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后殖民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翻译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94： 212）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将文化翻译几乎等同于“离散”“迁徙”“第三空间”，这本质上是一种后殖民视角的跨文化研究。在此视角之下，文化翻译不再与语言相关，而成为一个理解文化现象的隐喻。巴巴取翻译“移动，挪动”的原初之意，将翻译看成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翻译即文化的构成，翻译本身就是文化。他用文化翻译一词来解释离开故土而在所到之地缺乏身份认同的文化生存现象。离开家园而迁移到另一地方的学者，生活在既不属于故土文化又不属于迁入地文化的尴尬境地，他们由一种确定的文化状态被“翻译”成了“离散”或“第三空间”的文化状态。所以文化翻译与后殖民研究中的文化迁徙、文化离散、文化杂合并无两异，表现的都是一种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生存状态。后殖民研究的文化翻译是以翻译的隐喻性为视角的文化状态与现象研究，并不真正涉及具体的文化翻译，正如垂文狄（Harish Trivedi， 2005）所述，如果殖民话语中的文化翻译有一件事情做不到的话，那就是不能翻译文化。

2.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翻译

桑德尔·赫维（Sandor Hervey）和伊恩·希金斯（Ian Higgins）在他们的专著《翻译的思考》（Thinking Translation）中提出了文化移植（Cultural Transplantation）、文化借用（Cultural Borrowing）、文化置换（Cultural Transposition）等手段来解决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翻译问题。此外，戴维·卡坦（David Katan）从文化认知的视角，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视为不同的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提出文化框架构建（Framing Culture）、文化框架转换（Shifting Culture）与文化框架序列（Array of Frames）来讨论文化框架间的相互转化问题。(www.daowen.com)

后来，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中提出了文化翻译的新概念，在文化矩阵中审视语言整体，强调主体的文化信息感应能力与文化意识。王秉钦在《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提出构建文化翻译学的设想，认为文化翻译学包括语言国情学与跨文化交际学。其中语言国情学主要探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而跨文化交际学则侧重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现象等。

概括来说，文化研究视域下的文化翻译是将翻译的隐喻性作为工具，对某一区域或群体的文化整体、文化状态、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后殖民话语中的文化翻译凸显了翻译的隐喻性与借代性，并不涉及语言对比与文化差异研究。对翻译研究中语言分析与跨语言转换的剥离，有可能会造成过度夸大翻译过程中文化背景与文化现象的重要性。甚至有学者提出，这种研究倾向最终会使翻译研究成为一个空泛的研究领域，并让翻译研究最终消解在其他学科视野中。虽然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文化视域下的文化翻译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展了研究视域，比如：从文化离散的视角看待翻译，可为翻译的异化、归化之争提供一个避免暴力形式的第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