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与电影等媒体得到迅速发展之后,这些媒体中展现出的对抗与争斗性内容曾引起人们的担忧。认为影视中的对抗性内容会使观看者产生情绪上的变化及获得暴力暗示,从而诱发现实暴力行为。20世纪60~90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围绕电视内容而“引发”的刑事诉讼案,说明了对媒体对抗性内容担忧的普遍性。由此引发媒体对抗性内容与现实暴力行为相关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因其关注的角度不同而分为社会学习理论研究、社会认知理论研究、催化模式理论研究与道德恐慌理论研究。
社会学习理论研究:现代的许多媒体影响理论都源自班杜拉(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该理论认为孩子有可能从他人身上学到攻击行为。在其著名的Bobo Doll(波波娃娃)玩偶试验中,他将一些孩子放置于一个房间中,并在房间中播放Bobo Doll被击打的视频。其后再将这些孩子引导到放有真正Bobo Doll的房间,看其是否模仿视频中的行为。这一试验的结果显示孩子会试图模仿他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行为。这一试验被不断的引用来证明青少年是有可能模仿媒体中的攻击行为。但是,这一试验也得到了不同领域的批评的声音。首先,从攻击Bobo Doll的行为上很难得出攻击人的动机。其次,孩子在试验中表现出来的模仿行为很有可能是对试验本身的好奇而非具有攻击性。在班杜拉随后的试验中(1965年),他发现如对视频中攻击Bobo Doll的成人模特表示赞赏时,儿童就更喜欢模仿攻击行为,如果儿童看到成人模特因攻击行为而受到惩罚或谴责时,他们的模仿就会少一些。这说明是对攻击行为的态度影响了儿童的行为,而不是攻击行为本身。
社会认知理论研究:社会认知理论是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发展起来的,但与其不同的是认为攻击行为是通过学习和攻击先兆暗示得到的。反应迟钝、觉醒、激发等现象也被引入后期社会认知理论中来。该理论认为,随着暴露于媒体中的暴力内容延续的时间越长,人体自身会产生一种生理与心理的调节机制,来使人适应媒体暴力环境。如在近来的一次研究中,两队被试大学生其中一队玩20分钟含有暴力因素的电视游戏,另一队则玩不含有暴力因素的电视游戏。之后又被同时要求观看10分钟真实暴力的影片。实验者观察到玩过对抗性游戏的被试群体受真实暴力影像影响较少,而没有玩过对抗性游戏的被试群体则受到的影响较大。[12]社会认知理论是较为可信的媒体暴力影响学说的理论,即便它一直存在着争议。(www.daowen.com)
催化模式理论研究:媒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的理论来自弗格森的催化模式理论。这一理论甚至被提议来作为暴力的病理学解释。“催化模型”理论因为其较新,还没有被深入的论证。这一理论认为,暴力是遗传与早期社会影响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果,尤其受早期家庭与社会因素的影响比较大。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媒体中的暴力因素对人的暴力行为的影响是微弱的。特殊的高压的环境容易“催化”出暴力行为,尤其是当对暴力的束缚条件减弱时。虽然这一理论的早期工作揭示了具有暴力因素的媒体对人的暴力行为具有较弱的影响,但如何有效证明其无关性仍是对这一理论的挑战。
道德恐慌理论研究:与媒介暴力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道德恐慌理论。大卫·冈特利特(David Gamtlett)于2007年提出此理论,认为对于新媒体的关注是一个历史的并且是循环的过程。[13]这一观点认为,社会通常会以一种固定的负面态度来对待新出现的媒体形式,对于那些较为保守的社会成员与较有权势的社会成员来说更是这样。学者的研究与政客的观点通常都支持业已存在的观点,而不是冷静地对待、评价新出现的媒体形式。最终这些保守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但在更新的媒介出现时它们又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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