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译者的地位是相较于原作者而言的。在作者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下，译者的身份和地位是被遮蔽的，原作者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在译文与读者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下，译文的可接受性成为翻译和研究的重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凸显，译者的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但是，在翻译的传播学研究视阈下，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则突破了传统“作者—译者”的两极划分，被纳入到更复杂的因素群中考量。此时，译者作为跨文化传播使者的身份得到强调，译者具有独特的双重身份，既是源语信息的接受者，又是目的语信息的发出者；既是源语信息的解码者，又是目的语信息的编码者。译者通过翻译手段，负责筛选、过滤、加工、传播信息等相关事宜。借用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两极传播理论，可进一步阐释为：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交流中，译者是源语信息的一级传播受众来说，同时也是终极传播受众的信息传播者，也就是说需要译者二度传播才能抵达目的语读者受众。对于原文作者而言，译者是受传者，也是再传者；对于受众来说，译者是传播者，也是引导者。如果在这个传播过程中，译者能够通过翻译活动成功发挥“舆论领袖”或“意见领袖”的作用，那么传播的效果肯定会更好。

在传播学视阈下进行景区展品的翻译研究，展品介绍信息的中文作者与其译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通过走访参观四川省内的多家博物馆，笔者总结，景区展品介绍信息的中文作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通过搜集、筛选、过滤和加工信息，决定展品信息传播的内容和重点，并解读信息，例如展品创作年代、用途、材质、价值等；二是展品的创作者，例如美观馆展品的名称。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合作的地位并不明显，更多的是一种雇佣关系，作者对译者具有相对的制约性和支配权，译者依附作者并帮助他们完成作品在异地的再创作和传播。这一点从上文的分析便可以得出。大多数博物馆都没有自己固定的翻译工作团队，没有创建相关的英文网站，有些博物馆甚至没有展品的翻译。很多翻译工作是由非专业、略通英文或其他外文的相关工作人员完成的，这也是景区展品翻译和研究工作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译者与作者处在同一传播体系中，作者为传播者，译者也为传播者。就传播受众而言，二者扮演的角色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合作延续的。作者实施第一次传播，译者实施第二次传播。“博物馆和原作者”成为了信息传播的“第一把关人”，他们具有“筛选、过滤、加工及传播信息”的绝对权力和优势，而景区展品翻译者主要负责“加工”原文本的信息，“筛选、过滤”的权利和空间狭小，因而他们成为第二次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www.daowen.com)

下文将详述传播学视阈下景区展品翻译译者与受众的关系。景区展品译者与受众关系的特点为：译者是信息的再传播者，受众通过译者与作者间接对话。景区展品的受众包括中国游客和外国游客。从英语能力来看，中国游客中也包括大量关注、学习、甚至研究展品翻译的游客，因此从传播学的视阈研究展品翻译应该放眼于一般意义上的受众，而不仅仅是国外游客。受众对展品和原文作者的认识，建立在译者对展品和原作者的认识之上；译者对展品的解读和翻译会影响中外游客对展品的认识，进而影响他们对展品和原文作者的判断、信赖和接受。翻译译文的受众同一般意义上的受众一样，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观念不断更新。尤其是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他们在传播环节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受众的接受程度成为翻译活动可行性与必要性的重要考察指标。因此，对受众进行理性的分析，翻译活动的目的将会更加明确，传播效果和质量就会大大提高。简而言之，受众是翻译效果的检验者。景区展品翻译的受众（中外游客）由于语言、文化、教育背景及生活环境等的差异，对展品的理解方式、关注内容、需求层次也具有个体性的差异。他们对展品翻译质量优劣的反馈多表现在观赏过程中口头上的褒或贬，少有学者就展品翻译问题诉诸科研活动，进行深层次的思索。知网上仅有寥寥几篇论文关注展品翻译，为研究受众或受众群增添了很大的难度。这就要求我们在从事景区展品翻译传播研究时，必须对展品的目标人群（或受众）进行先期调研，包括地域文化、社会阶层、教育背景、年龄层次以及职业类别等，对这些因素进行科学界定、归类和分析，以便提供更好的景区展品翻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