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国际传播客体对中国的立场和看法，深受本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着传播客体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超级大国、经济强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不同，兴趣点和接受模式各异，因此，我国国际传播的内容选择、议题设置、分析框架、叙事技巧、文风格调等，都要照顾到传播客体的心理需求和接受程度，做到以入情入理的方式突出中国发展与传播客体的关联性。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多个国家GDP概况，如表4-1所示。

表4-1　多国GDP概况（2019年数据）^[6]

续表

处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在与中国交往时，其所具有的需求、期望值和心态都不尽相同。因此，我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必须进行相应的区分。比如，对发达国家传播，可突出“合作共赢”因素；对发展中国家传播，可突出“互补合作”因素；对竞争对手类国家传播，可突出“分工合作”因素；对不发达国家传播，可突出“经验共享”因素；等等。只有在传播时区别对待，合理回应传播对象的希望与诉求，才能使传播具有针对性，获得影响力。

（一）对发达国家传播突出“合作共赢”因素

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进行传播时，应重点介绍中国与其合作不仅能和各国实现共赢，还能为各国提供“服务”。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传播对象对中国普遍存在防范和质疑心理，担心中国的发展会使其利益受损，恐惧中国的发展会动摇其“世界强国”的地位。

例如，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期间，经贸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吸引制造业回流，实现“美国制造”。他还呼吁国会通过立法，吸引公共和私人投资，为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万亿美元。按照他的分析，美国正经历65年来“最糟糕的经济复苏”，美国贸易赤字日益加大，国内制造业就业岗位大量流失，有9400万美国人退出劳动力大军（这一数字因失实过大而遭到美国媒体的一直反驳）。在该背景下，中国媒体在对美传播介绍中美经贸合作时，应突出中国企业在美设厂、设立研发中心、与美国代理商或者分销商合作、加大在美销售和服务网络建设力度等，能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中国的中低端产品进入美国能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成本；美国“复兴”制造业也需要中国产的轮胎、零件等中低端产品做配合。突出合作能“服务”双方的特点，从现实层面消除美国各阶层受众对中国的防范。同时，还应回溯中国人从不抱怨他人，从自身发展中得到了巨大机遇和丰厚回报的历史，阐释好中国张开双臂欢迎各国搭乘自身发展的“快车”“便车”这一“共享”心态。在中美贸易争端的传播中，很多媒体都是这样策划选题的。

（二）对发展中国家传播突出“互补合作”因素

对亚洲、中东欧、拉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传播时，应突出对华合作中的“互补”因素，体现双方“你我同根生”的特点。中国和这些国家经济上的互补性非常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4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获得长足进步，工业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升，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和贸易国，也日益成为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能源、大宗商品、农产品及原材料，这些国家恰恰具有资源的优势，在产业链上构成了互补关系。(www.daowen.com)

同时，中国工业很多方面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行业。比如，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已经成为世界上能力最强大的国家，不仅可以制造相关的机械装备，也具有最优秀的设计人员以及管理能力。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未达到中国工业发展水平，他们需要中国产品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工业实力和科技实力来促进自身发展，提高自己的工业化水平，中国在这方面可以为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该把中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具体帮助以坦诚的姿态加以传播，而不是未经筛选、毫无技巧地将政策性表述、学术研究性表述直接用于传播。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的传播为例，“产能输出”一词把中国与对象国的合作置于中国单方面推行、各国被迫承接，中国利益至上、各国利益让步的被动局面，这样的传播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对竞争对手类国家传播突出“分工合作”因素

在对各类竞争对手类国家进行国际传播时，要能体现双方“你我有分工”的特点，突出中国与各国在不同领域、在国际多边领域的分工合作，互惠互利。中国在转型升级、调整经济结构，越南、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日渐崛起，与中国在供应链某些环节形成了新的竞争关系，未来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后又可能与欧洲国家形成竞争关系，而与邻国日本、韩国除了地缘、政治的竞争，国际竞争也已经体现在产品、能源、原材料等方面。这些国家的传播对象最迫切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溢，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就应该成为中国对这些国家进行传播的侧重点。

对未来有可能竞争的老牌发达国家传播时，则应充分挖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开展对华合作是受其“内在动力”引导的现实情况。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而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一直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比较疲软，很多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濒临破产，在这种状况下，发达国家的很多企业是欢迎中国企业收购、兼并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政府往往警惕过度、防范过当，出于安全等考虑，设置合作障碍，这其实恰恰是西方经常用来批评其他国家的一种“非市场行为”或者“政府干预行为”。

（四）对不发达国家传播突出“经验共享”因素

中国与非洲、拉美地区的一些不发达国家开展合作，曾被西方媒体扣上“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等帽子。针对这些现象，中国的国际传播中应注重强调：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是按照经济合理性来进行的，投资接受国是从中受益的。

例如，中国企业到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国家去投资，有不少在能源资源领域，这些合作都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的，所以这些“资源富国”本身是乐于接受来自中国的投资的。而且，中国不论到拉丁美洲、南亚，还是非洲开展基础设施投资，都能给当地民生和经济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没有基础设施，交易成本就很高，因此比较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中国企业进入当地市场，也会创造就业、提供好产品和高新技术，这对当地产业升级都是有好处的。

国际传播中应注重经验分享。这是目前中国媒体挖掘不足、呈现不够的薄弱环节。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医疗制度、扶贫成就、城镇化经验等，都是经济不发达、苦苦谋求发展、寻找上述问题解决之道的传播对象国和传播客体最希望了解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