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先期移民刚踏上这片新大陆的时候，曾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豺狼虎豹的出没以及印第安人的威胁，为了生存和掠夺，使用暴力是殖民者采用的主要手段。尔后美国经历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如今仍然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战争与掠夺是最直接的暴力行为，必将对民族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暴力行为及其影响必然反映在美国不同时期的文化艺术作品中，这在小说及电影中反映比较明显。

美国早期小说中对暴力行为的描写，在布朗（Charles Brown）的作品中就有明显的表现，布朗笔下的人物要么在杀死他的妻子和孩子后显得兴奋无比，要么在一个受害者的尸体旁还试图强暴另一位女性。美国早期另一位重要作家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作品充满了逃亡、追杀和战争。在他的作品《皮袜子的故事》里，暴力是解决争端的重要手段，库柏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具有杀手特质又惯用暴力的英雄。到了19世纪初期，美国盛行的文学形式是传奇。当时许多传奇作家的作品都充满关于暴力的描写，其中最著名是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他的作品充满暴力、恐怖、谋杀，如在《黑猫》中，主人公把斧子砍进妻子的脑袋，而后把妻子的尸体封进了地窖的墙里。

在美国历史上，白人与非白人的对抗可谓司空见惯。殖民地早期，白人杀掉几个印第安人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可以设私刑随意处死非白人种。斯托夫人（Mrs.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以说是对白人奴隶主对黑人暴力行为的有力控诉。

在美国南方，对抗行为往往成为捍卫“荣誉”的手段，其尚武精神和暴力文化传统使南方的暴力现象较北方更甚。南方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是成功地将凶杀情节与阴森恐怖的气氛和侦探推理小说的手法结合起来的典范。在他的如《圣殿》《八月之光》等小说里都有关于对抗行为的描述。在《圣殿》中，小说主人公亲生经历了杀人的场面，自己也被强暴。在《八月之光》中，主人公杀死了他的情妇，随后自己也被抓，并被一伙白人私刑处死。南方的另一著名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er），她的小说专注于对抗和喜剧性，通过恶毒和施虐淫描写暴力的冷幽默。她在《慧血》中的小说主人公，先是用汽车压死了一个叫作假先知的人，后来用石灰弄瞎了自己的眼睛，在自己的鞋里放上碎石头和玻璃碴，用酷刑来折磨自己，最后落入沟渠，并被警察打死。在《好人难寻》中，三个逃犯毫无理由地杀死了巴利一家六口。

美国的战争小说，具有代表性的有反映南北战争的斯蒂芬·克莱恩之《红色英勇勋章》，反映“一战”时期的海明威之《永别了，武器》，反映“二战”时期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之《裸者与死者》。这些小说，一方面从人性角度反映了对战争的体悟，乃至对社会政治的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展示了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及无处不在的对抗行为。海明威的小说用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和意大利恶劣的天气展示人间的暴力和自然的惩罚。诺曼·梅勒的小说主要描写人身上兽性与悟性的冲突，展示非理性的对抗和男性的性疯狂，他将大规模的暴力个人化，将暴力置于扭曲了的人性之中。

美国的小说遵循求真写实的美学传统，对对抗行为多有血腥的情节描写和令人恐惧的心理刻画。有人说美国有崇尚暴力的文化传统，在小说中可见一斑。

与小说相比较，对抗性内容的情节与场面在电影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暴力、爱情、喜剧是电影艺术的基本叙事类型，也是电影艺术家始终青睐的三大主题。崇尚自由和创新的美国艺术家在电影的题材选择、表达方式、构成要素等方面较少受到限制，且受电影商业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导向，使对抗行为在美国的电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的“暴力美学”就先是在美国发端，在中国香港发展成熟，然后又回到美国得到发扬光大。对抗行为在美国的电影中广泛存在，但对抗作为一种叙事元素直接推动情节的发展，多发生在犯罪片、恐怖片、战争片和西部片中，形成所谓的暴力类型电影。(www.daowen.com)

电影中的对抗场景几乎是与电影媒介同步产生的，有着相当长的历史。美国早期的电影如埃德温·波特拍摄的《火车大劫案》就展示了打斗的全过程，并有将抢劫者从移动的火车上直接扔下的刺激镜头。而D.W.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中也有当众斩首和其他毛骨悚然的镜头。1930年，美国电影迫于国会及宗教人士的压力，通过了“海斯法典”，对电影中的暴力行为进行约束和限制。美国在30年代初时兴拍摄犯罪片，“海斯法典”首先对充满暴力行为的犯罪片开刀。如由茂文·李洛埃（Mervyn LeRoy）执导的《小恺撒》，因片中塑造了一个“冷酷无情、狂妄无知的杀人狂”里科，而遭到电检部门的大动剪刀。威廉·惠尔曼将《人民公敌》拍摄成了“有史以来最凶狠、最狂暴、最真实”的影片，同样受到电检部门一剪再剪的待遇。犯罪片中被禁演数月之久的是霍克斯·霍华德拍摄的《疤脸大盗》，这部极端残暴的里程碑式的电影一共展现了28次死亡，匪徒还首次使用了机关枪。“海斯法典”的限制迫使钟爱暴力的制片商将暴力的行使者由罪犯转移到警察和侦探身上，在《马耳他之鹰》《碧血金沙》等影片中，昔日扮演黑帮老大的演员变为强悍冷峻的特工与执法人员。

进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反传统、反理性、反现代主义的思潮。美国修改了“海斯法典”并推出了电影分级制，使美国电影中的色情与暴力内容日渐膨胀。

1967年，在阿瑟·佩恩（Arthur Penn）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中对抗性内容以新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它似乎重新设定了银幕的暴力标准，无论是雌雄大盗邦尼与克莱德在抢劫时的挥枪杀人，抑或是警察围剿时用机关枪将罪犯身体打成马蜂窝，无不被真实细致地表现出来，甚至许多对抗性场面成为经典，在后来的暴力电影中得以延续和发扬。一时间，仿效者纷至沓来，对抗元素充斥着各种类型的电影之中，从黑帮片《教父》三部曲、《美国往事》到恐怖片《精神病患者》、《德州电锯杀人狂》等影片，对抗无处不在。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美国暴力电影的代表作除了《邦尼和克莱德》外，还有萨姆·佩金帕（David Samuel Peckinpah）导演的《日落黄沙》、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发条橘子》、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导演的《出租车司机》。其中《邦尼和克莱德》里的反传统、非理性风格及黑色幽默、反讽手法，《日落黄沙》中升格夸张暴力及其浪漫化的手法，《发条橘子》的戏谑，《出租车司机》的写实主义等都为“暴力美学”成为一种风格类型作了有益的探索。《日落黄沙》曾被称为西部电影的里程碑、暴力美学的鼻祖。它将白热化的血腥枪战幻化成一幅幅曼妙写意的图画，优美而震撼的画面、大气凝重的配乐、凌厉快速的剪接都使得该片在电影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佩金帕的美学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包括吴宇森、昆丁·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在内的无数暴力大师。

对于70年代的美国而言，越战是一个最沉重的话题。这时以越战为题材反映战争暴力实质及其灾难影响的影片层出不穷。较为有影响的战争片除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和库布里克的《全金属外壳》外，还有《越战突击队》《猎鹿人》《杀戮之地》《野战排》等。其中在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导演的《野战排》等电影中，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灭绝一览无遗，血腥暴力在美军屠杀越南村民的场景中达到了顶点。此后，奥利弗·斯通又导演了由昆廷·塔伦蒂诺编剧的《天生杀人狂》。此片演出后背上了渲染与歌颂暴力的罪名，成为暴力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香港的动作片和武侠片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过美国动作片的启发，经过张彻、吴宇森、徐克等电影工作者的努力，形成了自己表现对抗性内容的美学风格，并反过来影响美国的表现对抗内容的电影。特别是随着吴宇森、徐克、林岭东及动作导演袁和平，演员成龙、洪金宝、李连杰、周润发、杨紫琼登陆好莱坞，中国特色的暴力美学电影风格开始在好莱坞电影中蔓延。吴宇森以《终极靶标》《断箭》《变脸》《碟中谍Ⅱ》《风语者》续写他的对抗性美学神话，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以其独特的东方文化底蕴征服了美国观众。袁和平在许多好莱坞影片中担任动作导演，如《黑客帝国》《霹雳娇娃》《杀死比尔》等，使这些影片具有浓郁的东方打斗风格。

与此同时，美国本土电影中的对抗性元素越来越普遍。其中较为突出的动作片有《生死时速》《盗火线》《职业特工队》等。科恩兄弟拍摄的《冰血暴》，片中处处充满血腥的对抗，却又显示出人性的悲悯和温暖，戏剧与恐怖、荒诞与暴力被他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可谓自成一派。当然，对此时的美国电影冲击力最大的当属号称暴力电影新任掌门人的昆廷·塔伦蒂诺，他声称其电影受到香港电影的影响。他担任编剧和导演的《水库狗》《低俗小说》《杀死比尔》等影片无不与暴力有关，且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会由于将对抗性内容过分渲染而备受争议。此外，昆廷·塔伦蒂诺的好友罗伯特·罗德里格兹（Robert Rodriguez）也是擅长表现对抗的好手，他的极具拉丁风味的“杀人”系列片，塑造了一个长发披肩、手提吉他的墨西哥帅哥枪手形象，并以爆裂刺激的枪战场面和风格化的动作设计，赢得了“南部来的吴宇森”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