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交媒体在互联网的沃土上蓬勃发展,其承载和生产的信息已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根据全球统计数据库Statista的统计,2021年1月,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46.6亿,约占全球人口的59.5%。[7]全球侧重消费行为的市场研究公司Global Web Index分析,2021年1月,全球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超过42亿,其中41.5亿用户使用手机操作社交媒体。[8]
社交媒体传播有如下特点。
第一,接触门槛低。社交媒体颠覆了传统传播方式,人际传播变得更加广泛、快捷,传播门槛也大大降低。国际受众在不同的生活场景,甚至在碎片化的时间中,都全天候、全方位地被纳入传播网络。社交媒体通常支持多种语言,允许用户跨越地域、政治和经济边界进行交流和沟通。
第二,交互性强。社交媒体同时扮演“传播出口”和“用户入口”双重角色,允许用户在同一平台完成“读”和“写”两种操作。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参与到媒体内容的采集、编辑、发布中,不再单纯是信息浏览者和被动接收者的角色。(www.daowen.com)
第三,时效性强。在热点新闻发生时,许多在事发现场的网民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第一时间传播,并吸引大量网民不间断跟进事件的后续进展,这导致社交媒体成为热点新闻舆论的集散中心。社交媒体对新闻事件的报道速度领先于传统媒体,事件传播的广度、深度和热度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社交媒体不再是传统媒体舆论场的附属品,反而是热点事件发生后的舆论主阵地。
有效引导社交媒体舆论,必须重视掌握社交媒体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也就是“网红”。在社交媒体中,平台负责搭建稳定的系统、设立规则,而用户在创造内容,并引领和推动舆论发展趋势。罗纳德·S.伯特(Ronald S. Burt)的“结构洞”理论表明,在不连贯的行动者或子群之间扮演连接者时,个体拥有竞争优势。从实践中可见,虽然某些活跃的个人账号的关注数和粉丝数远不及媒体账号,但其可在传播主体网络中处于重要的结点位置,对网络内部的信息流通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充当着整个传播网络的桥梁中介作用。
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积极探索“多语种网红工作室”的传播方式,提升对外传播影响力。截至2020年底,总台“多语种网红工作室”项目培育71个工作室、150名网红主播,在境外社交平台开设200多个账号,与200多家境外主流媒体合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本土化传播,成为总台讲好中国抗疫故事、抢占国际舆论制高点的“尖刀连”。英语“刘欣工作室”系列评论《点到为止》《粉碎标题党》针锋相对地批驳反击海外抹黑谣言,观点多次被BBC、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援引;英语“橡果工作室”推出50多场《你问我答:共同抗疫》系列视频直播,海外阅览量超过4700万;阿拉伯语网红主播马烨发布脸书短视频《武汉加油!关于疫情我想说》,阅览量超1000万,互动量超200万;希伯来语网红小溪应邀参与以色列卫生部、旅游部及政府新闻办等机构组织的疫情应对研讨会,分享中国疫情防控经验;英国BBC发表评论文章,列举总台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网红主播称“疫情让一批中国记者在中东成了红人”。这些网红使得国际受众对中国的好感和兴趣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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