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是保障幼儿平等获得教育权的真正体现

受教育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是公民获得均等教育机会的外在表征，实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正是这一权利的体现。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事业单位改革、企业转型，一些寄生于原单位的幼儿园一夜之间实行“关、转、改”，短期内公办性质的幼儿园占比下降为18%，民办幼儿园占比急剧上升，达到62%^[1]。广东深圳、江苏徐州、安徽蚌埠、云南昆明等地将公办幼儿园转企改制。学前教育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产品，这样“国退民进”的办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公共服务功能，偏离了公共服务轨道，从而导致“入园难、入园贵”。

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一直有兴学育才、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再加上年轻的“80后”“90后”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更加重视子女教育，所以他们追求优质教育，这是公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但国家财力与公共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使国家供给能力与人们美好生活愿望存在巨大反差。“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家长了解相关信息的渠道增加，也推动了社会对“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持续高度关注。种种现象致使“入园难、入园贵”变得更加敏感，且“入园难、入园贵”在一定范围内更加尖锐突出。

以上因素催生了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内的延伸，教育公平也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一种重要手段。“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和谐利益”^[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利益共享社会”^[3]，和谐利益旨在追求利益均衡和利益共享，“弱势群体的存在和经济利益的分化会引起人口流动失序，危害社会稳定”^[4]。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是幼儿公平获得受教育权的体现，也是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凸显，更是保障底线公平和公众平等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是国家精准扶贫的重要途径

S省财政厅、S省教育厅、S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S省扶贫移民局于2015年12月2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教育扶贫攻坚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C财教〔2015〕230 号），该文件指出：提高“四大片区”贫困县幼儿保教费减免比例。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将“四大片区”中除民族地区以外的其余34个贫困县的幼儿保教费减免面由 10% 提高至20%，减免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免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在园幼儿保教费。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于2016年12月16日联合出台了《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教发〔2016〕18 号），文件指出：确保建档立卡学龄前幼儿都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帮助农村贫困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育。

教育脱贫攻坚规划是国家脱贫攻坚规划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脱贫攻坚立足于教育自身的特点，助推精准脱贫，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一种政策工具和重要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资金、技术严重短缺，加之受国际环境影响，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思路，这种差异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三农”问题的出现。当前我国改革大多属于“帕累托改进”，对于每个人来说，改革受益程度是不同的。

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它取决于市场主体自身努力程度、竞争能力大小，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给公民个体造成巨大压力。而一些群体往往因诸多因素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为表达和追求利益的能力严重缺乏。尽管他们可能人数众多，但他们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出来。(www.daowen.com)

2016年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减贫行动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减贫所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减贫任务十分艰巨。一是数量多。截至 2015年年底，全国还有 14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832个贫困县、12.8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人口达 5575 万人，相当于中等人口规模国家的总人数。二是难度大。未脱贫人口大多贫困程度更深、自身发展能力较弱，脱贫攻坚成本更高、难度更大。三是时间紧。中国已提出从2016年起，平均每年要减贫 1000 万人以上。四是易返贫。不少贫困户稳定脱贫能力差，因灾、因病、因学、因婚、因房返贫情况时有发生，新的贫困人口还会出现。

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扶贫脱贫不仅局限于经济杠杆，简单输入一些项目、资金，更重要的是树立生活信心，消除贫困文化，阻断代际贫困。阻断代际贫困、消除贫困文化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教育，而教育的关键必须从幼儿抓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旨在通过经济杠杆保障幼儿入园机会均等，使幼儿逐步享受有质量的教育服务等，因此只有做好教育扶贫，尤其是教育精准扶贫，才能从根本上阻断代际贫困，逐渐消除贫困文化。

（三）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学前教育资源存量造成巨大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地大物博的生存优势，加上经济发展也亟须大批人力资本，所以当时人口处于自发生长阶段。人口无序增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缺乏构成巨大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带来的压力，198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自实行该政策至2012年，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2010年的人口总出生率为千分之九点五，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平均人口出生率相比下降率为千分之八点五。^[5] 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缓解就业压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均有重大意义。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一政策实行所带来的一些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实施，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多，小孩社会化问题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2＋1”的核心家庭模式使子女的家庭负担加重；加之传统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育选择，导致男女比例失调；独生子女遭遇意外事故，给家庭成员带来了精神上的打击和生活上的困难。2000年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于养老的各类开支急剧上升，社会养老压力加大；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生育观念的转变，小孩抚养成本、教育成本急剧攀升，自然生育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出生率一直偏低，人口老龄化加剧，青壮年劳力锐减，影响经济发展。为了解决人口结构失衡、劳力数量急剧下降、养老成本加大、降低失独家庭损失等社会问题，促进人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2011年，国家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2016年，“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学前教育资源存量本身短缺，尤其是优质学前教育资源严重缺乏，加之人口政策变动，我们既要面对眼前更加迫切的现实需求，又要注重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的科学制定和良性运行机制的合理设计。

（四）生活阅历的启迪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为何进入我的研究视野呢？一方面源于浓厚的兴趣。早年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后因某些原因遗憾错过。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很幸运地进入一所高校，倔强的个性驱使我圆“当年的梦”，一是始终坚信：童言无忌、天真可爱是人类早期淳朴善良本性的反映；二是从孩子身上能看到人类诸多美好的东西，兴趣促使我不断努力，总想早日跨入这一研究行列。也许是上帝的青睐、生活的恩典，2015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学前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专业的确立为我奠定了今后的学术方向，所以我时刻关注学前教育政策演变。

另一个与本人成长经历有关。我出生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父亲厚道、和善、知书达理；母亲虽然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非常幸运地被选为保健员培养对象，而后成为区医院的正式医生。当时家境十分惨淡：祖父、祖母、姑姑常年生病，身边无人照料；伯父英年早逝，伯母远走他乡，留下两个年幼的堂兄。为了照顾家庭，父母毅然辞去工作，回家务农。

后来，5 岁的我随姐姐一起上学，先是去一个幼儿班上学，当时仅有的学习用品是一支2 分钱的铅笔和一个5 分钱的作业本。由于没有书包，我就时常将这些握在手里。第一天接到我的是一位男老师，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刚开始学习时，我根本不知读书为何物，因年纪小，天天丢铅笔、作业本，还不时被几个高个子男同学欺负。一天中午放学，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刚准备下坡，就被同班一位高个子男同学猛力一推，然后便东倒西歪地滚到一户人家门前。门前刚好有一条臭水沟，当时衣服被地上的污水浸透，我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放声大哭，哭声吸引了不少路人。父母见状，便决定不再送我去幼儿园，让我直接读小学。为期两天的幼儿园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被父母安排在村小上一年级，与姐姐同班就读，便于照应。但早年这唯有两天的幼儿园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发誓要弥补当年的遗憾，希望更多的幼儿能够入园生活、学习，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