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媒体技术，催生了众多新的媒体形态；而以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终端等为代表的国际传播新生产力，更是超越了国家的疆界，打破了不同国家传播政策和不同技术标准的限制，革新了传统传播学界对信息传递、受众、媒介权力等既有概念的定义，在全球范围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社会生态。

（一）新媒体革新了国际传播的主体与渠道

基于新媒体技术和大数据支持，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正实现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国际传播的主体与渠道空前丰富。根据互联网世界统计（IWS）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月，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46.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达到59.5%。^[7]信息的采集、生产、组合、展示、接收、评价等种种方式因此发生改变。

社交媒体是新媒体发展中的佼佼者，它的兴起，大大降低了传播的成本和技术门槛，个人传播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显著提升。传统的专业化的媒介组织机构面临解构和重组，自媒体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传播中新的主体。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移动浏览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新趋势。据全球商业数据平台Statista统计，2020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数达35亿，2021年这个数字将达到38亿。^[8]而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的调查，近60%美国成年人通过移动端获取新闻资讯，约30%通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获取资讯。^[9]大众传播借助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不仅完美地覆盖“最后一公里”，而且传播也因此前所未有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使得“媒介化生存”的预言成为现实。

（二）新媒体带动传播要素和传播功能发生变化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大量情感的激荡、价值的碰撞，甚至思想对话交锋状态，都融入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受众不仅不再像传统媒体时代那样接受单向的新闻信息传播，而且随着传播行为的泛化，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边界逐渐模糊。(www.daowen.com)

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中的“媒介权力”概念正让位于“媒介服务”，“受众”的概念已让位于市场意识，西方媒体在过去以说服受众、推行意识形态为主要目的的国际传播范式正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云技术和大数据的各种媒介服务。从社会学意义来说，原有的人际网络与社会生态正在发生变化，新媒体生存已经逐渐成为主流社会的标配，人类社会已经步入“新媒体社会”时代，这一变化也似乎正在培育一种更为中立、有着更高理想要求的传播理念。因此，为了准确地“表达世界”，国际传播从业者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呈现方式，使传播内容更加贴近“传—受”一体化的新型传播受众的需求。

（三）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的重塑

智能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力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实力展现：人工智能的机器生产内容（MGC）、算法与智能推荐、智能语音与语义识别、人机对话与人机协作、机器深度学习，以及大数据的内容标签化和关系画像化等技术，对传播内容、渠道和对象进行重塑，推动对外传播从移动化、社交化到智能化、数据化的变革。媒体通过海量搜集数据，开发先进算法，敏感预知风险，高效生产、准确分发信息，甚至利用国际传播能力影响人们的行为、塑造人们的观念，从而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施加影响。

从全球范围看，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