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档立卡对象是刚性指标，很好识别，且不占指标；非建档立卡对象标准模糊，识别困难，且处于同一生活水平线的很多，加之一些家长思想素质不高，攀比心理严重，资助政策正面宣传和对政策对象的正面引导力度不够，一些家长或监护人认为：资助也是一种社会福利，人人都可享受。所以，一些民办幼儿园为了自身利益，为了避免矛盾激化，本来应公示资助对象名单，很多民办幼儿园却“隐蔽“操作，不敢公开，私下交流，凸显出一种回避矛盾、迎合市场求生存的无奈心理。还有一些民办幼儿园为应付上级检查，简单拍照保存照片备查，这也是“留痕”的监管手段的表征，说明检查制度设计也存在政策缺陷。

只要实实在在地一一对比、筛选，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与政策对象亲切地沟通，应该能较为准确地甄别、遴选资助对象。只是行为成本较高，运行主体基于利己的动机、提升办事效益而一般不愿选择这种行为方式。

当然，民办幼儿园不可能自己单独创立一套临界贫困认定标准，一是本身能力限度，二是政策一定要体现国家意志，维护其权威性、统一性。

以上是政策运行主体行为耗费与政策运行效益的关系的反映。所谓政策运行主体行为耗费，是指政策运行主体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所耗费的行为成本，包括脑力劳动成本、体力劳动成本和机会成本等。^[2]任何一个政策运行主体都是一个“理性经济人”，都有利己的动机和对运行成本与运行效益的考量，如果循规付出成本比效益高，他可能选择违规路径；如果循规付出成本比效益低，他可能选择循规路径。同时，政策运行主体在运行中的行为成本还与政策主体运行能力、行为机会有关。若政策运行主体选择循规路径能力弱，行为成本就高；政策运行主体行为机会不成熟，行为成本就高。

以上一些民办幼儿园的关键行为“隐蔽性”“欺骗性”也是基于自己行为成本与行为效益、行为机会的思忖，最后做出的选择。

这是一项民生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若筛选对象不准，将直接浪费公共资源，这种违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制止。(www.daowen.com)

以上三项政策在P县这个具体时空呈现出明显的动态运行特征，不过三者在此动态运行中凸显出一个共同特征：以“情”为核心构成的非制度性因素正在隐形地影响政策的运行效益。一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基于利己的动机往往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机会来构建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关系网络中以利益交换为载体来达成情感交流、结成或固化关系网络；同时，因他们在关系网络中资源掌握“量”的多少、“质”的优劣不同而表征为权力、地位、声望等资源分配上的差异，从而在关系网络中形成“差序格局”。民办幼儿园处于众多公办园环绕、民办幼儿园群体各自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而组织和协调成本不断攀升的“同质化”集体，每一位民办幼儿园办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生存压力，而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和分配者，掌握着办园资质的审核、认定，年度审核及结果的评定，师资的免费培训，硬件设施的经费补贴等权力和资源，政策运行主体的专业水平和道德水平，是否存在异化现象？一些民办幼儿园办学者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利用一些机会给某些运行主体以利益诱惑，以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或寻求新的利益表达结构，诸如年度审核等级的最终决策，奖补资金的审核、发放，教师参加“国培计划”，同一标准资助对象的最后遴选，等等。资源严重短缺，政策客体多，且一些政策对象欲望无限，往往话语权掌握者的个体偏好会影响评价的公正、公平和利益分配的公开、透明。如极少数民办幼儿教师外出参加国培，因没有健全的遴选机制，资源的分配者基于个人情感而“暗中操作”。更严重的是，个别教育局原领导在一些民办幼儿园存在“利益表达的特殊渠道和方式”^[3]，构成一个利益链，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偏向而影响政策运行的公正性、公平性，尽管后来被查处，但负面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所以，以“情”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会隐形弱化政策运行效益，慢慢扭曲政策运行方向，渐渐腐蚀人际关系。作为政策运行主体的地方政府应加强政策运行环节的监管、时刻倾听政策目标群体的意见、建议，以不断改进政策运行方式，不断提升政策运行效益。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

[2]丁煌.政策执行阻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一项基于行为和制度的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6.

[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