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强斗争精神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深感自身实力衰减，其霸权地位日益下降，它简单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发展而引发的挑战。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不断制造事端，以达到干扰、遏制和威胁新兴大国发展的目的。对此，我们既要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又不能一味退让规避，让人欺负；既要敢于针锋相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又要注意着眼长远，力求斗而不破。

全球秩序、世界格局的调整也必然引起世界舆论秩序、国际传播格局的调整，长期以来居于世界舆论主导地位的美西方，并不适应这种变化，其传统的话语体系既不能对此做出解释说明，更不愿意做出正面回应，“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无忧论”及各种诋毁中国形象的言论大行其道。我国媒体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设置底线、坚持底线，不要对美西方存有任何幻想。我国危机国际传播在顾全大局的同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增强斗争性，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注重斗争效果，把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做好舆论斗争工作。

（二）提高斗争能力

面对复杂局面，针对正在发生的重大国际危机事件，应多使用评论为主的意见性信息发表看法。

首先，评论要以国际背景为元素，随国际危机的变化而聚焦，比较近期国际危机事件与以往国际危机事件的延续与变革，就当下发生的国际危机事件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站得住脚的、经得起考验的评论，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方案、发表中国主张，努力占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

其次，要注重“事”“理”结合评论。“事”即事实，“理”即道理，先有“事”，后有“理”，道理源于事实，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识。就事论事不难，就事论理不易。危机国际传播的评论创作，最难的莫过于分清“事”和“理”。评论中所涉及的“事”即国际危机，是“理”形成的条件、基础和依据，而“理”是“事”的梳理、延伸和提炼，两者互相依存、互为条件。

做到“事”与“理”双向的评判，一方面，必须有针对性地关注国际危机事件和国际媒体的相关报道；另一方面，评论作为一种有形意见的表达，要提炼观点，高于事实，是作者经过对国际危机事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辩证思维的加工后，揭示国际危机所蕴含的本质和规律性的原理而产生的理论产品。(www.daowen.com)

（三）注重斗争效果

我们应当看到的现实情况是，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意识形态、媒体制度、文化价值观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跨文化传播方面存在着诸多挑战，在危机国际传播中，将会产生“理解中国”和“不理解中国”的落差和分歧，这种分歧也会产生抵触情绪，存在负面影响。

在西方媒体报道中，中国经常被描述为缺乏“自由”“民主”“人权”，而对于中国发生的国际危机，西方媒体必然趁机抹黑中国。对此，中国媒体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在关键时刻发出权威声音，在重大事件中彰显重要作用，积极主动地引导国际社会舆论。在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同时还需要争取让更多的国外受众了解危机，理解中国，向国外受众讲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模式、成功原因，用丰富生动的事例，讲好中国故事。

针对近年严峻复杂的国际舆论形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语种评论品牌《国际锐评》直击热点话题，勇于举旗亮剑，巧妙精准落地，在国际舆论中心频频发出权威声音，传播力、影响力逐步显现。2020年，针对美国对中国抛出的所谓“源头论”“隐瞒论”“赔偿论”等谬论，《国际锐评》对蓬佩奥、班农、纳瓦罗、奥布莱恩等一批反华政客进行点名痛批，及时批驳消毒，打其软肋，直击要害。2020年4月到12月，《国际锐评》共发中文通稿271篇，被《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福克斯电视台（FOX）、《外交学者》、《俄罗斯报》、意大利《米兰财经报》、阿根廷《新闻》杂志、埃及《金字塔报》、南非《开普时报》、日本放送协会（NHK）、印度电视台等多国主流大报、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转发、转引，有力引导国际舆论。

（四）善于博弈

危机国际传播在某种情形下是国际舆论场的博弈。在国际舞台上，某些大国常常会制造危机以向别国发出威慑，从而胁迫别国做出让步，以谋求用正常手段不易得到的权力和利益。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博弈双方既是对手，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合作对象，在一方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如果另一方能够心领神会，给对手一个台阶，让它看上去不那么丢分，也就成就了彼此的合作，危机也就可以得以化解。而这种特殊的博弈也更需要政府和媒体之间的高度默契，能够敏锐地捕捉到相关细节，进行议题设置，推动危机的解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