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诗词歌赋源远流长，尤以唐诗闻名于世。四川省人杰地灵，养育了许多伟大的诗人，如：李白、苏东坡三父子、陈子昂，杜甫也在四川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给四川留下了丰厚的诗歌文化遗产。本章主要探讨位于四川省内的李白故里风景名胜区、三苏故里、陈子昂读书台、杜甫草堂四个景区里所展示的诗歌翻译以及六位诗人的其他诗歌翻译。

1. 古典诗歌的特点

《辞海》给诗歌下的定义为“文学一大类别，它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作者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节奏韵律，一般分行排列”。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诗歌的四大特点：第一，语言精练、含蓄、形象性强。精炼就是言简意赅，能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含蓄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形象性强就是富有生动传神的意象；第二，结构整齐并有韵律之美。诗歌分行排列，且每行字数相等，使整首诗歌结构整齐美观。韵律之美主要体现在节奏规则与声韵和谐上，其中节奏亦称为音步，指声音连续运动过程中的长短、强弱、高低、快慢交替出现而形成有规则的间歇与停顿。声韵就是和声与押韵的规律，指相同音色的反复出现以及句末同韵、同调的和谐；第三，感情强烈，想象丰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言志、歌咏言。诗歌表现了诗人的强烈感情和丰富的想象；第四，富于修辞。古典诗歌常用赋比兴及对仗、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赋就是直接叙述事情的概况，直接抒发自己的感受。比就是运用比喻和打比方。兴有赋和比喻的双重作用，兼有象征、寄托、联想、发微等多种意义。

2. 古典诗歌翻译中的文化翻译

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Robert Penn）在译著《白驹集》（The White Pony）序言中曾写道：“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读他们的诗歌。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即吟诗作歌，并且一直认为诗歌（诗与词）是自己文化中的奇珍异葩。他们创作的诗歌超过世界其他民族诗歌的总和。”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古典诗歌通过翻译在世界文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文学是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类型的诗歌能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换言之，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必定会制约诗人的情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就是一种文化翻译，诗歌中和谐的韵律、整齐的结构、凝练的语言、深刻的内涵、高深的典故、生动的意象以及丰富的修辞无不彰显着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

3. 古典诗歌的翻译原则

与其他文学类型相比，中国古典诗歌拥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因此不能用文学翻译的一般原则来进行翻译，需要另建立一个有章可循的古诗英译理论体系。但在提出古诗的翻译原则之前，有必要概览一下我国的各种翻译原则或标准。

自严复提出“信达雅”之后，中国的翻译标准基本未突破这三个标准的桎梏。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林以亮的“心灵契合”论、钱钟书的“化境”、傅雷的“神似”、许渊冲“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论、刘重德的“信达切”基本上都是对严复标准的修改或发展。

中外译者对中诗英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原则。吴钧陶关于诗歌翻译的原则是“以诗译诗”，即严格按照原作的诗歌形式尽最大地可能传递原诗的面貌。原作是诗歌，最好不要把它翻译成散文；原作是严谨的古典格律诗，最好不要把它译成现代自由诗。与之相反，翁显良则主张把格律诗翻译成散文体，他认为“译诗不是临摹，似或不似，在神而不在貌。更不必受传统形式的束缚，押韵不押韵，分行不分行，一概无所谓，岂不自由得很？”刘重德认为：译诗必须是一件形神兼备的艺术品，保存诗歌的艺术性，形音义三美均须追求。此外，他还主张译诗必须要坚持“信达切”这三个原则。所谓“信”，即忠实于内容，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意义与意境；所谓“达”，即在译诗表达上达如其分，适于原诗文字的深浅程度；所谓“切”，即要切合原诗的风格。我们不难发现，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严复“信达雅”的继承与发展。刘重德（1993：33）在《翻译原则再议》中写道：

“雅”实际上只不过是风格中的一种，翻译起来，不能一律要“雅”……“切”是个中性词，适用于各种不同的风格。的确如此，原诗不雅，奈何以雅译之？将“雅”改“切”，良有以也。“信达切”乃翻译之根本。“信若不忠，译必谬误”，“达之不及”，实为不“信”，“达”而过之，也属不忠；“雅”之无据，全然胡编，“切”之不当，难以见“信”。可见“信达切”缺一不可。

他的这段论述很好地论证了“信”“达”“切”三个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许渊冲提出译诗需要追求“意美、音美、形美”的三美标准，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诗歌的翻译要做到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此外，译诗还应当是一种有根据的再创造。这意味着译诗时，既要保持原状，又要适当地灵活变通。对此，宋颖豪教授曾说，译诗要“入于诗，出于诗，只见诗，不见人”。

美籍华人及汉学家们也在古诗翻译的实践中，提出自己独到的英译原则与标准。以柳无忌为代表的美籍华人兼顾译文的可读性与准确性。他们坚持“翻译旨在以符合习惯的英语来保存原文的特色，包括大部分语法和风格特点；不过，除极少情况，未曾试图重现原诗的韵式”。理雅各主张“翻译之目的素为忠于原作”，将《诗经》译成了英文的韵体诗。翟理斯为了使英文尽可能地传递唐诗的诗风与文化，采取直译并且押韵的诗体形式。韦利则强调依据原文逐字逐句地直译，采用不押韵的自由诗体形式。因为他认为译文勉强凑韵会因形害意，损害原文。

4. 景区中古典诗歌的翻译原则

景区中古典诗歌的翻译兼具诗歌翻译与旅游翻译的特点，既要再现原诗的风貌，又要传递其承载的文化，让外国游客领略到原诗歌中所蕴含的文化韵味。因此，笔者认为景区中的古典诗歌翻译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诗歌翻译，在英译时还要考虑其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的功能。鉴于此，笔者认为提出景区中古典诗歌的翻译原则应是：在达意传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达意”是翻译的基础，只有“达意”才能传递原诗的神采。反过来，“达意”不是僵化的表达原意，而是要“传神”地“达意”“传神”是诗歌翻译的精髓。此外，诗歌在景区中是为了塑造文化环境，让游客通过阅读译诗来体味并享受这种文化氛围，所以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的翻译指导原则也不能忽略。一旦丢掉了这两个指导原则，景区中的诗歌翻译就与书本上的诗歌翻译并无两异。综上，景区中诗歌翻译的原则必须在达意传神的基础上追求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

（1）达意。

所谓达意，即表达原意。要准确地表达原意，不仅要做到字词达意，还须做到修辞达意。如杜甫《兵车行》中“边亭流血成海水”一句，明显运用了夸张的修辞，在英译时需要保留，否则就无法表达武皇为了开拓领土，连年征战边疆，不顾士兵将士死活的惨状，就无法表达诗人对人们遭受战争疾苦的同情之心。因此，应将此句英译为“The border has become a sea of blood”，不仅沿用了原诗的修辞，还保留了原来的意象“海水”。再如杜甫《丽人行》中的“杨花雪落覆白苹”，英译成“Willow catkins fall like snow， covering the white clover”也保留了比喻的修辞，形象地再现了杨花像雪花一样飘落的场景。

（2）传神。

景区中古典诗歌的英译，以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为主要目的。这一目的决定了我们在翻译时要尽可能地保持原诗歌的风貌，为游客再现原诗歌生动逼真的形象。我们可从形似与神似两方面来保持原诗的风貌。形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诗译诗”，诗节的行数、诗行的长短、节奏和韵律等形式尽可能地做到相近。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以及文化的差异，在诗歌翻译上做到形式相同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最大限度的相似。例如：

春夜喜雨

杜 甫(www.daowen.com)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Happy Rain on a Spring Night

Du Fu

Good rain knows its time right,

It will fall when comes spring.

With wind it steals in night;

Mute, it wets everything.

Over wild lanes dark cloud spreads;

In boat a lantern looms.

Dawn sees saturated reds;

The town’s heavy with blooms.

这首诗歌是杜甫对春雨的描写，原诗八行，每行五言，偶行押韵；译诗也为八行，每行基本三步，隔行押韵。从形式上看，译诗大致保持了原诗的形式，基本上做到了形似。

传神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神似，即在精神实质上的对应或相似。从这个角度上说，神似必须要做到达意才行，如果连原文准确的信息传达都做不到，何谈神似？

因此，字词达意与修辞达意是神似原则的前提与基础，神似是达意基础上的对应与相似。上面这首杜甫《春夜喜雨》的译文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字词达意上看，将“潜”字的翻译成“steal”、将“细无声”译成“mute”可谓传神，仅此一字一词即可表现出春雨的绵绵、静谧与润物无声。而从修辞达意上看，原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运用拟人修辞来表现春雨像人一样仿佛知道时间般地如约而至；对应的译文“Good rain knows its time right， It will fall when comes spring.”中的“know”保留了原诗的拟人化修辞，做到了修辞达意。本诗的英译实现了字词达意和修辞达意，从而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诗歌整体风格的神似。

诚然，诗歌不像非文学文体那般语义单一，而总是给人以多样化的想象空间。古典诗歌则由于时间的推移与语言的进化而给我们今天的译者带来巨大的理解难题，所以译诗要做到传神绝非易事，完全地形似与神似几无可能，形似不易，神似亦不易，形神兼似犹不易。虽然诗歌英译如此之难，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认诗歌的可译性，与其坚持“诗歌不可译”的悲观论调，倒不如恪守“诗歌可译性限度”的尝试精神；虽然原诗与译诗在形式与神韵上做到完全对应或相同几无可能，但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近似。而且，诗歌不可译论势必会影响译者翻译诗歌的信心，某种程度上阻碍诗歌这种文化承载形式的对外传播，更加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因此，笔者认为古典诗歌是可译的，景区中古典诗歌的翻译兼具诗歌翻译与旅游翻译的特点，需要坚持“在达意传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追求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的翻译原则。文化传递与旅游服务的翻译指导原则不可或缺，这是由景区中的诗歌翻译的旅游翻译特性决定的。一旦将其丢掉，则与书本上的诗歌翻译并无两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