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诗歌一样，楹联也是一个民族语言存在的形式之一，它既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又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文景区里一般都修建有亭台楼阁，且古代的文人骚客又好题写楹联，所以楹联在景区可谓随处可见。但如何让海外游客领略中国楹联文化的传神与美妙一直是翻译工作者的巨大挑战，相关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实践也非常有限，这经常让外国游客望“联”兴叹。本部分，笔者从楹联文化特质入手，从理论上讨论楹联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楹联英译的对应形式、楹联中文化意象翻译的语用对等原则，旨在为楹联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做一点有益的尝试，以期为外国游客提供更好的语言与文化旅游服务，促进中西文化的有效交流。

1. 楹联的语言与文化特质

楹联由律诗中的对偶句演化而来，是游离于诗赋、散文、成语、谜语、戏曲等创作以外的艺术。它由一音一字的汉语方块字组成，常见的楹联按照字数可分为五言联、七言联以及长联；按对应手法又可分为隔句对、双拟对、连绵对等。虽然楹联有如此之多的分类，但就结构而论，最常见的为律诗句式。清朝道光年间梁章钜的《楹联丛话》深入研究了楹联美学，他指出，一副好的楹联，必须形式“工”，内容“切”。“工”是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要工整，具体来说就是词性相对，虚对虚，实对实，且位置相同。此外，平仄也最好能够相对，及上联的一个“平”字对下联一个“仄”字。“切”是内容上的要求，要切人切事切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楹联大多是应人应事应景而作，诸如题赠、哀挽、贺勉，等等。此外，上下联内容要相关，衔接连贯，且不能重复。“梁章钜就对联的美学鉴赏有独到之处：形式要工稳，稳中求巧妙，即“工巧”“工妙”；对而能速，谓之“工敏”；巧妙至极，是所谓“工绝”。在他看来，切人切事切地之作，均为佳作，反之可移易、可搬动的楹联，不得谓之佳联”（王志娟，2012：66）。

概括起来，楹联具有六个特征：字数相等、词性相对、节奏相合、平仄相协、结构相应、意义相关。符合上述所有六个特征的楹联，我们称之为“严对”，如“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无论是虚实相对还是平仄都对都非常工整。“风声”对“家事”“雨声”对“国事”“读书声”对“天下事”，这三对都是偏正式的短语结构；“声声入耳”对“事事在心”，二者均为“叠词+动宾”结构；而且上下联的平仄相对也十分工整：

○平○平○○平，○平○仄；

○仄○仄○○仄，○仄○平。

在词性、结构或平仄结构方面不完全符合上述六个特征的楹联，我们常称之为“宽对”，如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词性相对但平仄相对不是特别严格，“万卷”与“有神”词性不相对，而且平仄对应为“平平仄仄仄，仄仄平仄平”。“有”字与“破”均为“仄”，也并没有相对。

2. 楹联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地理环境、经济制度以及哲学观念的不同造成中西方文化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从哲学观念与文化体系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深受儒家哲学和道德文化的影响，强调“合和”；而西方文化总体来说是基督教文化，注重分析，由此就形成了一种侧重整体思维，一种侧重个体思维的中西方文化差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1966：1）指出文化思维对语言及话语模式有重大影响，他认为西方的文化思维模式是直线型的，而东方人则是螺旋型的。此外，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决定了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每种语言在各自的社会、地理和人文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内在规律和逻辑思维。综上所述，思维方式和语言内在规律与逻辑的差异共同导致了中西方文化的表达方法、修辞方式、表达结构、表达顺序和用词等方面的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性造成了楹联的不可译性，具体表现为楹联中典故的文化意象在西方文化中的空缺与错位，以及语言形式结构的不可对等性转换。

翻译因语言与文化的差异而生，又以在差异中寻找共同性为目的。过分夸大不同文化与语言间的差异性必然会导致不可译论的消极观点。针对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提出了功能主义的观点。她认为，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地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翻译究其本质是一种文化活动，将源语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是翻译的根本任务。景区中楹联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化传递与交流，其翻译应以文化功能的等值为根本指导原则，放弃词性相对、节奏相合、平仄相协、结构相应等方面的语言形式，最大化地追求文化意义的传递。由此，语言形式的不可译性转化成了文化意义的可译性。但中西文化也有极大差异，文化含量越重的语言翻译起来越是困难。楹联中含有大量的典故，这些典故里的文化意象在西方文化中是空缺或错位的。面对这种文化的差异及空白，我们完全可以从译语读者接受效果的角度对其重新审视，将原语文化的功能转译到译语文化中，达到功能等效的目的（廖七一，2001：370-372）。当然，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不但要对文化与典故做出正确的理解，还要在翻译时以省略、意译、加注等方式进行合理转化，尽量做到让译语读者明白畅晓。

楹联具有字数相等、词性相对、节奏相合、平仄相协、结构相应、意义相关六大独特性，其中前五种独特性可归结为形式的独特性，最后一种为意义方面的要求。由此，笔者发现楹联翻译最大的障碍实质上在于其结构形式的不可对等转换性。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楹联不可译，那么楹联这份饱含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遗产就永远局限于国门之内，外国游客也只能在景区中望“联”兴叹。越是民族的越应该是世界的。我们应该想办法跨越这层结构形式上的障碍，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景区楹联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活动，我们完全可以从其文化交流的目的视角解决这种翻译障碍，不必纠结于一音一字的对等，打破楹联的结构形式限制，在尽量做到形式对应的基础上追求文化功能的等值。由此，文化功能等值的视角将楹联形式上的不可译性转化成文化意义的可译性。楹联的文化意义传递难点集中在其包含的大量历史文化典故的转换。面对文化典故翻译的困境，从译语读者接受效果和旅游语言服务的视角来重新思考便可迎刃而解。总之，笔者认为虽然楹联较诗歌、散文等其他文学形式的可译性较低，但这并不能否认景区楹联的可译性。如下，笔者就以实例对楹联英译的对应形式、楹联中文化意象翻译的语用对等原则做一具体探讨。

3. 楹联英译的对应形式探讨

在上文讨论楹联的语言与文化特质时，已谈到楹联由律诗中的对偶句演化而来，而且其主要的结构形式为律诗句式，与诗歌具有很多类似的特点。那么为什么不能在充分考虑其独特形式的基础上，参考诗歌“以诗译诗”的翻译思路来“以诗译楹联”呢？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认为：

以诗译诗，在形式上更和原文相似，而且还提供纵情使用修辞格和原文所包含的变异词序的机会……总的来说，诗激发起的情感力度远远强于散文。因此，如果以散文译诗，译者便自折一臂，未曾先译，便在情感力度的传达上先输一筹。（廖七一，2001：63）

形式美对楹联翻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诗译楹联”也并不意味着舍弃了其独特的结构形式，也并不是在规避其结构形式的不可译性。因为，“楹联语言结构形式的不可译性”本身是个伪命题。众所周知，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语系的不同语言，它们在形式上不可能具有对等的可转换性。况且，由于文化的差异，与楹联这种形式完全一致的对等物在英语中根本不存在。所以，翻译做到形式与内容上的完全对等只能是一种崇高的理想，语言形式的完全对等转换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也说过：“尽可能在内容与形式上忠于原作，实际上就是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转引自王佐良，1990：4）。据此，我们不可能在英语中找到与汉语楹联完全一致的形式，但我们可以寻找相似度最大的形式。

那么，在英语中与楹联最相似的形式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双韵体（Couplet），被称为双行体、押韵对句（Distich），它是英语中最短的诗体形式。双韵体与楹联起码在四个方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第一，在英语文学中，双韵体格律一致，且每双行押同韵，能充分体现出这两行诗的内在联系，类似于楹联节奏相合、意义相关、上下衔接的特性。虽然楹联并不要求押韵，但却要平仄相协，因此脚韵互押也可以从一定程度弥补因语言文字差异而无法实现平仄的缺失。第二，双行体诗可表达的主题内容丰富，可严肃、可轻松、可说教、可讽刺，这与楹联的“切人切事切地，应人应事应景”相吻合。第三，楹联有长有短，常见的有五言联、七言联以及长联；双韵体也可长可短，适合长度不等的楹联形式。第四，每个楹联通常是一个完整的意义单元，在语法上也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双韵体也常常作为长诗中一个意义单元出现，因此它的意义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楹联”常常英译成“Couplet”。综上四大相似点，笔者认为英语的双韵体是汉语楹联英译的最佳对应形式。如下面楹联的翻译：

青霞缥缈丹崖峻，

碧波浩荡紫殿高。

Floating jade clouds foil the cliffs ruby and soaring,

Boundless emerald waves heave the temples purple and towering.

双韵体译文每行九个词，而且“Floating jade clouds”对应“Boundless emerald waves”，且均为“adj.+n.”结构的名词短语；“foil”对“heave”，均为动词；“the cliffs ruby”对应“the temples purple”，都是“n.+adj.”结构；“soaring”对“towering”，为动名词。此外，译文还押尾韵“ing”，不仅符合字数相等、词性相对、结构相应、意义相关等楹联的特征，还表现出了双韵体的特质。(www.daowen.com)

4. 楹联翻译中文化意象的转换原则

翻译学研究的内容按照翻译过程，实质上可分为解读与重构原文意义两大步，简言之，就是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确切地说是研究发话人利用特定交际情景传递的语言意义，以及听话人对发话人所表达意义的理解，研究对象正好与翻译研究的意义解读与意义重构相吻合。此外，关联理论提出翻译是一个推理—明示的过程，正是运用了语义解码与编码的语用学原理。因此，我们可以语用等效为指导原则来处理楹联翻译中的文化意象转换问题。

楹联是文人们在特定交际情境下所表达的极具文化内涵的话语形式，楹联翻译应该是一个文化交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尽力还原当时的交际情景，并依此来推理出话语形式所隐含的深层文化意义，然后用另一种语言进行明示。由于中西文化及语言结构的差异，楹联的翻译既是文化的传递也是文化的亏损，语用等效的原则可以将楹联翻译所造成的文化折扣降到最低，能够在尽力做好忠实于楹联的形式与内容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其语用意义。景区中的楹联翻译不应该追求一种文字对应另一种文字的简单释义，而应该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语用意义，实现楹联翻译的文化传递与旅游语言服务。语用等效原则要求我们在具体的楹联翻译实践中尽量保持源语中的文化意象，因为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果某一文化意象在译语文化中空缺，那么就应该将其深层的文化意义表达出来而舍弃源文化意象，以实现语用意义的等效传递。这种情况下，僵硬地保留源文化意象，只会适得其反，造成文化意义亏损，便文化交际活动大打折扣。如：

海市蜃楼皆幻影，

忠臣孝子即神仙。

Heavenly mirages are nothing but shadows of a shade,

Only the fame of true liege and filial sons shall not fade.（刘春芳， 2008： 79）

如果保留原文中的文化意象“神仙”，或者按照字面意义进行对应译成 “God Divine”，则会造成文化意义的亏损，让海外游客一头雾水。因此，舍弃原文化意象，将“神仙”的深层文化内涵“长久永生”表达出来，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意义的语用等效。再如：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译文1：Studies broken Wan Juan to start writing like to be bright.

译文2：Ample reading produces fluent writing.（辛星，等，2002：39）

译文3：The more one reads， the better one writes.

这一楹联出自杜甫的早期作品《奉赠韦左丛丈二十二韵》。从内容和写作背景看，表达的是诗人为跻身仕途而努力之时，对自己徒有才华、壮志难酬的满腔愤激之情。译文1将“万卷”直接音译成“Wan Juan”，必然会造成译语读者的理解障碍。而译文2则将“万卷”“有神”舍弃并进行了抽象化处理，分别译成“ample”与“fluent”，然后用动词“produces”来强调上下两联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减轻译语读者的推理努力。译文3套用英语中常见的“The more...the more...”句型，增加了泛指人称代词“one”。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译文1：The sounds of wind， of rain， and of reading aloud all fall upon my ears，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 of the family， and of the world are all my concerns.（辛星，等，2002：15）

译文2：Wind sound， rain sound， reading sound， sounds pleasing to the ears， Things to do at home， things to do of the country， things to do in the world， things I care about.

两个译文均保留了源语的文化意象，钱冠连指出：“翻译的创造是语言符号范围之内的创造，涉及两个前提：首先是忠于原著，其次是不改变作者叙述语言与文学作品中人物话语的隐含意图。话语是跟着意图走的。语用策略也是跟着意图走的”（钱冠连，2002：161）。依据当时的交际语境，作者的话语意图是隐含的，“风声”“雨声”隐含意义是“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如果将其隐含意图进行直接明示，则违背了话语发起者的隐含意图。

“越是文化含量重的原语越是向不可译靠近。再高明的译家也阻挡不了原语的文化亏损，这与译家的译语是否精通几乎无关。有能耐的译家只不过是尽量减少文化亏损而已”（钱冠连， 2002： 293）。楹联文化意象内涵极其丰富，且民族性极强，在翻译时要实现其文化意义完全对等传递几乎很难实现，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折扣甚至文化亏损。从上述译例中也不难看出，语用等效原则并不意味着只追求语用意义而忽略甚至舍弃源语的文化意象，需要根据具体语境以及话语意图进行具体分析，语用等效原则是在尽量保留源语文化意象的基础上的语用文化意义等效。总之，语用等效原则也并不可能实现文化意义的完全对等，只能最大限度地指导我们在楹联翻译实践中减少文化折扣率与文化亏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