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理解策略

文化翻译可大致分为源语文化理解与译语文化表达两个过程。刘宓庆基于源语文化信息的理解提出三种文化审视的策略：历史观照、文本内证、文本外证。历史观照强调译者应站在历史的高度理解文化现象。文本内证指某一文本的某个文化难点可从该文本另一处得到理解的启示与印证。文本外证指从另一文本中找到破解文化难点的证据。文本外证进一步又包括：互文观照、文物互证、人文互证。互文关照是两个文本就某一文化难点相互印证；文物互证是文本与实物的相互印证；人文互证指借助作者的生平经历、世界观、价值观等破解其作品中的语义与文化难点。

准确的文化理解是做好文化翻译的关键，历史观照、文本内证与文本外证三种文化理解策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审视源语文化。但是进行文化翻译，光准确地理解源语文化是不够的，还需要传神地进行文化表达。刘宓庆（1999）归纳出文化信息表现的五种策略：图像、模仿、代替、阐释、淡化。图像策略，顾名思义即利用作为视觉非语言模态的图像来辅助文化信息的表达。如在杜甫《登岳阳楼》（Climbing Yueyang Tower）的译文旁配一幅岳阳楼的素描图或照片。模仿策略即直译；代替即同义表达的替换，或套译；阐释策略即解释性翻译；淡化即舍弃源语文化信息，此为文化翻译之下下策。

（二）深度翻译策略

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亦译作“厚重翻译”，作为一个理论概念，由夸梅·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于1993年提出。它是指“通过各种注释和评注将文本置于丰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翻译”（方梦之，2011：92）。在《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一文中，阿皮尔通过分析一部非洲口头文学作品译成英语时的主要问题，揭示全球文化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的影响。很明显，“深度翻译”这个概念也适用于任何其他含有大量解释材料的译作，不管这种解释材料是脚注、评注还是扩充的介绍。提供大量背景资料的目的，是使目的语读者对源语文化多一份敬意，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异文化的人们思考问题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Shuttleworth & Cowie，1997：170-171）。

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家严复翻译的一个特点是，在译文中附有大量的按语，对原著的历史背景、作者学术观点的历史地位、论述的精髓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理论以及作者观点中应予以商榷之处，均一一指出，对读者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据粗略统计，严复所加的按语约占他所译的十部译著字数的十分之一，而《天演论》的按语数则占了全书的一半以上。严复的译作大概可以算作我国翻译史上最典型的“深度翻译”的例子了（方梦之，2011：92）。贺麟评严复的翻译时就曾指出“他附加的按语小注……可促读者对于原文的了解”，在具体评析严译《群学肄言》时，他又特别指出两点：“第一，将原书说治群学之难之意，透澈译出，而无颠倒删削。第二，增加了许多原文所无之词句，不惟未变原意，且使原文更显明透达，译文更美丽流畅（贺麟，1984：153-155）”。

翻译家曹明伦（2013：117）是最早将“直译加注”和“增益补充”两种翻译方法与深度翻译策略联系到一起并进行探讨的学者。他指出：

为译文添加评注和附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显性深度翻译，而正是这种显性深度翻译会造成阅读停顿，所以深度翻译也该有个限度。其实要“把文本置于深厚的语言文化背景之中”，同时又尽可能不打断读者的阅读，有时还可以用一种隐性深度翻译。所谓“隐性深度翻译”，就是像严复当年所做的那样，在不变原意的前提下增加原文所无之词语，从而使译文更接近原文。(www.daowen.com)

增加注释的翻译技巧在文化翻译中很常见，因为中西文化差异较大，尤其是文化负载词与专名翻译。这种翻译技巧实际上是一种显性翻译策略，极易造成译语读者的阅读停顿，所以在文化翻译时应尽量少用。此外，旅游景区的文化翻译还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如展览品说明、外宣材料等一般都以简短流畅为要，因此并不适合应用加注这种显性深度翻译的技巧。而隐性深度翻译既可节省空间，又可增加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应该是文化负载词、文化专名、诗歌、对联、碑文等文化表现形式翻译的首选策略。但“运用此法的前提是译者得有敬业精神，而这敬业精神的基础又建立在译者的历史文化素养之上。因为译者若缺乏历史文化素养，便难以深入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因此也难以将所译文本置于相关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ibid.： 119）。

（三）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

德国神学家兼翻译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3）有一句名言“译者有两种选择：他尽量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跟着作者亦步亦趋，或者他尽量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跟着读者亦步亦趋”（Robinson，2006：229），这可视为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翻译策略之滥觞。异化策略的本质属性就是原文作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向原文作者靠拢。异化在翻译中的具体表现为以语义为中心的倾向，强调语义的适应性，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文学、文化特质。据《中国译学大辞典》，异化翻译指“生成目标文本时会通过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来故意打破目的语惯例的翻译类型”（方梦之，2011：96）。与异化策略相对，归化策略的本质属性是译文读者取向，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地向译文读者接近。归化在翻译中的具体表现为以文化为中心的倾向，强调文化的适应性，尽量用译文读者易于接受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来替代原作的语言、文学、文化要素，回归译语的语言、文学与文化规范。因此，归化翻译指“译文采用透明、流畅的风格，从而最大限度地淡化目的语读者对外语文本的陌生感”（ibid.：97）。

异化策略以源语文化为价值取向，归化策略以译语文化为价值取向。二者各有利弊，异化策略主要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可向译语引入新的语言、文学、文化因素，丰富译语的表达，丰富译语文化；第二，让译语读者更充分地领略异域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第三，从弱小民族语言向强势民族语言的翻译中采用异化策略可成为一种抵抗强势文化殖民和文化霸权的防护手段，可成为一种彰显弱小民族文化身份的一种保护策略（Venuti， 1995：20-24）。异化策略的弊端主要在于译文的可读性较差，文化的可达性较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译语文化在译语读者中的接受与传播。归化策略的优势体现在以译语读者的需求为导向，译文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容易被译语读者所接受。缺陷在于：其一，原语文化会因文化过滤而不同程度地丢失，译语读者也就相应地被剥夺了欣赏异域文化的机会，不利于译语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其二，从弱小民族语言向强势民族语言的翻译中采用归化策略，可能会强化强势语言的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弱化弱小民族的文化身份（ibid：27-28）。

文化翻译必然涉及两种不同文化，作为文化摆渡人的译者，不可能做到文化价值取向绝对中立，不可避免地会亲近一种文化而疏离另一种文化。从辩证的角度看，文化翻译过程既不存在绝对的异化，也不存在绝对的归化。因为无论多么的归化，译文的内容还是源于源语文化中的人和事；而译文无论多么的异化，它也必然带有译语文化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异化与归化是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截然相反的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翻译的这两种策略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二者都是一种文化翻译策略，具有方向性、可逆性、层级性和程度差异性四大共同特征。方向性指这两种策略的文化指向性，分别指向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可逆性与译文读者身份有关，翻译研究中所谈及的异化与归化一般是站在译语读者和译语文化的角度，如果换成懂译语的源语读者或者研究者站在源语文化的立场审视译文，那么通常意义上的异化与归化需要互换位置；层级性指异化与归化这对概念有多重含义，可指策略、过程、产品或道德态度；程度差异性指译文与源语文化或译语文化的距离，距离越近，程度越高，可通过某一文本中译者所运用各种异化与归化方法的频次来确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倾向性，即可通过定量分析对某一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定性，如定性为“整体上较为异化”或“整体上较为归化”（田传茂、王峰，2017：11）。

文化翻译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话题，后殖民文化研究也有关于文化翻译的相关探讨。在以霍尔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化研究中，文化翻译被视为文化迁徙或文化离散。文化离散指的是离开自己的文化家园，在异域文化环境里憧憬并审视本土文化，在接触和体验异域他者的同时，进行文化间的沟通与糅合（Sun，2018：58）。如此获得的异域感受和构建的文化心态，对于解决异、归化两种对抗性方法所处的尴尬境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翻译相关的文化离散，意味着一种跨文化协商以及对文化身份的反思，并且使翻译转向到离散语域，以分析和解决源语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缺乏联系的问题。文化翻译的原则是肯定异化翻译，以使读者“直接地”接触原作的趋于真实的形式，进而获取跨文化交流的真切体验。异化翻译可展示原文本的异质，对异质因素的保留不可避免的催生“翻译体”，即一种杂合语言，如鲁迅坚持“硬译”而产生的语言。这是对两种语言与文化调和的必然结果，这实质上就是异化翻译中的离散性，这种离散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吸引着译文读者。由于语言在原文中的铺展方式较之与译文有所不同，人们通常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译文读起来拗口，而非原文，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并开始享受异化翻译。异化翻译的生存与成功依靠译文读者的离散意识（离散经历与视角）。译文读者需要通过离散想象来异化自己才能阅读这种异化翻译，久而久之，异化的陌生感不复存在，异质文化或语言被我们广为接受并改进了我们的文化，这就是去异化（De-foreignization）过程。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说：“离散文化是一个永远处于背井离乡状态的被放逐的全球文化，我们身边的陌生人都变成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环境之中的熟悉人物”（1997：29）。关键在于我们与陌生人所处的时间足够长，陌生人将不再陌生。在去异化前期，不同文化会呈现并置状态，即文化混合（The mixed-ness of cultures）；后期不同的文化才会呈现融合状态，即文化糅合（Cultural hybridization）（Sun，2018：64）。离散作家将父母口头的陈述通过翻译改写为源文本，他们就充当了文化译者的角色。离散文学创造了一种既不同于源文化也不同于目标文化的第三种文化。

文化离散的视角看待翻译，为翻译的异化归化之争提供了一个避免暴力形式的缓冲地带、第三空间。文化离散鼓励对异质经历的投入性体验，同时避免或减少在交流中遭遇障碍，使得异化翻译变得似曾相识，而非完全陌生。翻译并不是展示差异，而是跨越差异。异化的离散状态就是有效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根本所在。译者需要具备离散的视野与心态，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异化与可达性之间的关系。总之，后殖民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离散可为我们理解文化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之争提供新的视角，拓展我们对文化翻译策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