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服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代部落之间的贸易、祭祀、交往活动，那时有专人司职从事语言转换，帮助不同部落和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可以将其视作口译的雏形。人类口译活动出现的时间早于书面文字。在人类创造了语言后，语言不同的部落人群在战争外交、商贸往来、敬奉祭祀等交往活动中，有人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通过转换语言、表达方式和肢体动作，协助不同语言使用者进行交流，这可以看作口译活动的雏形。在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寺庙和墓碑上刻载了作为囚犯或者臣仆的异邦人向埃及朝廷卑躬屈膝、进献贡赋的场景。（任文，2010：1）虽无文字记录，但可以推测，在此场合下，应有在场人员司职帮助不同语言使用者沟通。在中国，自夏商时期始，我国已经与周边各国交往，中原地区与外族人民也已相互接触。但有明确记载担任翻译工作的官职记录是在《周礼·秋官》中的象胥，其主要职能是“掌传达异国来使之语言。即汉代译官令、九译令之起源”（黎难秋，2002：2）。无论是从西方还是中国的口译史来看，最初司职口译活动的人员在角色认定上多是官员，或具有特权的人：比如，象胥是大行人之属官之一，而大行人主要负责接待远方来朝的贵客（黎难秋，2002：2），在身份上应是国家官职；埃及石碑上刻画的祭祀进贡场景也非普通百姓能自由进入的场合，因此协助祭祀献祭的双语使用者在社会身份上具有特权。也就是说，从口译活动有史记载以来，译员在角色上就具有双重性的特征：既是协助交流的双语使用者，又是交流活动中一方的官员或特权拥有者。他们在口译场合中的决策和行为既直接影响着交流参与方的关系发展，同时也受当时社会文化的规范规约、自身角色认定以及是非道德价值判断的影响。可以说口译行为作为语言服务的一个部分，从始至终都在文化间的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员的翻译策略决定着文化交流的走向，也受交流双方认知、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制于交流活动的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语言服务的起源与口译活动和翻译密不可分，并且在当代语境中“语言服务”一词也常常和翻译活动联系在一起，比如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语言服务”“语言服务志愿者”等词频频出现在媒体宣传报道中，这些报道详述了相关职能部门和民间团体如何在奥运会筹备阶段及举行期间为外国友人提供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俄语等语种的翻译服务，但语言服务却不等于翻译服务或者口译服务。

语言服务在全球兴起并逐渐行业化、规范化，是深受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影响的结果，但目前学界对于“语言服务”概念的准确定义及其囊括的范围和使用的工具尚未形成较为一致性的共识。学者从多个视角看待语言服务，并赋予其不同的定义及范畴。以下是部分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语言服务”的阐释：

（1）语言服务是以语言（含方言、文字）为主要媒介手段或者产品内容的服务行为。语言服务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微观语言服务主要是指一方向另一方提供以语言为产品内容或者主要工具手段的、并使接收方从中获益的服务。微观语言服务的主体多为某经济团体或个人。宏观语言服务是指国家或者政府部门为保证辖区内公民合理、有效地使用语言而对语言资源的有效配置及规划、规范。宏观语言服务的主体是政府部门或者学术团体，其核心目的是发展语言经济、开发语言资源和解决语言问题。（李现乐，2011：26）

（2）语言服务以帮助人们解决语际信息交流中出现的语言障碍为宗旨，通过提供直接的语言信息转换服务及产品，或者是提供有助于转换语言信息的技术、工具、知识、技能等，协助人们完成语言信息的转换处理。（袁军，2014：22）

（3）语言服务就是利用语言（包括文字）、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等语言的所有衍生品，来满足政府、社会及家庭、个人的需求。（李宇明，2014：93）

李现乐对于语言服务的定义较为简洁，认为语言在语言服务中既可以是媒介手段也可以是内容。李现乐的定义是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着重于语言服务的应用领域以及供需关系。从微观层面来说，语言服务的应用领域可以是个人或者团体的获益行为，信息在此过程中实现有效传递；从宏观层面来说，语言服务是一种政府资源配置的行为，有其政策导向性。同时，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存在供需关系。“语言服务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涉及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两者的关系是语言服务的供给与需求。”（李现乐，2011：24）袁军的定义突出了语言服务的宗旨目标，也指出了语言服务具有协助性和服务性这两条语言服务的属性，同时也将语言服务的范围从提供语言文字转换及其产品本身拓展到了有助于转换语言信息的工具、技术、知识等辅助产品。袁军对于语言服务的定义更强调了跨越语言障碍这一特质，更偏向于翻译或者口译服务的定义。李宇明对于语言服务的定义将其范围进一步扩大，包含了语言标准和语言艺术，并将定义与现代技术和信息化时代发展相结合，增补了语言数据一项，同时也从侧面强调了语言服务是围绕着满足政府、社会与家庭、个人需求来开展的。

从广义上来说，语言服务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提供语言知识类的服务型活动，比如编撰字典、制定语言文字规范及标准等，其目的在于从认知广度或者深度为服务对象扩充语言知识内容。第二类是提供语言辅助手段的服务型活动，比如语言技术、语言工具软件等，其目的在于提供相应的语言类科学技术手段辅助服务对象以达到服务对象设定的目标。第三类是语言运用类服务，比如语言使用服务，如翻译、打字等，或者旨在帮助有语言障碍或者丧失语言能力的人恢复语言能力的康复类服务活动，如矫正口吃、损伤性语言退化症状的康复等；第四类是语言教育服务，例如意在提升国民语文水平的教育服务（学校的语文课、语言文艺活动、扫盲活动等）和外语教育服务。这四类语言服务活动中涉及的具体服务范围如表1-1所示。

表1-1　语言服务类别与范围

(www.daowen.com)

根据上述当前学界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将语言服务定义为交流活动中的某一方向其他参与者或者部分参与者提供以语言文字为内容或者载体，旨在帮助交流各方实现信息流通的劳动性服务。在此定义的基础上，语言服务还包括以下几层含义：第一，语言服务的提供方可以是机构或者个人。第二，语言服务的实施方可以是人或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第三，语言服务的传递形式可以是已经翻译好的文本或谈话、演讲等传统形式，也可以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传递，如语言服务人员带上话筒，服务使用方带上接收器（接收耳机）实现传递，或者语言服务人员发出口头语言文本，语音识别系统即时识别并以文字字幕的方式呈现在屏幕上，等等。

现代翻译语言服务的出现源于西方国家和地区，是伴随着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是平权运动的结果之一，也是多元社会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标志之一。例如，在美国的法庭、医院、政府机构等公共服务领域，用英语沟通存在困难的人可以请求获得语言帮助。届时，公共服务机构指派或者自愿服务的口译人员（包括手语翻译）会向这些存在语言使用困难的群体提供翻译语言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译员在现场的翻译服务，也可以是远程电话或者视频翻译服务。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语言服务也是各国家和地区沟通的重要一环，比如欧盟议会发言讨论以及欧盟官方文件的效力，都依赖于欧盟的语言政策指导下的语言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使得中国的语言服务突飞猛进，行业化、规范化趋势明显。翻译语言服务公司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设立并发展壮大，各类翻译资格认证考试日渐规模化、标准化，语言服务培训、翻译本科及硕士（Bachelor/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BTI/MTI）等学位项目的数目不断壮大。翻译语言服务的研究性学术会议及行业大会的召开和细分化、语言服务工具和现代技术的发明都是语言服务质量提升的表现，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语言服务”一词被媒体广泛运用，深入大众脑海。

2018年11月19至20日，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翻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刚毅在“改革开放40年与语言服务创新发展论坛暨2018中国翻译协会年会”上作大会主旨发言，并发布了《2018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下称《报告》）。王刚毅在发言中指出“语言服务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和基础支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语言服务产业经历了发展萌芽、初具规模、稳定发展、繁荣上升几个阶段。在引进来、走出去的大环境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时代背景下，语言服务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根据《2018年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的数据，受访语言服务企业涵盖的专业领域图1-1所示。

图1-1　受访语言服务企业涵盖的专业领域^[1]

《报告》显示，从服务的领域来看，语言服务分为娱乐类、专业服务类、文化类和理工类。在每一大类别中，《报告》列举了占比较大比例的语言服务发生的领域。在娱乐类语言服务中，旅游语言服务占总量的34.6%，仅次于跨境电商中开展的语言服务。

跨入21世纪以来，有学者指出国内长期不够重视城市语言服务环境的建设，主要依托零散的语言服务机构或者双语人员来实现临时性的语言沟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比如路牌、指示牌、公告牌、公共场所标识等城市标识，多数没有使用双语，极少数采用双语的标识，也存在拼写错误、书写不规范、措辞欠妥、语法错误、表达方式不当等问题。（张伟、郑中原，2004：67）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翻译而造成交流误会和困难，甚至闹出笑话的也屡见不鲜。比如，在成都著名佛教文化旅游景点文殊院景区内，不少四川小吃店的广告招牌上中英文小吃译名错误百出，三大炮被翻译为“Three Canons”、撒尿牛丸被译为“pee beef ball”、冰粉被评为“cold pink”，让外国友人看后不知所云，甚至啼笑皆非。

翻译语言服务环境的改善，依托于语言服务产业各环节服务的内部发展以及相关部门和协会的外部监控、监督、监管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语言服务产业内部的发展近年来成效明显。产业内部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市场自发的调节作用。全球化进程带来外语类服务需求增多，使得拥有优质语言服务质量及资源的机构与个人在行业内形成口碑效应，淘汰了部分劣质语言服务提供方。另一方面得益于教育部门对于翻译语言服务的重视，设立了本科、硕士翻译及口译专业系统培养专业人才。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专业训练的职业口笔译译员进入语言服务市场，进一步优化了语言服务质量及资源。中国目前翻译语言服务的外部监控、监督和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翻译行业协会和研究性学术团体。中国翻译协会成立于1982年，是由在中国范围内与翻译工作相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个人自愿结成的学术性的非营利行业组织，其主要职能为制定翻译服务规范；举办翻译资格相关考试和竞赛；主办、协办或赞助相关行业协会及学术会议等。自2003年11月起，中国翻译协会制定了一系列翻译服务规范与标准，例如《翻译服务规范第1部分：笔译》（2003）、《翻译服务译文质量要求》（2005）、《翻译服务规范第2部分》（2006）。这些文件和执行规范在外部监控、监督和监管语言服务行业的飞速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进而改善了中国的翻译语言服务环境。即便如此，我国的翻译语言服务行业还存在不少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比如行业缺乏官方政策扶持与法律保障、缺乏从业人员职业伦理道德规范标准、学界成果向业界转换率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