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舆论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突出加强内容建设。

（一）增强对美传播的专业性、战略性和前瞻性

首先，增强斗争的专业性，仅靠宣传部门自身是不够的，应形成分门别类的舆论应对工作机制，分别就经济、科技、金融、网络等各领域、各方面组成由各领域专家参与的智库，分门别类予以研究应对。

其次，要有全局战略眼光，要服从中美关系大局。中美关系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也是我国在对外宣传中要重点把握好的原则。在对外传播内容方面，要做更多具有人情味的报道，通过讲事实、讲感情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用美国媒体、美国受众听得懂的方式、听得懂的语言开展传播，努力引起国外受众的认知和情感共鸣，实现“共情传播”。

再次，要增强斗争精神。中国媒体在有关中美关系的国际传播中，必须有斗争精神，要具有底线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正确认识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的必然性与延续性，并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针对中美双方有可能出现的各领域发生的问题，要有前瞻意识，充分做好各种预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开展斗争。

最后，建立专班机制。要有忧患意识，系统研究美国在对付苏联和日本的国际舆论攻势，总结其在战略、策略和技巧方面的做法，吸收借鉴日本和苏联在应对美国舆论攻击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形成一套舆情研判和选题策划的运行机制，在对中美冲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国际传播中会涉及的重大议题，进行快速、及时、有效的反应。对美传播包罗万象，既要对中国了解，又要对美国了解，更要对两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社会都非常熟悉，这需要大量专业的专班人员每天24小时紧盯美国动向、设计对美话题、进行议题设置、确定传播策划、收集数据反馈。

（二）多用事实和数据说话

首先，驳斥美方观点时要正面阐明我方观点。我们应充分了解美国媒体的性质与价值取向，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谬误，澄清事实，充分阐述我方观点。美国媒体与政府、各大财团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利益关系，政府经常直接对媒体施加影响，不同的媒体各自拥有支持的党派，美国媒体人进入政府高层司空见惯。华尔街财团也是指挥媒体风向的隐形“指挥棒”。美国媒体标榜的“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在预设框架之内的，媒体报道并未真实反映社会全貌，也并不代表普通民众。

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有所选择、有所设计，不仅是出于固有的意识形态，将反华当作政治导向，更多的是体现利益集团的价值导向。不同的媒体为了服务于身后不同的集团利益，会努力挖掘、炒作、抹黑中国在各领域的建设成果，目的就是舆论先行，为美国政府、各大财团在针对中方的行动方面打开舆论缺口，所以，中国媒体每次指出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或要求其道歉，美方一直没有做出让步。这并不仅仅涉及媒体报道的客观公正性问题，还涉及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媒体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反华的声音高度一致。2020年中美新闻舆论战中，中方抗议《华尔街日报》将中国描述为“东亚病夫”并驱逐了3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美方非但不道歉，还在此后限制中国媒体在美记者人数并要求记者限期离开。(www.daowen.com)

其次，对美传播要增强“对话说服”意识。对于美国媒体涉华不实报道，中国媒体并没有一一予以回应，这样做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跟随美方的预设议题跑偏、陷入其议题设置陷阱。但是，在新媒体时代，美国媒体关注或炒作的涉华议题，多为国际关注的热点话题，如果避而不谈，容易被人解读为一种“默认”“理亏”的态度，这就将舆论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对方。因此，我们必须直面问题、直接对话、亮明态度。

最后，多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与西方媒体进行“辩论”，应掌握其媒体传播的规律和特点，摆事实，讲道理，用数据说话，避免泛泛的反驳和情绪化表达。例如，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和媒体突出强调的“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基本获得了美国各方的一致认同，美国多家媒体对中国公司如何违反“301条款”，如何盗取知识产权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报道，很有蛊惑力。2018年9月，中美高端智库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两地就中美经贸摩擦进行对话时，中方专家仔细核对“301条款”，分析了中国企业支付专利权使用费的具体数字，数据清楚，逻辑清晰，得出了并不存在盗用知识产权或强制技术转让等很有说服力的结论，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对于美国媒体的“造谣中伤”，中国媒体可对美方针对的具体案例进行事实性调查，或借助智库力量，做出后续深度报道，这样有理有据的报道能有效地抨击美国媒体的无理指责。中国媒体已经开通了推特等海外社交媒体账户，可以运用新媒体平台直接触达各国受众，发稿会更及时、更精准、更形象，能有效传达我方的观点。

（三）把握对美传播的时度效

首先，对美传播要注重多元立体表达。西方媒体宣传体系十分成熟，既拥有“准官方”的主流媒体，也拥有社交媒体、民间媒体，充分表达不同利益方的不同观点，支持不同派别，媒体之间也经常就同一话题发生观点冲突，让民众有多元化的信息获取渠道，同时也确信能够从媒体得到客观公正的认知。因此，当美国不同媒体都指责中国的时候，美国民众会选择相信。我们可参考类似的做法，各外宣媒体在遵循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强化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特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风格进行传播，充分体现媒体报道的多元性和立体性。

美西方主流媒体掌握着国际舆论主导权，对新闻事件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报道也很专业。短消息、新闻报道、深度挖掘，后续报道等，已形成一个完备的报道体系。我国的媒体有时反应不够迅速，容易错过舆论先机，需要在反应速度、主动设置议题、报道的鲜活性等方面加大力度，应该鼓励媒体在严守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各媒体特长，努力抢占舆论先机。

其次，对美传播要注意把握平衡。近年来，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但美国媒体对此几乎无一好评，并以此为据不断提出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究其原因，除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固有偏见外，还有不愿被中国超越，不愿看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心理，所以美国各界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一致。如果我国的媒体过于强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做出的贡献，容易促使美国政府、国会，甚至国际社会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我们应多强调对话、合作、共赢，多报道对象国因此受益的情况。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状况下，中美两国如何分享数据，携手共同开发疫苗等。即使中美两国各领域都存在摩擦，中国的对外报道中仍需有积极声音，突出合作共赢，而这也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如果媒体一味批驳，误解会越来越深，脱钩会愈演愈烈。

对美传播既要报道成绩，也要正视困难和问题。我们要报道中国取得的成绩和做出的贡献，也不回避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2018年底，中国评选了首批10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恩因“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而成为2名入选的美国人之一。与此同时，库恩也是美国CNN、CNBC、福克斯新闻频道等关于中国问题的专业评论员。库恩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主线，但他在具体讲述故事的时候，从不避讳暴露中国在建设发展中，存在于各领域、各层级的问题。这种真实的展现更容易为受众所接受。库恩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也会对中美不同社会、政治背景等给予一定的解读，使美国受众能更好地明白并接受他讲述的中国故事。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最后，努力让美国媒体替我国发声。美国媒体并非铁板一块，千篇一律，让美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做出正面报道，比中国正面外宣更具说服力。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大面积流行后，白宫不停“甩锅”玩政治游戏，各州自行应对疫情压力巨大。在此期间，中国政府、企业等有序为美国提供了多重援助。关于中国此次对美援助，第一阶段对美宣传采取了低调、平稳的方式，较为成功。2020年4月4日，纽约州州长库默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中国政府和企业为纽约州提供医疗物资等援助；4月上旬，马萨诸塞州从中国进口了120万枚N95口罩，中国企业快速行动，中国政府为通关等提供有效协助，麻州州政府官员等深表感谢。在美国其他州，也有许多相似的援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4月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定克时艰》的署名文章，舆论认为大使真诚、坦率，表达了中国政府与人为善、寻求合作的良好愿望，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关切和支持。这样更让美国人民产生情感共鸣，让美国人自己说话，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