，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1期。

[18]余红:《网络时政论坛舆论领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博士毕业论文，2007年7月。

[19]黄荣贵、张涛甫、桂勇:《抗争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2期。(www.daowen.com)

[20]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21]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页。

[22]夏能能:《Web2.0环境下图书情报学领域的非正式交流——基于博客好友链接的实证研究》，载《情报杂志》2011年12月。

[23]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24]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25]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26]原名薛必群，著名投资人，是意见领袖群体中经济精英的代表。

[27][美]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法(第二版)》，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28]魏巍、刘仲林:《跨学科研究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年第7期，第26页。

[29]平亮、宗利永:《基于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的微博信息传播研究——以sina微博为例》，载《图书情报知识》2010年第6期。

[30]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

[31]李升:《“数字鸿沟”: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新视角》，载《社会》2006年第6期。

[32]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月。

[33]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34]这个概念有三个含义:1)小团体的成员至少包含三个点，主要是为了指出一个互惠对不构成派系；2)小团体是“完备”的，即其中任何两点之间都是直接相关，都是邻接的，并且不存在任何与小团体中所有点都有关联的其他点；3)小团体是“最大”的不能向其中加入新的点，否则将改变“完备”这个性质。

[35][美]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法(第二版)》，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页。

[36]彭兰:《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载《中国新媒体传播学研究前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37]王君超、郑恩:《微传播与表达权试论微博时代的表达自由》，载《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38]袁毅:《微博客信息传播结构、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6月。

[39]高岩:《公共空间2.0?——论Web2.0视角下网络公共空间的转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5期。

[40]杜骏飞:《中国中产阶层的传播学特征——基于五大城市社会调查的跨学科分析》，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41]邱林川、陈韬文主编:《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