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翻译研究中文化翻译的定义

翻译研究中最早对文化翻译进行正面界定的应当是尤金·奈达与查尔斯·泰伯（Charles R. Taber），他们在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中提出，文化翻译就是“改变信息内容以便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译语文化的翻译，或者将原文中清晰无误的信息传达给译语文化的翻译。文化翻译与语言学翻译相对”（2004： 201）。

马克·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和莫里亚·考伊（Moria Cowie， 2004： 35）编撰的《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将文化翻译定义为：

文化翻译亦称文化方法，指翻译作为跨文化和人类学研究工具的翻译形式，或指任何除了语言因素，还关注文化因素的翻译。所关注的文化因素包括以透明文本的形式向译文读者传递原文文化的信息，或者在译语文化中发现与原文文化的“文化对等词”。文化翻译的译者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特定文化的因素，每一个文本都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相关。文本的生产和接受都因不同的文化而异。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沙特尔沃思和考伊提到了文化翻译的四个层面：第一，视文化翻译为一种文化方法；第二，视文化翻译为跨文化的翻译方式；第三，将文化翻译看作一种人类学的研究工具；第四，文化翻译过程中应树立文化意识，寻找“文化对等词”来传递文化意义。

方梦之（2011：305）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提出：

文化翻译着力于对文化内涵的准确传达，甚至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即用一种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忠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所涉及的两种语言的掌握程度以及这两种语言在内容表达上的细微差别。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

与奈达的文化翻译定义进行对比，笔者发现二者的界定角度不同，方梦之是从源语角度进行定义，是基于本土文化视角的重新解释；而奈达则从目标语角度进行界定，强调文化翻译时调整信息内容以适应目标语文化。

《劳特利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指出文化翻译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并从两大方面对文化翻译进行了描述：其一，从与语言学翻译或语法翻译相对的文化翻译进行定义，认为文化翻译主要指文学翻译实践中协调文化差异，传递文化背景，或通过翻译再现另一种文化的翻译；其二，以翻译的隐喻视角来探讨文化问题，作者采用大量篇幅讨论了“人类学中文化的翻译”以及“作为杂合身份认同的文化翻译”问题（Kate Sturge， 2010： 67-70）。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翻译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我们对翻译认识的不断深入而发生了变化。如王宁（2006：9）所言：(www.daowen.com)

我们今天所提出来的翻译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也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转化”“阐释”和“再现”，这种转化和再现恰恰正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

2.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早在1954年，卡萨格兰德（Casagrande， 2005： 6）就指出：“翻译不是翻译语言，而是翻译文化”。随后，1990年，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与安德鲁·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他们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就是翻译研究的重心由文本转向文化，将文化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放在翻译的隐喻之下进行审视（Munday， 2010： 127）。

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则表示在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中，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存在许多共同的研究命题，翻译的跨文化对话性质，文本转换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操控和权力话语对文化研究从单一文化走向多元文化和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Bassnett， 2001： 18）。无论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还是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实质上是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两个学科的融合，探讨的都是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二者形成一种合力推动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发展。

自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随着产生了一系列转向，如“社会学转向”“伦理学转向”“视听转向”，等等，使得译界学者们晕头转向。笔者认为，所谓转向，仅仅是一种翻译研究视角或范式的转变，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尝试，而不应该是对原研究范式进行代替式的彻底摒弃。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实质上是人们对翻译认识与研究不断加深，将翻译研究的重心从封闭的语言结构内部走向了语言的外部文化语境。

3. 翻译研究的文化方法

翻译研究的文化方法是相对语言学研究方法而言凸显翻译研究中文化重要性的方法，主要包括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赖斯（C. Reiss）和诺德（C. Nord）的翻译目的论，伊文·佐哈尔（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吉登·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性翻译理论，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勒菲弗尔等人的翻译操纵与改写理论，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和路易斯·冯·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贾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的翻译政治论，以坎坡斯（Haraldo de Campos）兄弟的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等。这些翻译理论的共同特点是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束缚，将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视角转向了文化。某种程度上说，弗米尔、赖斯、佐哈尔、图里的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奠定了基础，吹响了号角；而1990年之后赫曼斯、勒菲弗尔、西蒙、斯皮瓦克、以坎坡斯兄弟等人的翻译理论则明显受到了文化转向研究范式的影响。

自从有了翻译活动，文化翻译就一直存在，只不过随着翻译研究视角的转变，文化翻译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研究侧重点罢了。以1990年巴斯内特与勒菲弗尔提出的文化转向为节点，在这之前，翻译研究中的文化翻译侧重于文学翻译中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因素研究；而在文化转向后，文化翻译逐渐转向文化现象的整体研究。无论是只关注文本中文化因素的文化转向前期翻译理论，还是将翻译研究扩大至广义文化现象的理论，都是研究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问题，都是以文化为切入点对翻译所进行的研究，从方法论上讲都是翻译研究的文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