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在将信息传播到对象国之前，除了上文提及的了解对象国对媒体进行规制的政策和法律之外，还要全面考察对象国的媒体生态和有关中国的舆论动态，唯有如此，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传播手段传播对象国客体感兴趣和易于接受的内容，这是开展国际传播的首要步骤。通过建立和巩固与对象国媒体的交流合作，对于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在对象国的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一）考察对象国媒体生态

只有对对象国的媒体生态进行实时准确的把握，才能有的放矢地采取有效的传播手段开展国际传播行为。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传媒业非常发达，其传统媒体的转型、与新媒体的融合和发展值得关注。2019年，美国人平均每天在移动端上的时间首次超过了在电视端的时间^[7]，该趋势重塑着人们的新闻消费习惯。要想在美国开展有效传播，就必须适应新的习惯。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候选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竞争白热化。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詹妮·杰瓦尼认为：“大部分民众关心社交媒体说了什么，而不是报纸说了什么；他们不去思考局势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却满足于来自社交媒体的那些短的、编辑过的、主观的推送。普遍认为，推特是最政治化的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则接了大量竞选广告。候选人在脸书上的广告花费比在电视上的多，更凸显了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这些广告主要针对摇摆的、不坚定的选民，脸书的数据会把他们分类。总之，破译社交媒体上的政治类虚假信息是复杂且碎片化的谜题。”^[8]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项研究，美国43%的成年人习惯在脸书上阅读新闻，而在优兔和推特上获取资讯的人群比例是21%和12%。^[9]鉴于脸书对新闻传播渠道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可以说，美国媒体生态出现了新的变化：任何一家媒体，如果想把新闻送达美国人的手中和眼中，或许都不能忽视脸书的存在与影响。鉴于脸书等社交平台方便了人们接触新闻、阅读新闻和分享新闻，大多数传播对象也习惯于使用脸书获取信息，我国媒体在开展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就应该在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方面做出相应调整。

（二）掌握对象国涉华舆情

虽然当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局势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但是国际涉华舆论中的积极报道越来越多，特别是经济、金融、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分析和评论相对理性。这与西方发达国家问题层出不穷，而中国却保持着和平稳定快速发展的现实有关。(www.daowen.com)

“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一时难以改变，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西方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同，西方主流社会拒绝接受和认可一个拥有完全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的国家成功的现实。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民粹主义趋势，欧盟随着英国脱欧而面临脆弱的团结，美国政治制度失灵，内政外交乱象丛生，西方主流社会里依然保持着傲慢自负的情绪，主流媒体里依然可以较多地看到对中国的拒绝和排斥，对华报道也往往遵循着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做法，放大中国问题，忽略中国开拓发展的成就和贡献。

对此，我国的国际传播应该坦然面对，把握传播的时度效，采取西方受众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对于国际涉华舆论中正面的内容加强传播力度，对于负面的内容，也应以不卑不亢的姿态，有理、有利、有节地予以回应。

（三）扩大与对象国媒体的交流合作

与国外媒体深化合作交流，对于增进彼此理解，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其国民对中国缺乏理解，对中国的投资甚至援建项目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津巴布韦《星期日邮报》主编玛巴萨·萨撒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在非洲开展了很多援建项目，津巴布韦的老百姓对此所持有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人很欢迎，也有一部分人有误解。”萨撒说，其实这些不理解取决于民众所获得信息量的大小，如果中非媒体能够充分合作，让当地百姓更深入地了解这些项目，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误解。他的话充分说明中外媒体交流的重要性。

我国媒体可面向国际主流媒体、重点周边国家媒体，确定相对固定的联系对象，积极探索打造高层次的媒体对话交流平台。利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推动媒体间对话交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亚洲媒体峰会”是亚洲最大的媒体交流平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举办的“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及其主峰会，已成为由中国媒体举办的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广、参会媒体最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全球媒体峰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亚欧国家的媒体交流，主办了亚欧博览会新闻部长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新闻合作论坛、中俄媒体论坛、中德媒体对话、中英媒体圆桌会议、中印媒体高峰论坛、中韩媒体高层对话、北京—东京论坛、中蒙新闻论坛等媒体交流对话平台；还可通过组织中外媒体联合采访、培训互访等形式开展媒体交流，扩大中外媒体间的沟通和理解，促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彼此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