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理学产生的早期，伽利略拒绝了之前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目的论对自然所做的解释，他不再研究物体运动的终极原因，而仅仅把运动本身作为分析的目标，从而避免了用定性和实体的术语来对运动进行描述，代之以严格的数学方法。为了解释运动的产生，笛卡儿设计出了“第一物质”以太，认为宇宙被这种具有广延性的连续物质所充满，正是在“以太”涡旋的作用下，物体相互接触碰撞形成各种不同的旋涡，并产生了圆周运动。开普勒在对行星椭圆运动的动力学解释的寻求中，提出了惯性质量的概念，使惯性质量作为物质的量的描述成为一个科学的概念。牛顿是以定义物质的量开始他的物理学体系的。如果说伽利略的运动学不需要质量这一概念，笛卡儿的质量等同于体积，而开普勒的惯性质量没有实现其普遍意义和系统，那么牛顿对质量的定义则真正实现了其科学意义及体系化。

“自牛顿以来，现代思想转而认为自然本质上是质量的王国，这些在确定的、可靠的力的影响下，按照数学定律在空间与时间中运动。”牛顿区分了相对的和绝对的、表观的和真实的、日常的和数学的时间与空间，并从绝对运动的证明中推出了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世界在这两个不可变化的实体背景中机械地运动。“时间与空间从上帝的偶然事故变成质量运动的纯粹的固定的几何度量……由于把上帝从存在中驱逐出去，在世界上留下来的一切精神的东西，便被关闭在分散的感觉中枢中。外在的庞大王国只是一部数学机器，是在绝对空间与绝对时间中运动的一个质量体系。按照这三个实体，这部数学机器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变化都能得到严格的最终的表述。”^[51]在空间和时间的本质被相继表述之后，物体的质量定义成了现代力学所必需的显著成就。

虽然牛顿物理学主要是采用数学的方法来处理力学与天文学问题，但在其思想中，经验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虽然他将物体设想为只是质量，但明确反对剥夺物体的一切属性，只保留其几何特性和惯性的做法。牛顿在其《原理》中写道：“物体的属性，凡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弱者，又为我们实验范围所及的一切物体所具有者，就应该被视为所有物体的普遍属性。”他所称之的“物体的普遍属性”指的是什么呢？牛顿接着写道：“整个物体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运动性和惯性来自其各个部分的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运动性和惯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一切物体的最小微粒也具有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运动性，并具有其固有的惯性，这是整个哲学的基础。”^[52]物体的普遍属性即广延性、坚硬性、不可入性、运动性，惯性为其固有的属性，并且一切物体含有“最小微粒”。可见，牛顿将原子（或粒子）论作为他的一切哲学的最终基础。

有了这一基础，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牛顿将密度作为基本的和逻辑上先于质量的概念并把质量定义为密度与体积的乘积。因为物质由固有的具有相同密度和大小的基本粒子组成，不同物体的密度因此正比于同等体积中的粒子数目，而物质的量即是所有粒子的集合或总和，那么，把物质的量定义为密度与体积的乘积就再自然不过了。只有抽去牛顿质量定义中的原子论基础，才能说他的质量与密度定义陷入了循环定义。纵观整个牛顿物理学的理论和实验的方法，粒子说或原子论都是它们最终的基础。牛顿式的粒子本体论是物理实在论的体现。

牛顿之后的两三百年中，物理学机械论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机械论自然观中，质量等同于物质。但是到了19世纪，物理学这个术语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1881年，约翰·伯恩在《近代物理系的概念和理论》一书中对当时物理学理论的框架给了新的定义：“物理科学，除了研究动力学的普遍定律并将这些定律应用于固体、液体、气体的相互作用系统之外，还包括那些所谓的不可称量因素的理论，亦即包括光、热、电和磁等等的理论；再者，所有这一切眼下都一并作为不同的运动形式来看待，亦即作为一样的基本能量却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加以对待。”19世纪的物理学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能量概念为包括光、热、电、磁及力的一切物理现象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统一的概念框架。能量概念的出现，使得在对物理理论的构建上更加注重定量的描述，以寻求数学规律并建立能量守恒定律为普遍目标。例如，由18世纪开始的拉格朗日和19世纪的哈密顿奠定的分析力学，其特点是以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对能量与功的分析代替牛顿力学对力与力矩的分析；分析力学是独立于牛顿力学的描述力学世界的体系，其基本原理同牛顿运动三定律之间可以互相推出。能量的转化与守恒定律作为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被确立起来，并获得广泛应用，解释了很多原子论尚不能解答的问题。由此，奥斯特瓦尔德认为，能量是比物质更基本的实体，甚至主张把物质的概念从科学中排除出去。这种物理学虽然在对各种物理现象的解释上仍沿用物质的原子这一概念，但已经不再关心原子和力的性质的假设，质量与力的概念一度被认为是多余的。

事实上，在物理学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数学也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19世纪20至50年代，一些数学家用相反的命题代替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第五共设而发展出一种新几何学。这种非欧几何的诞生标志着由变量数学时期转向纯粹数学。所谓纯粹数学是指单纯对数学形式结构进行内在研究而不涉及物理实在。^[53]这种数学与当时及后来的物理学变革结合起来，在哲学上产生了以彭加勒为代表的约定主义和由此发展而来的结构实在论。彭加勒的约定论是在对几何学问题上的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加以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认为几何学公理不是知识，而是约定。之后，彭加勒将对几何学的约定主义思想推广到力学，但由于认识到力学是一门数学演绎的科学而同时又是一门经验归纳的科学，彭加勒并没有把他的约定概念在物理学中彻底地贯彻。与彭加勒同样具有约定主义倾向的还有皮埃尔·迪昂。在他看来，“物理理论是一个抽象的系统，其目的是对一组实验定律进行逻辑上的概括和分类，而不要求解释这些定律”。实验只涉及感性表象，至于在此之外“是否存在不同于感性表象的物理实在”以及“这个实在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超出了物理学的范围，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同时“物理学的发展是一种符号的描绘，它在不断的改进中得到越来越大的综合性和统一性，而这个综合性和统一性的整体又给出了一幅越来越类似于实验事实整体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每个细节要是从整体中割裂开来或把它孤立起来，就会失去全部意义而不再代表任何东西了”，并且“物理理论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它所满意的路线，只要它避免任何逻辑矛盾”。^[54]据此，不管是选择质量和力作为初始概念的牛顿经典力学体系，还是选择虚功与虚位移作为初始概念来重新表述经典力学的分析力学体系，当且仅当其概念与理论在同一个体系中是合逻辑的并与实验事实是一致的，它就是有意义的。

之后的结构实在论进一步发展了约定主义思想，把数学上的约定当作是真的，并将之彻底贯彻到物理学，认为，“成功理论中的结构关系（经常直接用数学结构来表达，但也能用模型与类比来间接表达）应当被视为真的，不可观测实体的实在性被逐渐建构”，“在任何一种解释中，虽然结构关系在它们是可检验的这一意义上是实在的，但涉及结构关系的不可观测实体的概念总是具有一些约定的成分，而实体的实在性是在它们所涉及的越来越多的关系中构建或推导出来的。”^[55]依据结构实在论，所谓的“实在”不是指物质实体，而是关系或数学实在，物理实在本身不可观察，很难判断其实在性，但可以通过它们所涉及的结构关系实在（例如，拉格朗日方程）的确证或否证来间接地把握。

与结构主义重视数学的关系不同，对物质的本质持反实在论的还有操作主义思想。随着非欧几何在数学中的确立，康德的先验主义科学哲学受到广泛的批判，一种极端的经验主义开始出现，科学哲学家开始将抽象的科学理论奠定在后天的实验操作的基础之上。操作主义认为，科学概念与相应的操作同义，凡是不能与操作相联系，不能由操作定义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操作方法即是把对经验的描述分解为具有确定性的各种操作，以这些操作来确定和澄清我们在描述时所用的词或概念。马赫是现代物理学上最早的以操作方法来批判牛顿经典力学的人。他在1883年的《力学》中写道：“我们没有发现‘物质的量’表述适于解释和说明质量概念，因为这个表述本身不具有所要求的清晰性。”为此，他提出用经验的可观察的运动量的比值来定义质量概念，反对以形而上学上虚构的原子为前提，认为物质的量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不必要的，并且认为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也由于不具有可操作意义而应该被排除出物理学。这种对科学哲学的态度与当时正在日益发展起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辅相成。

可以说康德哲学是对牛顿经典科学的解读，约定主义是对新数学和新逻辑学的解读，操作主义则是对新物理学的解读。后二者共同的目的都是希望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实在论的本质主义从科学中剔除出去，不同之处在于约定主义强调数学和逻辑的构成功能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分析的方法，但它否认了物理概念本身的经验意义；操作主义则着重于对不同现象做具体经验的描述，从而缺乏对整体理论的普遍性说明。逻辑实证主义综合了这二者的优点，既在形式上做到逻辑自洽，又在内容上要求符合经验事实；既重视对科学结构的逻辑重建，又在这种知识的逻辑结构中突出了经验知识的基础地位。^[56]例如，卡尔纳普区分了理论术语和观察术语，认为质量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力学公理化体系中的一个理论术语，其含义由整体的理论派生而来，而不是由直接观察得来的，同时，理论的建构必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

19世纪，随着电磁学研究的一系列成功，电磁自然观逐步超越并替代了机械论自然观。虽然19世纪的物理学依然冠之为“经典的”，但显然已不再是“牛顿的”。在对质量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考夫曼通过实验确证电子的全部质量都是电磁质量；维恩认为一切物体都由正负电荷组成，惯性和引力都是电磁方程组的派生现象，不是第一性的要素；亚伯拉罕宣称电子的质量是纯电磁性的。在此之前，物理学家们大都坚持物理实体的实在概念，质量作为表示物质实在的最本质特征的概念一直被认为是固有的和不变的，而现在它成了只是一种现象。电磁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场论，使经典的以粒子论为基础的实体概念失去了所依。电磁自然观断言：电磁“以太”是宇宙唯一的、普遍的终极实在，荷电粒子只是它的变化形态。与粒子论相对立的经典场论观点起源于法拉第。根据法拉第的观点，充满空间的力线是实实在在的物理实在，能够变形、运动并产生阻力，具有比原子更大的实在性。^[57]场论观点否定了粒子论的超距作用，也否定了粒子的本体地位。

虽然如此，在处理“以太”与物质的关系的问题上依然存在不同的态度，但大致来讲经历了从机械以太场概念转向独立的、非机械的电磁场概念的过程。前者主要以英国物理学家为代表，认为作为普遍基质的“以太”是一种非物质介质，把物质看作是“以太”的一种结构，将电磁场设想为遵循牛顿定律的机械以太的一种状态，而非独立的客体；后者主要由欧陆物理学家发展而来，例如，洛伦兹，他摒弃了“以太”的机械性质，把电磁场作为独立于物质的一种物理实在，而不是物质或“以太”的一种状态，“以太”在这里只是电磁波转播的介质和绝对参考系；并认为力学系统是由带电粒子（电子）构成的物质和电磁场两部分组成，两者的关系是纯电磁的电子与场的相互作用关系。根据洛伦兹的观点，力学定律被视为普适的电磁定律的特殊情况，甚至物质体的惯性和质量，也必须由电磁术语来定义，而不能设想为恒定的。^[58]

前面提到，能量作为统一各种运动形式的一种量度，风行于19世纪后期，在经典物理向现代物理的过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狭义的牛顿力学（不包括热力学和电动力学）中，质量和能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能量主要局限于动能和势能，且它们之间没有确定的等量关系。严格说来，能量是一个非牛顿的概念，它的出现源于对不可称量流体性质的一种量度，电磁学亦是在能量的守恒和转化这一普遍观念的基础上通过统一电和磁现象发展而来的。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进一步完善了电磁场论。狭义相对论取消了绝对时空和光的传播介质（即以太）的概念，认为电磁场本身就是物质的一种形态，它的传播不需要介质。电磁场论及其本体论的转换使能量概念在对物质性质的描述上变得比质量更具有普遍性。他还从时空的运动学角度得出了与洛伦兹相同的质速关系，首次提出质能关系，将这两个表面不同的概念联系了起来。然而这个不同只是相对于经典物理而言的。在现代物理学中，物质实体既包括牛顿粒子论的实体，也包括场实体，以粒子论为基础的经典物质的基本特征由质量量度，场的基本特征由能量量度。也就是说，质量和能量都是对物质的量度，只是物质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它们的存在并不矛盾，质能关系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质量概念没有必要用能量来替代，因为既然它们都是对物质的量度，它们的基础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如果能量可以取代质量，那么反之亦然。我们认为，在对他们进行物理公式和数学计算时，在表示两者数量关系的时候，他们可以为了方便相互代替，但在对实验和日常现象做解释时，依然可以保留其科学实在的内涵。

物质既是粒子的也是场的，它们如何统一？我们可以从场本体论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问题。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纲领采取的是场的本体论，在其广义相对论中，“以太”、空间、真空、场是同一个物理实在。与粒子本体论立场的根本区别在于，场是一个连续的充实（plenum），从亚里士多德的“虚空不可能”到笛卡儿的“广延性”，直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太”，连续的充实的思想是一致的。1928—1929年，量子电动力学的产生，开创了基本相互作用的第二个研究纲领，即量子场论纲领。根据量子场论纲领，场（量子场）是第一性的实在，通过激发和退激，粒子（即场量子）在场中产生和湮灭，相互作用通过量子场来实现，量子场以局域耦合和场量子的传播为基础。相应于场本体论替代粒子本体论，应该用“生成论”替代“构成论”。以生成论的眼光，场是第一性的物质，粒子是派生的第二性的物质实体，是可生可灭的。^[59]粒子与场在场本体论中是统一的，由此，能量和质量的概念在场本体论中是一体的。

我们的观点是，在对世界进行描述时，既承认其物质的实在也承认其数学的实在，但在对世界的本体论描述上，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即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实在。进一步，体现在现代物理学中，场是第一性的物质实体。虽然这样区分，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发现，物质实在与数学实在在现代物理学中是辩证的统一体。

古希腊哲学在对世界基始的追问中，产生了从质的角度和从数的角度两个传统。前者以水本原、气本原与火本原等为代表，后者则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创立的。比较而言，用具体质的基始解释世界能够说明万物由何构成，但不能说明万物如何构成，即不能说明世界的结构；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以数为基始，认为一个事物可以缺乏质的规定性，但是却不能没有数的规定性，构成世界本原的不是那些可感的具有物理性质的东西，如水、气、火之类的，而是“数”，由点组成线，由线组成面，由面组成体，最后从体中产生出可感形体，产生出水、土、气、火四种元素。数本原体现了基始的抽象性特点，基始不是具体物质而是一种观念，并从这个观念上给出了世界由“以太”构成的结构特点，即点、线、面、体，然后由此结构中产生出可感的质。可以说现代科学哲学中的数学实在论或结构实在论来源于数本原说。

在基始或实在的意义上，质和数是相对的，世界可以在本体上是质的或者是数的，量作为联系它们的一个中介，其作用是借助于数来对质进行描述。

数作为非质的存在，在科学中主要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时间的单位是秒，空间用长度单位米表示。关于空间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纲领。一种是原子论的研究纲领，认为世界的本原就是“原子”（不可分割的粒子）加“虚空”（空无一物的空间），原子在虚空中做永恒的旋涡运动。第二种是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纲领，也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场论”纲领的，认为虚空不可能存在，宇宙充满着物质的连续体，连续的介质“以太”无处不在，它是不动的、被动的、永远静止的。笛卡儿兼有这两方面的因素而又以场论纲领为其终极纲领。^[60]牛顿的绝对空间属于第一种纲领。经典电磁学既有牛顿物理的特征，也具备了现代物理的某些因素，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借助电磁学过渡到现代物理学，电磁场中的“以太”作为科学中具有过渡性质的事物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必要的概念。让我们再次重申爱因斯坦的话，“依照广义相对论，空间已被赋予物理性质”。根据爱因斯坦的观点，“以太”、空间、场是同一个物理实在，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它起了三个不同的名称而已。

既然空间与物质是等同的，那么，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质量作为物质的一种量度，是否也可以取代长度用来量度空间呢？这在于质量这个对物质的量化标准是否在广义相对论的场论中依然有效。我们说，一克铁与一克棉花的质量相同，实际上是依据以原子论观点为基础的克的标准得出的结论，即以C12的原子量为标准。那么在场论中，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即使是能量的单位焦耳，也是通过热功当量以质量、长度和时间的单位得到的。也许质量这个概念在以场为本体的现代物理学中需要有一种新的内涵，这是一个需要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继续思考的问题。

到此为止，通过物质与时空的统一，我们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质与数的统一。关于上节提到的物质实在与数学实在（或结构实在或关系实在）的辩证统一的问题就很明显了。根据现代物理学，物质是结构的物质，结构是物质的结构。物质必须在结构中显现其性质，但并不是如结构实在论者所主张的是结构的派生或副现象；这正如人作为物理个体的存在是其基本的质的存在，而个体要被称为人，又必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存在。

综而观之，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给传统的质量概念带来了三个问题：一是质量的相对性问题，二是质量与能量的问题，三是关于质量的起源问题。其中前两个问题在现有的科学框架内已得到合理解释，后一个问题依然是当代基本粒子理论以及场理论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首先，在经典电子论中，由于电子的半径远小于能对其进行空间定位的康普顿波长，这表明经典电子论并不适合于描述电子的结构，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电子质量计算就失去了理论基础。其次，量子场论中的质量的发散困难从根本上说是由所谓的点粒子模型所引起的，尽管重整化方法能在数学计算和物理意义上给予其相当成熟的说明，但发散结果的存在从基本上消除了传统量子场论成为终极理论的可能性。总之，试图将质量完全归因于电磁相互作用的想法在量子场论中无法实现。

比起量子场论对质量的解释，广义相对论对质量概念的修正更加彻底。它不仅在物理实在的层次上放弃了传统的粒子本体论，而且也不把质量作为由场生成而来的第二性的粒子的性质；它彻底否定了绝对空间，把一个质量的存在作为其他所有质量存在的一个效果。但由于对变质量问题的追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的期望又转到基本粒子物理中。为了解决对称性自发破缺中的无质量标量粒子的问题，出现了希格斯机制结合杨-米尔斯规范理论对质量来源的解释。在标准模型中，基本粒子的质量来源于电弱统一理论中的规范对称性自发破缺。但是希格斯机制是作为与对称性破缺有关的特殊模型，其本身并没有实现对质量的真正还原。量子色动力学对π介子及质子和中子质量的计算得到赝戈德斯通粒子的质量约为核子质量的93%。这是至今为止在科学上给予质量的最佳答案。并且，这个回答仅限于在宇宙中只占4%的可见物质，那么其余更大的质量或能量密度又来自何处呢？是否答案要等到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实现最终的统一那一天才能得出呢？那么至少我们还有方向，又或者我们在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探索，因此始终没有发现终点。

在谈到现代物理学中质量概念的发展时，胡素辉、金尚年在《质量概念的发展》^[61]一文中指出：“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质量概念不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它作不同理解释不影响物理学的发展；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质量概念是决定物理学基本发展方向的要素之一，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将会促使物理学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无论如何，质量概念已经在其历史演变中转换了很多角色，虽然至今早已失去了其最初的本意，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对它的连贯的理解。在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发现中，微子振荡表明基本粒子理论依然是当前科学界解决关于物质本源问题的最有希望的理论。那么至少从目前来看，质量概念仍是决定物理学基本发展方向的要素之一，正确理解它的含义将会促进物理学未来的发展。

【注释】

[1]陈亚军.从分析哲学走向使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32.

[2]Hilary Putnam.What is Realism？［J］.Scientific Real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4，pp.140-141.

[3]Laudan.A Confutation of Convergent Realism［J］.Phil.Sci.48（33），Scientific Realism，p.231.

[4]江怡.西方哲学史：第八卷 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36-937.

[5]同上书，940-941.

[6]［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M］.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66.

[7]James Ladyman.What is Structural Realism［J］.Stud.Hist.Phil.Sci.29A（1998），p.420.转引《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266.

[8]R Harré，EH Madden.Causal Powers（Oxford：Blackwell，1975），p.183.转引《科学哲学的历史导论》266.

[9]［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90-691.

[10]D W Theobald.The Concept of Energy［M］.1966，p.184.

[11]Tianyu C.Representation or Constru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Field Theory［J］.in the Proceeding of the 20th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1998，pp.129-141.

[12]桂起权，沈健.物理学哲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43.

[13]桂起权，沈健.物理学哲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41-142.

[14]张卜天.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5.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 解释篇［M］.聂敏里，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6.

[16]张卜天.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7.

[17]同上书，57.

[18]张卜天.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8.

[1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2.(www.daowen.com)

[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3-104.

[21]张卜天.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0.

[22]［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59-60.

[23]［德］伊曼努尔·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7.

[24]［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59-60，69-70.

[25]［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75.

[26]［德］伊曼努尔·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7.

[27]［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80.

[28]同上书，81.

[29]［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82-83.

[30]同上书，84-85.

[31]［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86.

[32]同上书，190.

[33]［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5.

[34]［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7.

[35]［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5.

[36]同上书，239.

[37]［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6.

[38]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一卷第53条原理。转引自《时间概念史导论》，241.

[39]［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42.

[40]［法］笛卡儿.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67.

[41]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二卷第3条原理。转引自《时间概念史导论》，247.

[42]笛卡儿的《哲学原理》第二卷第64条原理。转引自《时间概念史导论》，249.

[43]［德］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50.

[44]［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

[45]同上书，142.

[46]［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90.

[47]［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75.

[48]［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1.

[49]［德］马丁·海德格尔.物的追问［M］.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82.

[50]同上书，184.

[51]［美］爱德文·阿瑟·伯特.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徐向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21.

[52]［英］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M］.赵振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47.

[53]［美］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册［M］.张理京，邓东皋，等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103.

[54]［法］皮埃尔·迪昂.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M］.孙小礼，李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3，269.

[55]［美］曹天予.20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M］.吴新忠，李宏芳，李继堂，译.桂起权，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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