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意见领袖按照其稳定程度，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只在某一件事件中扮演领袖角色的单一型意见领袖。微博意见领袖往往与具体的话题相联系，此话题的意见领袖不一定是彼话题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在一个话题内也可能由于发言不当导致领袖的地位被剥夺。此类意见领袖在微博平台中占大多数，124个意见领袖用户中有108个属于此类情况，说明在总体上微博意见领袖的地位并不稳定。这种情况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证实，如有研究者使用层次分析法和粗糙集决策分析理论对3起突发事件微博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验结果表明意见领袖是主题依赖的，只有很少用户可以在不同主题同时成为意见领袖。^[8]

在两件或两件以上事件中扮演领袖角色的综合型意见领袖。此类意见领袖在微博平台中较少，有12个用户属于综合型。

某用户在不同事件中扮演角色存在对立转换的情况，如从意见领袖转变为意见标靶、意见争议者等，此类为争议型意见领袖。此类意见领袖在微博平台中较少，有4个用户属于争议型。

(一)单一型意见领袖

在2011年的微博公共事件中有很多意见领袖在事件未发生之前并不出名或影响力有限，但随着事件舆论的发酵而名扬微博世界。单一型意见领袖往往与具体的话题相关联，他们可能是事件所涉及领域中的专家、事件亲历者、目击者或是拥有第一手资料的调查者，能够通过对所掌握材料的选择性发布与深度评论影响舆论的走向。有研究就指出，事件关联方、当事人或“爆料者”微博以及相关领域的名人微博，是突发事件中微博舆论的“风暴眼”所在。^[9]“郭美美炫富”事件中的用户“姜鹏勇”以爆料人的身份几乎主导了该事件初期的舆情关注走向，他身边聚集的一批网友对幕后真相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客观上导致了该事件中矛盾复杂的各方关系被逐步厘清。

一般情况下，意见领袖在事件舆论中的角色一旦被确立，其不光可以影响舆论，其网络地位也会随着舆情升温而加强。在事件初期，由于受到威胁，用户“姜鹏勇”的微博原始记录都已经被删除，但随后发生的“灭口电话事件”以及后来传统媒体特别是凤凰台对其的报道，却引发舆情反弹，进一步加强了其影响。他在6月26日开设的新微博，短时间内就拥有超过13000名粉丝，而该微博的话题大部分都与郭美美和红十字会有关。^[10]但是，单一型意见领袖的话语力量一般局限于特定事件，此事件的意见领袖非彼事件的意见领袖，在不熟悉的话题中，他们有可能只是一般跟随者或是被影响者。并且，即便在其所熟悉的话题中，其意见领袖资格也是不稳定的，或许因为某些言论失真、失当，其意见领袖的资格就有可能被取消，而成为攻击与支持并存的争议性人物。用户“姜鹏勇”虽然在十天内聚集了过万活跃粉丝，但由于该事件已经处于舆论发展的末期，大众的关注开始进入疲劳期，并且事件中他向网友索要“跑路费”以及其发布的“郭美美3P照片是否真实”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的影响力。郭美美炫富事件发生两周后，用户“姜鹏勇”新微博的被转发和评论量已经很少超过百条，这与事件高峰期动辄被转发和评论上万条的情况已经不能同日而语。

单一型意见领袖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事件的“爆料人”，有时他们在事件调查、爆料过程中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他们一般会对爆料后果的危险性进行评估，在衡量风险与回报之后作出选择。爆料行为有可能是带有利益诉求的行动，也有可能是爆料者自身正义感使然。但无论初衷何如，在热点公共事件中，取得意见领袖的资格往往会给爆料人带来利益的回报，或是名利的双收、或是心理满足感的现实等。爆料人需要促成一种“群体爆料”的局面，让更多的知情者或是调查者参与到事件舆论中，分担其面对的潜在风险，参与的人越多意味着爆料人的安全性越大。但是同时，越多的人参与到爆料和调查中，意味着舆论中重点议题的更替速度也会加快，爆料人必须准确判断重点议题的转换方向。一旦无法处理好“风险摊薄”和“议题主导”的关系，爆料人就可能丧失意见领袖的资格。

单一型意见领袖的影响分散于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这取决于他们所能提供的有价值事实信息的分布和对舆情方向的准确判断，其影响力呈现出分散性和短时性的特点。(www.daowen.com)

(二)综合型意见领袖

与单一型意见领袖不同，综合型意见领袖能够在不同事件中发布影响力微博，并且获得大部分网友的支持。综合型意见领袖具有较强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并且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能够对不同领域的现实问题提出精彩的论断，受到微博网友的尊重与追随。用户“于建嵘”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拥有超过132万名粉丝，他在2011年多起公共事件中的言论都受到网友们的关注，“郭美美”等事件中，他都有转发、评论过千的微博。他在接受《环球日报》(英文版)采访中对“郭美美”事件的评价，被转发19461条、评论4367条，其中网友基本持支持的态度。类似于建嵘教授这样能对不同公共事件发表影响力言论的意见领袖，我们称之为综合型意见领袖。他们的观点往往经过慎重考虑，思考问题比较理性，因此，言论较为客观中立，能够与政府和大众之间保持距离，具有一定说服力。他们跨事件的意见领袖地位得益于长期高质量观点的积累以及现实精英身份的保障。结合本人观察经验，同等条件下，实名的用户比匿名的用户更容易成为综合型意见领袖，原因在于其将现实的社会资源延伸到了微博中。

综合型意见领袖获取影响力并不只依靠对热点事件的点评，他们的微博中经常还会对一些大众普遍关注的现象发表看法，引起粉丝共鸣，通过自设议题产生互动舆论场。比如用户“于建嵘”的微博中就经常涉及拆迁、三农、社会改革等问题，甚至他在各地做调研、开会时发的随笔、感想，由于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都能引发粉丝过千的转发和评论。可以发现，微博中的意见领袖不再是自说自话，与粉丝保持频繁有效的互动，是微博中综合型意见领袖获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综合型意见领袖在微博中较少，124个意见领袖用户中，只有12个用户为综合型意见领袖，比例不到10%。

在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综合型意见领袖虽然具备在不同类型公共事件中产生影响的能力，但他们自身对于话语的把握和话题的选取往往非常慎重，如在话语把握上重视信源，即时辟谣，观点中重事实判断轻价值判断；在话题选取上深思熟虑，如教授等知识分子群体较少参与大学学校负面事件的讨论。即便参与，其观点的深度和力度都不及对于其他事件的讨论，这个现象可以从相关被评论、转发数量以及评论中网友态度上观察到。如果说单一型意见领袖是和某一个特定话题相联系，提供相关价值信息，那么综合型意见领袖则会刻意规避、忽略某些话题，这些话题可能与他的研究学科、职业、从业单位甚至居住城市的负面信息有关。这个意义上说，综合型意见领袖还具有自我把关和过滤话题的特质。这种特质能够使综合型意见领袖首先较少的与以讹传讹联系在一起，其次使其自身较少被卷入事件的“其他漩涡”中，保护了其长期积累的社会名望及其带来的网络影响力。

(三)争议型意见领袖

微博中某些意见领袖的角色在不同的事件中会发生对立转换，通常转换为意见争议者，但总体上，此类情况发生的非常少。“郑渊洁”、“胡锡进”等几位用户存在从领袖转换为意见争议者的现象，没有发现由领袖转换为标靶的情况。即便是前一种情况，也主要是由于发言者的不慎，带有偶然因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微博中，大部分用户所关注的都是自己观点倾向相同的用户或现实中欣赏的公众人物，一般情况下都会对其言论持有支持态度。有研究者将这种微博舆论生成模式归类为认同式，即舆论参与主体中的绝大部分人，不管是实名主体还是匿名主体，都是目标主体的忠实“粉丝”，这些舆论参与主体所形成的“小圈子”，在不同情况下，都会积极拥趸目标主体的言论。^[11]在本人的观察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一个事件中，经常会出现观点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热点微博，微博下面会有大量网友的评论和转发，但不同的观点微博却获得的是同样的支持。在“微博打拐”事件中，“打拐”是以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为主，还是应当全面禁止儿童乞讨；“钱云会”事件中钱云会是死于谋杀还是交通意外，都有两方得到支持的观点存在。不同的观点都会呈现在微博上，但用户往往只会关注其中的某一种。Web2.0虽然将各个族群吸引到同一平台，但在一些议题上依然未能减少分化，使亚群体间充分融合、交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