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Norms）这一术语源于社会学，是“社会关于正确行为的观念”（Bartsch，1987：xiv），意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公众对某一特定行为的期待，如道德规范、技术规范等。“规范”作动词时指按照既定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操作，使某一行为或活动达到或超越规定的标准，如规范管理、规范操作。翻译规范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视为“绝对必要的概念（an absolutely essential concept）”（Hermans，1999：165）。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规范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图里认为：翻译是受社会文化规范制约的活动。（Translation as a norm-governed activity.）翻译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超越了源语文本、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翻译中涉及的文本传统、译者的认知能力的范畴，处于社会文化的层面，而处于“规则”（rule）与“特性”（idiosyncrasies）之间的“社会约束”（constraints）就是“规范”（norms）（Toury，2001：51）。

具体而言，制约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源语文本、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文本传统和译者的认知能力。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约束力分布在两个极端之间，即“绝对规则”和“特异质”，即：

绝对规则（rules）←→规范（norms）←→ 特异质（idiosyncrasies）

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两种语言和文化系统之间的转换，这也意味着译者面对的是两套规范系统。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传统常不兼容，而翻译行为则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译本实际上是译者在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篇章、传统之间取舍的产物。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无时无刻不受规范制约。此规范贯穿整个翻译过程，且反映在翻译产品的每一层面。(www.daowen.com)

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三类：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起始规范/始发规范（Initial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Toury，1995/2001：56）。预备规范是从宏观的角度考虑翻译政策，考察影响作品选择的因素，例如作者、文本类型、学派等。起始规范决定译者翻译时的整体策略取向，具体可分为两大类：第一，遵循源语的语篇关系和规范——充分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第二，遵循译语以及译语文学多元系统的语言和文学规范——可接受翻译（Acceptable Translation）。操作规范则是面向具体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操作规范之下是母体规范（Matricial Norms）和文本语言规范（Textual-linguistic Norms）。母体规范决定译语材料的形式以及译本省略、增加和位置改变的程度；文本语言规范影响译者对译语材料的选择。

图里认为这三类规范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不同规范在翻译活动的不同阶段起作用。译者选择一个翻译文本，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本自身的价值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该翻译过程。除此之外，还应注意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这对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Toury，1995/2001：51-60）。

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细化了图里的描述性翻译规范，并提出了自己的规范体系。他认为“规范处于法律（laws）和成规（conventions）之间”（转引自廖七一，2009：96）。切斯特曼将影响翻译过程及其产品的行为规范分为“译品或期待规范”（Product or Expectancy Norm）和“过程或专业规范”（Process or Professional Norm）（Chesterman，1997：54）。期待规范是由读者对特定类型的翻译应期待而建立起来，即目的语读者对译文风格、写作手法等方面的期待。专业规范制约着翻译过程中译者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起着调控翻译过程的作用，而专业译者的翻译行为具有建立规范的作用（Chesterman，1997：45-69）。图里和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涉及整个翻译过程，对不同文化中的翻译实践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