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媒体日常报道“言必称中国”，但中国的传播学界却依然存在着“言必称希腊”的倾向——以西方所确立的传播学要素、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为基础进行传播学教育、开展传播学研究，有的依然奉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为圭臬。中国国际传播学起步较晚，引进、翻译、学习是必经阶段，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解决中国的国际传播问题，中国需要有新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来阐释“中国现象”，自主创造中国的国际传播理论，提高中国对国际传播理论的贡献率。

国际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基本逻辑、基础理论、派生理论和研究范式是与欧美主导下的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国际传播理论产生的土壤与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有着巨大差异，我们的传播学不能仅借助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当下的传播实践，还要关注中国国际传播实践，建立起自己的理论范式。中国国际传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传播事实性信息，将中国内容作为传播主题，着眼于报道中国发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满足世界对当下中国的认知需求；传播观点性信息，将中国价值作为传播主题，对于中国事件及国际信息用中国视角、中国声音，独立自主地做好阐释和说明，表达中国的观点和主张；传播愉悦性信息，将中国的美学元素作为传播内容，使传播内容有趣、吸引人，达到共情传播的效果。与此相适应，理论转型的“中国化”就是把中国作为传播研究主体，探讨我国对外传播的基本理论，同时提出我国关于国际传播的基本理念。(www.daowen.com)

国际传播的“中国化”就是指要立足于中国国际传播的实际，从中国立场出发，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描述、分析、评判国际国内新闻事件。它不是一概否定以往传播学的基本成就，而是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国际传播理论和主张。特别是目前国际传播秩序和国际传播格局不平衡，信息流动更多是由强到弱，由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单向流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传播能力较弱，学术理论也非常薄弱。今天的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有责任也有能力对世界的传播学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